读书 1979年-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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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周振甫：《关于的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3期。
⑥ 冯雪峰：《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38页。
陈江
鲁迅和章锡琛
赵景深先生在《鲁迅给我的指导、教育和支持》（《新文学史料》一，47页）里说：“我在海丰中学教了半年语文，就回到上海。当时章锡琛本来是在商务印书馆编《妇女杂志》的，据说商务为了该刊登了性知识，认为猥亵，批评了他，他就辞职出来，自己办了《新女性》，又开了开明书店。”赵先生的“据说”，想是听来的，有不够确切的地方，这里想补充一下。
五四运动后，在反封建礼教的呼声中，关于性道德问题引起了一些人的重视和讨论。一九二五年一月的《妇女杂志》上，周建人同志发表了《性道德之科学的标准》，章锡琛发表了《新性道德是什么》。主张一种摆脱封建礼教束缚的新的科学的性道德。这两篇文章发表后，北京大学教授陈百年（大齐）在三月十四日《现代评论》第一卷十四期上发表《一夫多妻的新护符》，抹煞周、章两文中主张“男女平等”、“不能把异性的一方作为自己的占有物”的积极方面，把两文曲解为“一夫多妻的新护符”。陈百年的文章发表以后，商务就不让章锡琛主编《妇女杂志》，把他调到国文部去。周、章两位写了《答》、《驳陈百年教授》两文，已经不能在《妇女杂志》上发表了，就把两文投到《现代评论》。《现代评论》把两文大加删节，排在《通讯栏》里，把题目改为《恋爱自由与一夫多妻》、《新性道德与多妻》，副标题是《答陈百年先生》。同时，在正文里发表了陈百年《答章周二先生论一夫多妻》。刊在五月九日《现代评论》第一卷二十二期上。周、章两位怕《现代评论》不登他们的文章，又另抄一份寄给鲁迅。鲁迅看到《现代评论》那样对待周、章两位的文章，就把两篇全文在五月十五日《莽原》周刊第四期上发表了，还在《编完写起》里说：“诚然，《妇女杂志》上再不见这一类文章了，想起来毛骨悚然，惊然于阶级很不同的两类人，在中国竟会联成一气。”鲁迅又说：“但待到看见印成的《现代评论》的时候，我却又决计将它登出来，因为比那挂在那边的尾巴上的一点详得多”。“可是我总觉得陈先生满口‘流弊流弊’，是论利害，不像论是非，莫明其妙。”（《集外集》）
章锡琛在国文部编《文史通义》选注。到一九二六年一月，用开明书店名义出版《新女性》。商务里有一个规定，商务里的职工不准在外搞有损于商务业务的事。商务要章或者停办《新女性》，或者离开商务。章因此决意离开，去创办开明书店了。
在写《编完写起》的十年以后，鲁迅对《编完写起》又写了案语，说：“《现代评论》是学者们的喉舌，经它一喝，章锡琛先生的确不久就失去《妇女杂志》的编辑的椅子，终于从商务印书馆走出，——但积久却做了开明书店的老板，反而获得予夺别人的椅子的威权，听说现在还在编辑所的大门口也站起了巡警，陈百年先生是经理考试去了。这真教人不胜今昔之感。”（《集外集拾遗》）在这里看到鲁迅的鲜明的爱憎感情。
振甫
《鲁迅小说插图集》
以中国的传统“绣像画”作底子，运用西洋技法，描绘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明天》、《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风波》、《故乡》、《阿Q正传》、《端午节》、《白光》、《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祝福》、《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肥皂》、《长明灯》、《示众》、《高老夫子》、《孤独者》、《伤逝》、《弟兄》、《离婚》、《采薇》、《铸剑》、《出关》、《非攻》中的人物，共四十二图。外鲁迅造像二图。
作者范曾，北京荣宝斋出版。时在一九七八年。定价八角五分。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琐谈
差不多二十三年前的一篇习作《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发表时题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收入1956年《短篇小说选》时恢复了原稿的这个名称，即将出版的建国以来的短篇小说选中，所收也是后一个版本），最近被宣布“落实政策”了。这里，我暂不想谈小说的短长、作者的感想，只想说明几个曾被误解的情况。
影射
1957年初，有一篇批评文章写道：“作品的影射，还不止于此……”，当时，有一些朋友读后对影射二字颇表愤慨。但我一点也没愤慨，原因是——说来惭愧，我当时还不懂得什么叫影射，嗅不出这两个字后面的血腥气味。我的小说就是写了缺陷、阴暗面，而且是写的一级党委的组织部门，大胆直书，百无禁忌，影射于我，何用之有？按，影射的目的无非是遮掩，影射的规律则是借古讽今，以远喻近，说自然现象而实指政治生活；却不会是相反。“帮犬”诬画三虎是为林彪翻案，瘦骆驼是攻击国民经济；却不会反过来指责哪一篇谈林彪的文章是有意与北京动物园里的小老虎过不去。那么，五十年代的中共××区委员会又能是影射什么呢？难道是影射唐宋官府？语近梦呓了。作者自幼受到党的教育，视党为亲娘，孩子在亲娘面前容易放肆，也不妨给以教训，但孩子不会动心眼来影射母亲。
说实话，当时不足二十二岁的作者要真知道影射和陷人影射之类的把戏，提高点警惕，倒说不定好一些：含蓄一些，周密一些，分寸感强一些，辫子和空子少留一些。例如，全篇除一处提到《北京日报》以外再无一处提到过故事发生在北京，而仅仅为了北京有没有官僚主义就引起了那么多指责，以至惊动了毛泽东同志他老人家讲话，才得以平息（暂时平息了）。如果作者成熟一点，本来完全不必提北京，并从而可以少找许多麻烦的。
不知道解放以后陷人影射之说是否从那篇文章开始的，反正影射这个概念既超出了文艺批评的范畴，也突破了法学的范畴，陷人影射不需要证据和逻辑，自我辩护未曾影射也无法剖胸献心。桃峰就是桃园，三虎就是林彪，作这种判断的人比陆峥嵘都不如，陆峥嵘总还手提着一个（哪怕是假的）“忠诚探测器”，还要探测一下的嘛。
比喻
小说中的人物赵慧文有一处提到洋槐花，说这花“比桃李浓馥，比牡丹清雅”。一位前辈分析说，作品用牡丹比喻党政领导干部，用桃李比喻芸芸众生，而赵慧文自诩清高，自我比附为小白花。
看了这个分析我深深为这位前辈的思想的深邃与敏锐、想象力的丰富与奇妙而赞叹。而且，我也觉得这种分析并非凭空得来。确实，小说中的林震、赵慧文就是有某种清高思想，他们实该在群众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改造世界观，逐步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但我也惭愧，因为我写花时只不过信手拈来，写那时的季节，写赵慧文的女性的细心，写“感情的波流”，总之，我写的是花，没有将花比君子，没有微言大义。形象思维有自己的规律，形象思维不是图解，如果认为描写花鸟虫鱼、风霜雨露、山水沟坎都在比喻什么，请试试看，写出来会是什么虚伪造作的货色！读者和批评家可能从作品的形象中得到某种启示、联想和引申，然而，这只能是读者和批评家在“兴”，却不是作者在“比”。顺便说一句，比兴经常连用，但比兴是颇为有别的。视兴为比，难免失诸胶柱鼓瑟。
与此类似，有人说刘世吾的谐音是刘事务，可见作者视刘世吾为事务主义者。这对于作者也无异于说梦。作者当时根本不懂得用谐音来帮助自己的人物亮相，如先进人物姓洪、坏蛋姓刁之类。这篇小说里人物的名称是这样起的：作者有一批老战友，作者取他们的名字，改换了姓氏，乱点鸳鸯谱，便成了小说人物的姓名。作者在这里和他的老友们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就那么回事。
还有人问，雨夜吃馄钝一节为何写到一个小女孩进饭铺避雨；听意大利随想曲一节为何要写音乐节目后是剧场实况；是废笔吗？败笔吗？别有奥妙吗？答：都不是。写避雨才有雨意，写广播剧场实况才有周末感。作品是写生活；生活的画面和音响就是如此。
查究
小说一发表，引起了许多好同志的不安。他写的是谁？他对哪个领导不满？他写的是哪个区委组织部？他要干什么？谁向他透露了组织部的情况？难道××同志或××区委是这样的吗？舆论如此之强烈，直接影响了作者与他的一些老同志、老上级、老战友的关系。
甚至一位对小说倍加赞扬的读者也著文断言，林震显然是作者的化身。
还有一位同志自称是林震的模特儿，并因而遭受了批判。
呜呼！
小说来自生活，它有生活的影子，有生活的气息，但它不是生活的复制。面包来自小麦，小麦来自泥土，但三者互有质的差别；当人们为一块面包是否烤得好而忧虑、而争执的时候，大可不必组织土壤学家去考察麦地。而写小说的人只要不是一个卑劣的恶棍，总不会利用小说攻击某个人、某个单位；同时我们也可以相信，企图挟嫌泄愤的恶棍一般不会写出什么象样的小说来吧？文艺创作和刀笔词讼，毕竟是“隔行”，所以“如隔山”。
如果你感到小说中的某人某事象生活中的某人某事，这也只是象其一点而已；我们可以从作品中得到共鸣、得到启示，也可以对小说有所不满足，有所批评或者反对，但不要按照新闻报道来要求小说吧，要相信小说是虚构，虚构就不是真人真事。否则，这不但会给作者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也影响百花的盛开。造成“余悸”的不仅有坏人的棍子，也还有好同志的误解。
附注：作者手边既无小说也无当年的评论文字，这篇小文纯系按记忆所写，错讹难免，望读者指正。
七九年元月三日
王蒙
《一八艺社五十周年纪念画册》
“一八艺社”在民国十八年（1929）成立于杭州，故称“一八”。后于上海参加“左翼美术家联盟”。一九三一年“一八艺社”在上海举办习作展览会时，鲁迅写过一篇《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积极赞助。同年夏，鲁迅邀内山完造之弟内山嘉吉举办木刻讲习会，艺社有不少社员参加，对我国新兴木刻运动起了很大作用。
人民美术出版社前曾邀原艺社在京老社员江丰、艾青、李可染等研究出版纪念画册的计划。听说这本纪念画册的内容，将包括序文、作品、鲁迅文章和文字史料等四个部分，预定于一九七九年出版。
在汽笛的长鸣声中
《艾青诗选》自序
一
“我们找你找了二十年，我们等你等了二十年……”
“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不知你怎么样了，我总是想：大概死了……”
上面引的都是读者来信中的话，这样的话几乎每封信里都有。这是今年四月底，我发表了第一首诗之后，读者对我的关切。
“作家没有作品，或者没有发表作品，等于不存在……”
不存在等于死亡，而我并没有死亡。
多少年来，林彪、“四人帮”总想禁锢歌声，他们把不属于自己帮派体系的作品全都列为禁书束之高阁。
但是，只要歌声是属于人民的，人民就会保护歌声。
“为了买你的诗集，我曾跑遍很多地方也没有买到……”
“我们到处找你的诗集，找到了就互相传抄，抄好了就东藏西藏……”
“为了保存你的诗集，我用塑料布裹起来，藏在米缸里……”
“唐山地震之后，我在柜子底下找到你的诗集……”
最近一个朋友给我看了四十二年前出版的《大堰河》，并且要我签名作为纪念。
我在那本书的扉页上写了一首“诗”：
好象一个孤儿
失落在人间
经历了多少烽火硝烟
经历了多少折磨和苦难
相隔了四十多年
终于重新相见——
身上粘满斑斑点点
却保持了完好的容颜——
可真不简单！
开滦煤矿的一个工人来信说：
“我不懂诗，我是一个生在农村的人，看到你的诗会勾起我回忆童年时代的农村和可怜我童年时代的农村……为什么诗的魅力这么大呢？……我只知我这个普通工人经常怀念你，经常关心你！……只要你收到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