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1979年-第1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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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怪樽前无一语，半生半熟不相谙。”郑燮诗：“千家养女都教曲，十里栽花当种田。”这些诗比起那些下流的作品来，不知高到哪里去了。但比之《瑞云》、《细侯》，则谓为全无心肝，也不为过。
中国小说戏剧，对于娼妓，多同情其遭际，歌颂其美德，而极少视为淫贱，加以谴责的，如《李娃传》、《桃花扇》、《玉堂春》、《青楼梦》、海上花》等等。但写娼妓人格高大者，莫如《二刻拍案惊奇》的严蕊，宁受朱熹的酷刑几死，不招认唐仲友与之有私，使朱熹陷唐之计不逞，故书中称之为侠女。与《瑞云》篇可谓殊途同美。《红楼梦》写高洁的妙玉，被强盗轮奸后卖给妓院，读之既愤且恨，无可奈何，惜未遇《瑞云》篇中之和生也。
五，《云萝公主》：“……主坐次，使婢伏坐下，以背受足。左足踏地，则更一婢右伏。又两小环（丫环）夹侍之。……因使生蓄婢媪，别居南院，炊纺织，以作生计。北院并无烟火，惟棋抨酒具而已。……一日曰：‘妾质单弱，不任生产，婢子樊英颇健，可使代之。’乃脱衷服衣英，闭诸室。少顷，闻儿啼声。启扉视之，男也。”
这里说了三件事：一，一个公主坐一下，脚下要踏两个婢女，腋下要夹两个婢女，做别的事的婢女不算，四个婢女一天换一次班，就得八个，换两次就得十二个。《红楼梦》里有名字的奴婢一百五十个，这就是说，一个主子至少平均要十来个奴婢伺候。二，主子不从事生产，奴婢从事生产。生产的奴婢在另一个院里住着，不从事生产的主子住在正院及好房子里。三，主妇和主人享受夫妇的快乐，怀了孕要婢女替她生。
先说第一件。鲁迅说，礼教是吃人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是人肉的筵席（《狂人日记》，《灯下随笔》，《春末闲谈》）。他说的深刻沉重极了。这是思想家的说法，不是文学家的说法，因为没有形象。如果要形象化，不必真说吃人，只说脚下要踏几个婢女，腋下要夹婢女就行了。这是吃人的较文雅的说法。
再说第二件。《资本论》引述亚里士多德告诉人做奴隶主的方法，自己要懂得某种操作，教会奴隶那样操作，让奴隶劳动，而自己到别处去考虑哲学或其他的问题。这里说的正是如此。
至于第三点，什么书上也没有谈过，只有谈神仙、妖异的书上才有。
总的来说，这是奴隶主的思想，是奴役别人的思想，只对于奴隶主有好处的思想。《聊斋志异》暴露了这种思想，道出了历史上奴隶主心里的话，灵魂里的话。不管作者本人是赞成或反对，这种暴露是可贵的。
鲁迅说，中国的历史只有两个时期，一是做稳了奴隶时期，二是想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期。我觉得中国历史上的思想，也只有两种：奴隶思想和奴隶主的思想。孔老二的论语说：“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君命召，不俟驾行矣”。杜甫诗：“不闻殷周兴，中自诛褒妲”，和白居易的《长恨歌》，都是美化马嵬坡事件的。六七十岁的老头霸占一个二十几岁的姑娘做小老婆，危急的时候又用这个姑娘做替死羔羊。一个把这个老家伙说成是圣明天子，一个则说他是情种。这些都是奴隶思想。秦二世说“有天下而不恣睢，是以天下为桎梏也”；齐景公登山玩景，乐极生悲，感人生之无常；王羲之《兰亭序》、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苏轼《赤壁赋》，都是感人生短促，想在世上长生不老。和上引的《云萝公主》里的那些话，都是奴隶主思想。这两种思想是在奴隶社会形成的，或多或少地、或异或同地渗入到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各种人的思想里。这里就不详谈了。
以上所举，其思想性都不出民主思想的范围。在五四时代甚至以前，就该有人看出写出，但未见有人谈到。我虽然在十几年前就谈到一部份，但距五四时代已差不多半个世纪。至于现在继续来谈，就更晚了。一面写，一面不免以自己的落后为羞。
聂绀弩
蒲松龄与王士祯
《聊斋志异》是一部脍炙人口的好书，虽然其中的糟粕俯拾可得，但毕竟瑕不掩瑜，它那判然分辨美丑的光辉，鼓舞人们上进的精义，还是跃然纸上的。因而人们对作者蒲松龄也就大加推重，以至于达到溢美失实的程度，这是不应该的。我们讲究实事求是，就应还作者以本来面目。为了要透彻地认识作者的行为思想的本质，除了正面研究他的一生的活动外，也可以从他的交游人物中去探求，语云：“欲察其人，先观其友”，就是这个意思。本文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来探讨蒲松龄的朋友关系中的一个，希望能得到蒲松龄的思想活动的一个侧影，从而也可以帮助探求《聊斋志异》的精华与糟粕的源头，予以恰当的评断。
蒲松龄生前虽有许多世情应酬，可是交游并不算广。知心朋友倒有几个，王士祯（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就是其中的一个。可是真能知道他俩的交情的人并不多。而不深知的人，却偏又喜欢把偶然听来的一点不甚了然的琐事，加以渲染附会，当作掌故张扬出去，而厚诬其人的后果，却没有人理会。如《三借庐笔谈》卷十记载说：
蒲留仙先生《聊斋志异》，用笔精简，寓意处全无迹相，盖脱胎于诸子，非仅抗手于左史龙门也。……王阮亭闻其名，特访之，避不见。三访皆然。先生尝曰：“此人虽风雅，终有贵家气，田夫不惯作缘也。”其高致如此。既而渔洋欲以三千金售其稿代刊之，执不可；又托人数请，先生鉴其诚，令急
足持稿往，阮亭一夜读竟，略加数评，使者仍持归。时人服
先生之高品，为落落难合云。
这条记载，疏漏甚多：既是三访都不见，并嫌他有贵家气，怎么又能在“托人数请”之后，把连卖都不肯卖的稿子，又派人送了去呢？既送了去，王士祯反而用一个夜晚读完全稿，略加几条评语，又叫来人带了回去，是退稿？还是没有讲妥价钱？为什么蒲松龄先踞而后恭，对这位三访而避不见的人物题在原稿上的评语，没有一点受辱的表示，反说时人服蒲氏人品之高，这话又是从何说起呢？真是矛盾重重，而《新世说》的作者对此也毫不审辨地就信手转贩，列入卷六中：
……王阮亭闻其名而访之，避不见，曰：“此人虽风雅，终有贵家气，田夫不惯作缘也。”
这是一面推重王士祯的风雅，一面又用王士祯的风雅烘托蒲松龄的高洁，真可谓一笔写尽二贤。然而这段记载是错误的。象这类的无稽传说，出自不同人的手笔，内容也大相径庭。如《桐阴清话》卷一记载说：
国朝小说家谈狐说鬼之书，以淄川蒲留仙（松龄）《聊斋志异》为第一。闻其书初成，就正于王渔洋，王欲以百千市其稿，蒲坚不与，因加评骘而还之。……
《新世记》卷二中也有同类的记载：
蒲留仙研精训典，究心古学，目击清初乱离时事，思欲假借狐鬼纂一书，以抒孤愤而谂识者。历二十年，遂成《聊斋志异》十六卷。就正于王阮亭，王欲以重金易其稿，公不肯，因加评语以还之。……
这里所记的，一反王士祯“闻其名而访之”的事，而成了蒲松龄虚怀谦恭地去就正于王士祯，竟引起了王士祯的贪欲，以财势凌人，想收买原稿，所记人品风度，顿非前人，真把人弄糊涂了。其实这后面的两则记载，也不过是抄袭前人的遗说罢了。知不足斋本《聊斋志异·例言》中说：
先生毕殚精力，始成是书。初就正于渔洋，渔洋欲以百千市其稿，先生坚不与，因加评骘而还之。今刻以问世，并附渔洋评语，先生有知，可无仲翔没世之恨矣。
金坛王氏分类选刊本《聊斋志异》中的宋允睿的跋文中也说：
《聊斋志异》为淄川蒲柳泉先生所著。闻书初成，即有以千金购之者，柳泉弗受也。……
这种传说，在没有刻本以前，还没有人记载过。鲁迅先生曾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又相传渔洋山人（王士祯）激赏其书，欲市之不得，故声明益振，竞相传钞”。就是指这样的传说而言。可是这种传说，并不足为据，早有人表示过怀疑。如《冷庐杂识》卷六中说：
蒲氏松龄《聊斋志异》流播海内，几于家有其书。相传渔洋山人爱重此书，欲以五百金购之不能得。此说不足信。蒲氏书固雅令，然其描绘狐鬼，多属寓言，荒幻浮华，奚裨后学！视渔洋所著《香祖笔记》、《居易录》等书，足以扶翼风雅，增益见闻者，体裁迥殊，而谓渔洋乃欲假以传耶？
这是从文章立意和风格上的不同，怀疑上述传说的。直到鲁迅先生纂集《小说旧闻钞》时，才直指出说：“案：王渔洋欲市《聊斋志异》稿及蒲留仙强执路人使说异闻二事，最为无稽，而世人偏艳传之，可异也。……”为什么说它是最为无稽呢？此中颇有缘故。
蒲松龄自十九岁考中秀才之后，就陷进科举的魔窟中去了，直到七十一岁得举岁贡，才算罢手。这也是他锐意功名仕进的一个铁证。在康熙八年（公元一六六九年）他的同乡孙蕙（树百）任江苏宝应县知县，翌年特聘蒲松龄去作书启师爷，蒲松龄就在这一年（康熙九年。公元一六七○年）应聘去了。这时他已三十一岁。明年三月，孙蕙调任高邮，蒲松龄也同他到了高邮。两人在衙署中公退之暇，时相倡和，存有《倡和集》四卷。①有一日，孙蕙问蒲松龄：“你可仿得那一位古人？”蒲松龄作诗回答说：
重门洞豁见中藏，意气轩轩更发扬，
他日勋名上麟阁，风规雅似郭汾阳。
请看，这又是他致志名卿将相，建功家国的另一铁证。蒲松龄直要追比郭汾阳，那能不热衷功名，不望富贵呢！当然也就不嫌有贵家气，也不惯与田夫作缘了。有这样的襟怀抱负而不愿与王士祯交往，是不可能的。况且蒲松龄交结的朋友中，颇不乏权贵人物，又何独多嫌王士祯一人呢！
康熙十年，蒲松龄辞别孙蕙回到家乡，明年，应本县西铺毕际有（载绩）之聘作家塾先生，这是不得已的事。他教家塾的大目的，固然是为了糊口，但也为了借教学可以温习旧业，为下一场乡试作好准备，一举两得，况非丑事，所以他干的也很踏实。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结识了王士祯。因为毕际有妻王夫人，是王士祯的从姑母。王夫人晚年时，王士祯曾多次去问候她。毕家和王家虽然一在淄川，一在新城（今桓台），却是邻县，两家居处，相距仅四十余里；在此以前，就有姻戚关系，现在亲上作亲，过从更密，所以蒲松龄在这里与王士祯相识，自是很自然的事。
蒲松龄旅居江苏宝应、高邮两县及在南游往返途中，不仅搜集了许多故事的素材，为以后写《聊斋志异》充实了篇幅，并且沿途随感兴所至，也写下了许多的诗，后来他把这些诗汇为一册，定名《南游草》，共收诗七十九首。及至与王士祯结识后，曾将此《南游草》拿出来向王士祯请教。他在给王士祯的信中很谦卑地写道：
松留心风雅虽已有年，然东涂西抹，其实无所师授。少苦鲍谢诸诗诘屈不能成诵，故于五古一道尤为粗浅。近妄拟古作，寄求指南，冀不吝数笔之涂，亦犹在夷貊则进之耳。（《聊斋文集：与阮亭司寇书二》）
为什么蒲松龄这样谦恭地对待王士祯呢？一则是王士祯长蒲松龄六岁，二则是王士祯自考中进士之后，一路顺风，青云得意，并在当时诗坛上独标神韵，被誉为一代诗宗，又好以奖引人物自矜，所以蒲松龄很希望通过王士祯的关系露一露头角。他请王士祯评阅《南游草》，还只是一个开始。王士祯披阅了这册诗稿，也毫不苟且地、认真地作了评语，如评《宿王家营》说“近古”，评《寄家二首》说“二作可谓毫发无遗憾矣”，评《挽淮阳道》说“起语陡健”，“苍老几近少陵矣”，评《为友写梦八十韵》说“缠绵艳丽，如登临春结绮，非复人间闺闼”等（以上具见钞本《南游草》）。不仅此也，以后蒲松龄还曾拿出他的文章请王士祯评阅，王士祯也写了些评语，如评《清韵居记》说“得《离骚》之神”，评《蜗庐记》说“一粟米现大千世界，真化工之笔”，评《上孙给谏书》说“写恶官势焰，摘心剜胆，令此辈无可躲闪。至词气古茂，是两汉手笔”，评《祭蜚虫文》说“竟是一篇驱鳄鱼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