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1979年-第1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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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现有的史料，1935年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曾先后译载了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六篇。它们是：《无神者之弥撒》（《La Messe de L’Athée》）、《一件恐怖时代之轶事》（《Une ＇Episode Sous la Terreur》）〔这两篇系徐霞村译〕、《不可知的杰作》（《Lechef d’Oeuvre Inconnu》）、《信使》（《Le Message》）、《再会》（《Adieu》）和《柘榴园》（《Le Grenadiére》，这四篇系穆木天译）。
《世界文库》第8卷还刊载了穆木天翻译的巴尔扎克所写《总序》。这可能是中国读者第一次读到的巴尔扎克给他的作品写的一篇序文。此外，《世界文库》还先后发表了巴尔扎克的画相三幅、逝世后的遗容一帧、漫画像一幅、巴尔扎克半身塑像的照片一幅和《不可知的杰作》的插画一幅。为了使中国读者更多地知道和熟悉这位伟大的法国现实主义作家，《世界文库》是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的。
1936年6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印行的《巴尔扎克短篇小说》（全一册，蒋怀青译），可算当时介绍给我国读者的一本较为丰实的巴尔扎克作品集。这个集子共收入了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八篇，除上面提到的《红色旅馆》和《基督在法兰德斯》外，其余各篇是：《荒野情爱》（《Une Passion dans le Désert》，一译《沙漠里的爱情》）、《法西诺·加拿》（《Facino Cane》）、《在恐怖时代》（《Une ＇Episode Sous la Terreur》）、《大白莱德克》（《La Grande Bretêche》）、《格莱纳蒂尔》（即《柘榴园》）和《海滨的一悲剧》（《Un Drama au Bord de la Mer》）。王任叔的《关于巴尔扎克》一文，就是应译者之请专为此书写的一篇前言，故放在卷首。卷末附有译者编辑的《巴尔扎克重要作品目录》，开列了巴尔扎克长篇小说十种，短篇三十一种，同时还介绍了《人间喜剧》六个“场景”的中外文名称。
王任叔的文章对巴尔扎克的生世和写作生活的艰苦情状，叙述颇详。文章里有一段对《人间喜剧》的总评，很有见地，兹摘录于次：
《人间喜剧》……从横面看来，是十九世纪法国全土的Panorama〔按：即“全景”之意〕。从纵面的看，是那时期的政治经济史，极详细的风俗史，思潮史。论年代，则为自大革命直后至二月革命直前——这五十余年之活历史。大革命后王党的暴动，帝政时代秘密警察的活跃，波尔滂〔今译为波旁王朝〕王家的归还，王政复古时代的贵族社会，金钱权力渐渐增高，集纳主义的跋扈，以及其他酿成二月革命的一切事象，都在此描画殆尽。从阶级的见地看，则勃兴布尔乔亚之旺盛的奋斗力，与贵族阶级传统之没落，以及普罗利太利亚〔按：即“无产阶级”一词的法文的音译〕未来的任务的豫言，也都在此有所描写。在有如此纵横累叠的骨格的《人间喜剧》里，实有二千余人物，散在于巴黎之横街，布尔谷尼的山奥，鲁尔之河畔。上自拿破仑，下至乡间乞食女，这些显示一切阶级与身分的人物，或泣或笑，或叫或嗫，熙熙攘攘，尽皆往来于这不可思议的世界中。这就是《人间喜剧》之名得与《神曲》并举的原因。
就现在见到的资料，在抗日战争之前介绍到中国来的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只有穆木天翻译的《欧贞尼·葛郎代》〔按：即《欧也妮·葛朗台》〕。此译本为中法文化出版委员会编，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书末附有《巴尔扎克年表》一篇。
在上述期间，虽然巴尔扎克的作品译介的不多，但论述巴尔扎克的译作则相当丰富，重要的有：《巴尔扎克论》，西蒙作，丽尼（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迫害致死）译，载1927年5月25日出版的《国际译报》第6卷第6期；还有另外一篇《巴尔扎克论》，圣·薄孚〔现译圣·佩甫〕作，宋尧译，连载于1929年9月16、17、19、22日北平《华北日报》副刊；该报1930年3月3、5、6、8、9、10日副刊还先后连载了法概写的《巴尔扎克的生平》及《巴尔扎克的思想》两篇文章，李长山译；《谈巴尔扎克》，法郎士作，宋尧译，连载于1930年10月13、15两日上述日报副刊；《论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这是英国波奈杰尔给英译本《巴尔扎克短篇小说集》写的一篇序文，白宁翻译，连载于1930年11月28、29日上述日报的副刊。又，1930年水沫书店出版的《唯物史观的文学论》一书的第二部分第一章第二节，以《浪漫主义革命和巴尔若克〔按：即巴尔扎克〕》为题，对巴尔扎克作了专门的评介。此书的作者是波兰著名作家显克维支，戴望舒翻译。此外，《文学季刊》第4期还刊有谭纲著李辰冬译的一篇长文《巴尔扎克》。全文共六节，各节的小标题是：《巴尔扎克的生活与性格》、《巴尔扎克的精神》、《巴尔扎克的风格》、《巴尔扎克的世界》、《巴尔扎克的重要人物》和《巴尔扎克的哲学》。
关于国人撰写的介绍巴尔扎克的文章及研究著作，较早的有佩蘅作的《巴尔扎克底作风》一文，刊于1924年4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5卷号外《法国文学研究》。1930年世界书局出版的方璧著《西洋文学通论》（第七章）、1934年中华书局印行的李璜编《法国文学史》（第二卷第九章第三节）和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夏炎德著《法兰西文学史》（第三十一章）都有关于巴尔扎克的专论。此外，在当时的报刊上还可以见到一些介绍和评论巴尔扎克的文章，如李万居的《写实健将巴尔扎克传略》（载《现代学生》第2卷第5期）和杜微发表在1934年5月《春光》杂志第1卷上的《论巴尔扎克》等。
抗日战争时期翻译出版的巴尔扎克作品，现在见到的有1938年长沙商务印书馆印制的黎烈文译的《乡下医生》，这可能是继穆木天译的《欧贞妮·葛郎代》之后，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巴尔扎克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两年后，即在1940年，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穆木天翻译的《从妹贝德》（上下两册，按：即《贝姨》，1947年还再版一次）。此书仍为中法文化出版委员会编。短篇小说方面，有诸候译的《伪装的爱情》一篇，据译者云：这个短篇最先在1941年连载于上海《西洋文学》月刊，1943年在重庆出版过单行本。解放后译者交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再版印行时（1956年），将书名改为《假面具中的爱情》。此外，云海出版社在1945年曾出版罗塞译的《戴依夫人》，共收四个短篇，即：《戴依夫人》、《约安先生》、《恐怖时代》和《基督在福兰达斯》。
1945年5月，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初版印制了陈原翻译的两卷《巴尔扎克讽刺小说集》，共收小说二十篇。巴尔扎克的讽刺小说大都是他早期的作品，浪漫主义的色彩较浓。巴尔扎克的这类作品，为数不少，但却不甚受人注意。倘就对法国社会的腐败现象的揭露而论，有的则相当尖锐，例如收在集子（下卷）里的《狐狸精》（《Le Succube》）一篇，就把教会的黑暗写得淋漓尽致。陈原在《译者序言》里说，这二十篇讽刺小说是他在1944年8—9月，即国统区湘桂大撤退的前夕，桂林已经告急的紧张时刻整理出来的。从那时以来，已经过去了三十五年。这两卷《巴尔扎克讽刺小说集》未见重印过，因而也就成为国内硕果仅存的一个版本了。
在解放战争时期（1946—1949年9月），巴尔扎克作品的汉文译本，主要是中长篇小说，逐渐显著增多。1946年5月，骆驼书店出版了傅雷翻译的中篇小说《亚培尔·萨伐龙》（1949年4月又再版一次）。傅雷从事翻译巴尔扎克的作品是在抗战时期，《萨伐龙》虽不是他翻译的巴尔扎克作品的第一个译本，但却是他翻译出版的第一本巴尔扎克的小说。1947年上半年，上海海燕书店陆续出版了高名凯译的巴尔扎克长篇小说六种，即：《幽谷百合》、《单身汉的家事》〔按：即《搅水女人》〕、《两诗人》、《外省伟人在巴黎》、《发明家的苦恼》〔按：即《幻灭》三部曲〕和《米露埃·雨儿胥》〔按：即《于絮尔·弥罗埃》〕。 （待续）
程代熙
古书的作伪
对于版本目录之学，过去有一种流行的片面理解。不少人是干脆把它看做版本鉴定学的，这自然很可笑。不过这种看法的产生，也自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古旧书籍本身一旦成为商品，价值规律就必然发挥作用。一切在市场上出现的通常现象也必然随之而来。买书的人和书店构成了既同一又斗争的矛盾统一体。“斗争”的焦点就集中在商品的质地和价值上面。时间久了，买书的经验积累渐多，逐渐形成体系，这就是所谓版本鉴定之学。
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上面所说的那个“矛盾统一体”几乎已经邻于解体。旧书店的招牌，在一些大城市里虽然偶然尚能看到，但旧书，特别是旧刻、旧抄本书却基本上消失了。因此所谓版本鉴定学似乎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依据。然而不然。既然这已经成为带有科学性的东西，就已有了存在下去、并进而丰富提高的理由。目前，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确实集累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属于古文献的图书部门，就迫切需要大量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人员关心、整理、保存、利用。这可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要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是万万离不开这一环的。
今天，依然健在的版本学老专家真的已经是屈指可数了。中青年的接班人的培养，已成为极为迫切的课题。我们现在有极为优越、为旧社会所不可想象的学习条件，在国家图书馆里藏有大量珍贵的古刻本、抄本书，用来比勘、研究的条件是前人所不可想象的，按理人才的培养是并不困难的了。不过事情往往又并不如此单纯。记得我曾听到一位老专家向我诉苦，他曾把着手教过一些青年，把宋元明刻的实物放在面前，细细地讲解那区别、特征……，说得舌敝唇焦，但效果却并不理想。过两天试试看，依旧还是分不清什么是清刻，什么是明刻，……自然更不必提更细致的问题了。他最后喟然说道，“当年我出了××元，买进了一部染纸充宋的假宋板，回来经人说穿，有好几夜睡不好觉。从此就懂了这一手，再也不会上当了。”这故事很可笑，所以今天也还记得清楚。不过我想，这应该不是笑笑就完的事。
要取得学习的成绩，付出学费是必要的。学费的付出也有种种方式的。那位老专家的取得了优异的学习成绩，对事物取得了比较深刻全面的认识，归根结蒂是由于他付出了“创痛巨深”的学费的原故。这还不只从经济意义上说是如此，象他所犯的那种错误，对一个“收藏家”的声誉，损失也是巨大的。
今天我们当然不会再用这种方式来培养专家，但它依旧不失为一种能够引起人们思考的思想材料。同时，我也并不想做为一个庸俗的笑话介绍给读者。
象这一类的“经验”，每一个买过旧本书的人都会遇到好多起，应该说是并不奇怪的。同时有一点也应该指出，过去有许多著名的收藏家，尽管他们藏有大量好书，有的还在版本目录研究上作出过很好的贡献，他们的著录，也不是完全可以凭信的。他们也会犯错误，也会做出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来。
季振宜是清初著名的藏书家，有《延令宋板书目》，读起来也真使人为之向往而佩服。不过我却买到过他所藏的《汉书》，那是明代正德嘉靖之间汪文盛的刻本，一些都不难识别的。但在卷前却珍重地钤了“御史之章”等三方大印。以后在每卷卷首，又钤了“季振宜藏书记”朱文长方印。细看那钤印之处，恰在“唐颜师古”一行的所在。而颜氏衔名之下却有挖补的痕迹，原来汪文盛的衔名被挖去了。那用意是明明白白的，是企图灭去明刻的痕迹，冒充宋刻的，而作伪者恰是季振宜自己。这就使我对他的“宋版书目”产生了怀疑，不再相信那一册书目所收全都是宋刻了。
同样的情形还出现在曹寅的外甥堇斋昌龄那里。我买到一部《七经图》，棉纸初印大册，用鹅黄的腊笺作面，书页里用宣纸作衬，全是康熙中内府的豪华装。每册卷前都钤了昌龄的藏书印。过了不久，又得到同书的残册，却是没有重新装池的明代原装，是四明卢氏抱经楼的旧藏。等我将两本进行对照时，奇怪地发现昌龄的藏印却钤在原来刻有新安吴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