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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0章

读书 1979年-第1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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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savage  servilityslides  by  on  grease。诗人对于“汽车社会”的鄙弃是如闻其声的。
      比喻之常见与重要既如此,翻译者又应对它们采取什么方法,什么战略?在这里,文体学的“语类”之分似乎可以帮助我们决策。当然,每一个比喻或形象都需要根据它的实际情况慎重对待,但是一般地说,对于非文学的语类中的非关键性的比喻,特别是那些早已同普通语言化为一体的所谓“死比喻”(如:the  bon  of  a  car,foothills,throw  a  monkey  wrench  into之类),就无须拘泥,意译即可。而在文学作品之中,特别在诗里,既然比喻有着体现作者的敏感和时代风貌等等的特殊重要性,那就应该直译。所谓直译,是指:1。不要用四字成语等套语去译,宁可“欧化”些,以保持其新鲜。2。要十分准确。例如雪莱有一首题为England in  1819的十四行诗,其最后两行是:
    Are  graves,from  which  a  glorious  phantom  may  Burst,to  illumine  our  tempestuous  day。这当中的phantom一词,按照我们现在通行的字典,有“幽灵,鬼怪;阴影,令人恐惧的东西”等释义,但用来译此诗都不合适。也许用“神灵”比较好些,因为雪莱此处此词所指的,实是革命,而“神灵”同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第一句里所用的“幽灵”一词(德文是Gespenst,英译作spec…tre)——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既可以有所区别,又可以有所呼应。雪莱当然想不到会有《共产党宣言》这一具体的书,马、恩也未必对雪莱这一具体的诗或比喻有特别深刻印象,但是我们后世的读者心里明白:这两篇著作相隔不过三十年,正是在这风云变幻的三十年中,工人阶级揭开了人类历史的新页,一个年轻美国诗人在1819年所憧憬和渴望的,在1848年变成了震惊全欧洲的现实。在这样的背景之前,如果译者漫不经心地将phantom一词译为“鬼怪、怪物”之类,那就减缩了雪莱的革命性和预见性,那就在一个关键的地方没有忠实于原作的精神了。
    4。适合就是一切。文体学的灵魂在于研究什么样的语言适合什么样的社会场合。译者的任务在于再现原作的面貌和精神:原作是细致说理的,译文也细致说理;原作是高举想象之翼的,译文也高举想象之翼。一篇文章的风格只是作者为表达特定内容而运用语言的个人方式,它与内容是血肉一体,而不是外加的、美化的成分。因此从译文来说,严复的“信、达、雅”里的“雅”是没有道理的——原作如不雅,又何雅之可言?
     
    三
     
    以上种种,无非是说词义学和文体学可能会对翻译问题的讨论带来若干新见解。然而我们又必须认识它们的局限性。有许多翻译问题是它们所没有或不能触及或根本不关心的,所触及到的问题也往往谈得不深入,或只有零碎的材料罗列,而缺乏远的透视和大的综合。一种语言的运用就已经是十分复杂十分困难的事了,何况翻译者要处理两种语言呢!因此虽然他可以从现代语言学获得某些帮助,他必然还要求助于其它方面。例如一个文学翻译者会发现在很多情况下,文艺学会对他更有教益:版本校勘之学可以帮他判断版本高下和文字真伪;文学史可以帮他了解作家所处时代的特点,作家在某一文学传统里的地位,以及与他同时的其它作家、出版商与读者的情况;文学批评可以帮他更加透彻地了解作品的艺术手段与通篇意义,等等。
    但是我以为更重要的还是翻译者本身要有长期的、多方面的实践,从中积累甘苦自知的经验,在一定时候同其它的翻译者交流一下,其好处远超过读任何语言学或翻译理论的著作。
    前几年看到一本Poems  of  the  Late  Tang(《晚唐诗》,1965年英国企鹅书店版),译者为英国人A。C。Graham,他译了杜甫的《秋兴》和孟郊、韩愈、李贺、李商隐、杜牧等人的诗,译文和解说都很出色。他提到他曾用心译过杜甫的《登岳阳楼》一诗:
     
    昔闻洞庭水    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    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    老病有孤舟
    戎马关山北    凭轩涕泗流
     
    但几经考虑,最后还是决定不发表译文,主要在于他不满意自己译文的最后一行:
    As  I  lean  on  the  balcony  my  tears  stream  down原因是:“Tu  Fu  will  on  occasion  speak  of  his  feel…ings,or  at  any  rate  his  tears,with  a  simplicity  which  falls  rather  flat  in  English”(见该书91页)。这一点很有意思,他触到了一个词义学还不够注意的问题,即同一意义的词(涕泗与tears是完全的等同语),在不同文化传统、不同社会里所引起的不同反应问题。某些词在一个语言里有强烈的情感力量,而其等同词在另一语言里却平淡无奇,上列“涕泗”便是一例。反过来,也有某一词在原文里近乎套语,而照字面直译到另一语言却显得生动、新鲜,“雨后春笋”便是一例。人们喜欢谈翻译中“对等词”的重要,殊不知真正的对等词应该包括情感力量,背景烘托,新鲜还是陈腐,时髦还是古旧,声调是和谐还是故意不协律,引起的联想是雅还是俗等等方面的“对等”,而且在文学作品特别是诗的翻译中,还有比词对词、句对句的对等更重要的通篇的“神似”问题。这一切使得翻译更为不易,但也正是这点不易使翻译跳出“技巧”的范畴而变为一种艺术,使它能那样强烈地吸引着无数世代的有志之士——他们明知其大不易而甘愿为之,而且精益求精,乐此不疲;他们是再创造的能人,他们在两种文化之间搭着桥梁,他们的努力使翻译工作变成一种英雄的事业。

王佐良
1979年度美国文学奖金


    每年春季四、五月间,美国文艺界颁布各项奖金。最重要的有两种:一是普利策奖金,一是全国图书奖金。前者是用美国报业巨子、《圣路易邮递报》已故主人约瑟夫·普利策的遗产当基金,于1917年所创始。后者乃由美国出版商协会所主持,今年已是第三十年度了。
    普利策本人从事新闻事业,因此普利策奖金重视新闻写作方面的成就。但是在整个美国文艺界中,这项奖金是最高的荣誉,小说、戏剧方面也是如此。它的评选委员会由哥伦比亚大学聘请新闻、文艺界著名人士组成,每年发奖。
    今年的奖金于四月十六日宣布,获奖人如下:
    小说——得奖者是《约翰·契弗短篇小说集》作者约翰·契弗。此集共选了他自1945年以来所写的六十一篇小说,多半发表于《纽约客》杂志。契弗出生于1912年,于十七岁时即被一所私立学校开除,但他有写作才能,首篇发表的小说即以他被学校开除为题材。他此后一直未入大学,靠卖文为生,进行自学。他的小说内容多是反映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在郊区生活的情况,其代表作是他曾获美国图书奖金的长篇《瓦普萧纪事》,不过最脍炙人口的还是要推他的短篇小说。本文下面谈到全国图书奖金时还要提到他。
    戏剧——今年的剧本奖出了冷门,给了一个比较年轻而不是体制派的剧作家山姆·薛柏。他的剧本《被埋葬的孩子》获奖之日,早已停演。这戏是在纽约戏剧中心百老汇之外的小戏院上演的,因为百老汇的体制派导演一向不重视他的作品。薛柏生于1943年,曾在耶鲁大学就读,过去所写剧本有《罪行之齿》和《饥饿阶级的祸根》。此次获奖之作是写美国农村一个分裂的家庭,上演时,卖座极为清淡。
    诗——获奖的是美国文学界最著名人士之一罗伯特·班·瓦仑的诗集《有的时候》。他曾三次获普利策奖,不但是个诗人,而且还是个小说家,在耶鲁大家当过二十二年的文学教授,1973年退休,今年七十三岁。他一共写过十二本诗集,十本小说,不少文学批评,也曾编过文学教科书,对一代的英文教师有不少影响。
    历史——获奖的是斯坦福大学史学教授唐·E·弗冷却,书名《德莱德·司各特案》,根据一个黑奴案而评论美国最高法院的作为。他是著名的林肯学者,对美国内战史特别有研究。二年前他为已故友人大卫·波特续完内战前数年历史的遗著《危机的逼近》,也获普利策奖金。他毕业于牛津大学,在斯坦福大学执教已快三十年。
    传记——获奖的是里奥纳德·贝克的《悲痛的日子:里奥·倍克和柏林的犹太人》,讲一个犹太教长老帮助犹太人逃脱纳粹魔掌、参加战事地下活动和在集中营被囚的经过。普利策奖金传记项目一向着重于美国人的传记,此次乃是例外。贝克出生于1931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系,曾当记者多年,也曾写过几本关于罗斯福总统和珍珠港事件的史书。为了写这本传记,他曾以五年时间从事调查研究,旅行到十个国家,采访了一百多人。
    总类——获奖的是爱德华·威尔逊著《论人性》,研讨人类的生物遗传与人的行为和发展的关系。威尔逊生于1929年,是哈佛大学科学教授,曾于1976年获全国科学奖,写有九本有关科学的专著。
    音乐——获奖的是伊斯曼音乐学院教授约瑟夫·许温纳的作曲。
    普利策奖金在新闻方面共分评论、社论漫画、批评、地方采访、全国采访、国际采访、社论写作、副刊写作、摄影等数项。今年值得一提的是前两项:
    评论——获奖的是《纽约时报》的“观察家”专栏作家拉塞尔·贝克。他的每星期四篇的专栏以幽默的笔调评论美国政局和社会,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1962年创栏以来,甚受读者欢迎。
    社论漫画——获奖的是《华盛顿邮报》政治漫画家赫伯特·布劳克。他今年六十九岁,于1946年起即在该报社论版画漫画,专门讽刺政界人物,维妙维肖,一针见血。被讽刺的政界人物一面固然发窘,一面却又觉得光荣,因为无名之辈是不易受到他的青睐的,因此有的甚至重价向他求购漫画原稿,配了镜框,公然悬挂在办公室中,以示身价。前总统尼克松是他最常用的讽刺对象。
    普利策奖金虽是美国第一流文学奖,但奖金为数不多,只有一千美元,不能与国际性的诺贝尔奖金相比,但所获声誉也并不在其下。
    全国图书奖金每项也不过一千美元,它由出版商和书商所主持,所聘评选委员虽然也是著名作家,但所选作品免不得受到出版商的影响。本年度奖金于四月二十三日宣布,结果也颇出人意外。
    小说——一般预测不是约翰·契弗的《短篇小说集》,就是约翰·欧文的《加普心目中的世界》得奖,但是令人意外的得奖者却是青年作家丁姆·奥勃林以越战为题材的小说《追逐卡契阿托》。奥勃林出生于1946年,曾任《华盛顿邮报》记者,在越战中当过二年兵。该书于去年二月由台拉考特出版社出版后,《纽约时报》书评曾把他与海明威相比。他在1974年出版的自传小说《我如死在战区》,也是写他在越战中的经验。近来美国小说、戏剧、电影多以越战为题材(附带一提,今年电影获金像奖的也是一部越战片),可见越战在美国人民中所造成的创伤还未消褪。
    我想在这里趁此机会介绍一下其他被提名而未中奖的小说家,因为他们的作品也是值得一读的。除,了上述约翰·契弗以外,约翰·欧文出生于1942年,毕业于匹兹堡大学,现在霍利约克山大学教书。另外一个是女作家狄安尼·约翰逊的《低而又低》和大卫·普兰特的《家》。约翰·厄普代克的《政变》竟未获提名,也出人意外。
    传记——阿瑟·施莱辛格的《罗伯特·肯尼迪及其时代》得传记奖。他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哈佛出身,生于1917年,现在纽约市大学研究院任教授。他曾著有罗斯福总统和杰克逊总统的传记。他叙述约翰·肯尼迪当政《一千天》的作品,曾获1965年普利策传记奖。
    威廉·曼彻斯特的麦克阿瑟传记《美国的凯撒》虽被提名而未中选,也许因为学术价值稍差吧。他生于1922年,记者出身(曾任《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以写肯尼迪遇刺经过一书而出名,但另一部写美国近四十年历史的《光荣与梦想》的百万余言巨著,却不失为一部史料翔实丰富的通俗作品。
    令人惊奇的是极受书评界好评的两本好书竟未被提名。一是历史学家芭芭拉·塔克曼写欧洲中世纪历史的《遥远的镜子》和名记者白修德的自传体名著《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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