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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老子他说-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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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处无为之事”是说为而无为的原则,一切作为,应如行云流水,义所当为,理所应为,作应当作的事。作过了,如雁过长空,风来竹面,不着丝毫痕迹,不有纤芥在胸中。 

  所谓“行不言之教”,是说万事以言教不如身教,光说不作,或作而后说,往往都是徒费唇舌而已。因此,如推崇道家、善学老子之教的司马子长(迁),在他的自序中,引用孔子之意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都是同一道理。 

  引而申之,老子又说:“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比如这个天地间的万物,它们都不辞劳瘁地在造作。但造作了以后,虽然生长不已而并不据为己有,作了也不自恃有功于人,或自恃有功于天地。它们总不把造作成功的成果据为己有。“弗居”的“居”字,便是占住的意思。正因为天地万物如此这般,不自占为己有的在作为,反而使人们更尊敬,更体任自然的伟大,始终不能离开它而另谋生存。所以上古圣人,悟到此理,便效法自然法则,用来处理人事,“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是为上智。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老子薄视时贤

  第三章是将天地自然的法则,引申应用到人世间的治道的发挥。这章的文字,明白畅晓,都很容易懂得,很好解释。但其中有三个要点,须特别注意,那便是“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读秦汉以上的书,有关于这个“民”字,要小心求解,慎思明辨,不要以为“民”字就是老百姓,联想到现代语中“国民”的涵义。如果这样认定,观念就完全错了。古书上的“民”,就是现代语的“人们”,或者是“人类”的意思。那个时候辞汇不多,每有转注及假借的用法。其实“民”字是代表所有人们的一个代号。如果对这个观念认识不清,就很容易误会是上对下的一种称谓,而变成古代帝王统治者的口气了。 

  第二章讲到我们做人处世,要效法天道,“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尽量地贡献出来,而不辞劳瘁。但是自己却绝不计较名利,功成而弗居为己有。这是秉承天地生生不已,长养万物万类的精神,只有施出,而没有丝毫占为己有的倾向,更没有相对地要求回报。人们如能效法天地存心而作人处事,这才是最高道德的风范。如果认为我所贡献的太多,别人所得的也太过便宜,而我收回的却太少了,这就是有辞于劳瘁,有怨天尤人的怨恨心理,即非效法天道自然的精神。 

  由于这一原理的发挥运用,而讲到人世间的人事治道,首先便提出“不尚贤,使民不争”这个原则。但我们须要了解,在老子那个时候,是春秋时代,那时的社会形态在改变。周朝初期的井田制度,已不适应于当时社会的发展。因此,春秋时代已经进入争权夺利,社会大动乱的时期。我们研究历史,很明显地看出,每当在乱变时代中的社会,所谓道德仁义,这些人伦的规范,必然会受影响,而惨遭破坏。相反地,乱世也是人才辈出,孕育学术思想的摇篮。拿西方的名辞来说,所谓“哲学家”与“思想家”,也都在这种变乱时代中产生,这几乎是古往今来历史上的通例。 

  同时,正当大动乱如春秋战国时期,每个国家的诸侯,每个地区的领导者,随时随地都在网罗人才,起用贤士,作为争权夺利,称王称霸的资本。所以那个时候的“士之贤者”——有才能、有学识、有了不起本领的人,当然受人重视。“尚”,就是重视推崇的意思。“贤”,就是才、德、学三者兼备的通称。 

  例如代表儒家的孔子,虽然不特别推重贤者,但却标榜“君于”。孔子笔下的“君子”观念,是否概括贤者,即难以遽下定论。但后来的孟子,非常明显地提出贤者与能者的重要。所谓“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便是他的名 

  老子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主张?我们如果了解秦汉以上与道家、儒家并列的墨翟——墨子思想,自然容易领会其中的关键所在。 

  我们都知道,秦汉以前的中国文化,有巨大影响作用的,便是儒、墨、道等三家。而墨子对当时社会政治的哲学思想,是特别强调“尚贤”的。主张起用贤人来主政、当政。因为他所看到当时社会的衰乱,处处霸道横行,争权夺利而胡作非为,大多不是有道德、有学问的人来统领政治的治道,所以他主张要“尚贤”与“尚同”。他这个“同”,又与孔子记述在《礼运篇》中“大同”思想的“同”不尽相关,但也略有连带关系。他的“同”,与后世所讲的平等观念相类似。现代大家所侈言的平等主张,在中国上古文化中,战国初期的墨子,早已提出。但在印度,释迦牟尼则更早提出了一切众生平等的理论。 

  现在我们不是讨论墨子这个主题,而是在这里特别注意墨子的“尚贤”主张,为什么也与儒家孟子的观念很相近,而与道家老子的思想却完全相反呢?这就是因历史时代的演变,而刺激思想学术的异同。墨子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宋国人,宋国是殷商的后裔。而且以墨子当时宋国的国情来看,比照一般诸侯之国的衰乱,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所以造成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变乱,在许多锗综复杂的原因当中。最大的乱源,便是人为的人事问题。尤其是主政或当政的人,都是小人而非君子,那么天下事,不问便可知矣。 

  此所以后世诗人有“自从鲁国潸然后,不是奸人即妇人”的深长叹息了!鲁国潸然,是指孔子眼见由三代而到“郁郁乎文哉”周代的中国文化大系,在他父母之邦的鲁国,已经开始变质而衰败,周公后裔的鲁国政权,又都操在奸党的手里,因此他无可奈何潸然含泪而身离祖国,远游他方。自此以后的历史,再也不能恢复如三代以上的太平景象。同样地,历代史实告诉我们,所有破坏社会的安定,引起历史文化一再变乱的,大概都是“不是奸人即妇人”所造成。因此,墨子的主张,是针对当时他所立身处地所知、所见、所感受到的结论,而大声疾呼要“尚贤”与“尚同”了。 

  而在老子呢?他所看到的春秋时代,正是开始衰乱的时期,乱象已蔚,人为之过。因此,他更进一层而深刻地指出,当时应病与药的“尚贤”偏方,其后果是有莫大的后遗症的。贤能的标准,千古难下定论。但是推崇贤者的结果,却会导致许多伪装的言行。当时各国的诸侯,为了争地称霸,不惜任何代价来网罗天下才能的智士。凡是才智之士,便统称为“贤者”。而这一类的贤者愈多,则天下的乱源也就愈难弭平。所以他指出“不尚贤,使民不争”的主张。 

贤与不贤的君子小人之辨

  讲到这里,让我们暂时推开老子,而另外介绍后世的三则故事,便更容易明白老子立言的用意了。 

  一是南宋名儒张南轩(拭)和宋孝宗的对答: 

   宋孝宗言:难得办事之臣。右文殿修撰张拭对曰:陛下当求晓事之臣,不当求办事之臣。若但求办事少臣,则他日败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 

  晓事,是唐宋时代的白话,也就是现代语“懂事”的意思。张南轩对宋孝宗建议,要起用懂事的人,并非只用能办事而不懂事的人,的确是语重心长的名言。也是领导、为政者所必须了解的重点。 

  一是明人冯梦龙自叙《古今谭概》所记: 

   昔富平孙家串(孙丕扬,富平人,字叔孝,嘉靖进士,拜吏部尚书,追谥恭介)在位日,诸进士谒请,齐往受教。孙曰:做官无大难事,只莫作怪。真名臣之言,岂唯做官子!” 

  天下人才,贤士固然难得。贤而且能的人才,又具有高明晓事的智慧,不炫耀自己的所长,不标奇立异,针对危难的弊端,因势利导而致治平的大贤,实在难得。以诸葛亮之贤,一死即后继无人,永留遗憾。虽然魏廷、李严也是人才,但诸葛亮就是怕他们多作怪,因此不敢重用,此为明证。 

  一是清末刘鹗在所着《老残游记》中记述的一则故事。为了久仰一位清官的大名,不惜亲自出京去游览求证。但所得的结果,使他大失所望。因此他得一结论说:“天下事误于奸慝者,十有三四。误于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十有六七。”这又是从另一角度描述贤而且能的人才难得。 

  对于这个问题,清初乾隆时代的监察御史熊学鹏,就张拭(南轩)对宋孝宗的问答,写了一篇更深入的论文,可以暂借作为结案: 

    臣谨按:张拭立言之心,非不甚善。而其所谓“不当求办事之臣”数 
  语,则未能无过也。 
    天下有欲办事而不晓事者,固足以启纷扰之患。天下有虽晓事而不办 
  事者,尤足以贻废弛之忧。 
    盖人臣敬事后食,见事欲其明,而任事更欲其勇;明而不勇,则是任 
  事时,先无敬事之心,又安望其事之有济,且以奏厥成效哉。 
    况“敬事”二字,有正有伪,不可不于办事求之也。在老成慎重通达 
  治体之人,其于一事之是非曲直,前后左右,无不筹划万全,而后举而行 
  之。官民胥受其福。朝廷因赖其功,以为晓事,是诚无愧于晓事之名矣。 
    若夫自负才智,睥睨一世者,当其未得进用,亦尝举在延之事业而权 
  其轻重,酌其是非,每谓异日必当奋然有为。一旦身任其责,未几而观望 
  之念生,未几而因循之念起,苟且迁就,漫无措置。 
    彼非不知事中之可否,而或有所惮而不敢发,或有所碍而不肯行,于 
  是托晓事之说以自便其身家,而巧为文饰。 
    是人也,用之为小臣,在一邑则一邑之事因之而懈弛。在一郡,则一 
  郡之事因之而囗茸。效奔走,则不能必其勇往而直前。司案牍,则不能必 
  其综核而悉当。至用之为大臣,而其流弊更不可胜言矣。 
    夫大臣者,膺朝廷股脑心膂之寄,所当毅然以天下事为己责,与人君 
  一德一心,以成泰交之盛者也。如不得实心办事之人,而但以敷衍塞责者, 
  外示安静以为晓事,国家亦乌赖有是人为哉。 
    且以是人而当重任,任其相与附和者,必取疲懦软熟,平日再不敢直 
  言正色之辈,而后引为同类,谬为荐扬,久而相习成风,率皆顽钝无耻, 
  而士气因以扫地矣。 
    所以《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夫为王臣,而至以匪躬自励,事一人,而必以夙夜自警,是岂徒晓事 
  而不办事者所得与哉。 
    要之,事不外乎理。不审乎理之所当然,而妄逞意见,以事纷更者, 
  乃生事之臣,究非办事之臣也。 
    所谓办事者,以其能办是事而不愧,则非不晓事之臣,明矣。 
    臣愚以为张拭恐宋孝宗误以生事之臣,为办事之臣,只当对曰:陛下 
  固欲求办事之臣,更于办事之臣中,而求晓事之臣。则心足以晓事,而身 
  足以办事。心与身皆为国用,于以共(襄力)政治,庶乎其得人矣。

  由于前面引用了历史上这三则故事,更进一层,便可知对于“选贤与能”的贤能标准,很难遽下定义。以道德作标准吗?以仁义作标准吗?或以才能作标准呢?无论如何,结果都会被坏人所利用,有了正面标准的建立,就有反面作伪模式的出现。所以古人说:“一句合头语,千古系驴极。”说一句话,一个道理,就好比你打了一个固定的桩在那里,以为拴宝贵东西所用。但用来用去用惯了,无论是驴或是鹰犬,也都可以拴挂上去。那是事所必至,理有固然的。 

  实际上,我们晓得,“尚贤”、“不尚贤”到底哪一样好,都不是关键所在。它的重点在于一个领导阶层,不管对政治也好,对教育或任何事,如果不特别标榜某一个标准,某一个典型,那么有才智的人,会依着自然的趋势发展;才能不足的人,也就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倘使是标榜怎样作法才是好人,大家为了争取这种做好人的目标,终至不择手段去争取那个好人的模式。如果用手段而去争到好人的模式,在争的过程中,反而使人事起了紊乱。所以,老子提出来“不尚贤,使民不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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