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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老子他说-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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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如,大家都知道汉高祖名字叫刘邦,而著名的汉代“文景之治”的汉文帝叫刘恒,汉景帝叫刘启,知道的人就少了。可见“名”也者,也只是一时的空事而已。 

  说到利,最具代表性,普遍为人所求的,当然是钱,人人都想发财,钱愈多愈好。除非在生命垂危时,宁可减少自己的财富,以挽救生命使之延续,可是当生命救回来了,寿命可以延长了,却又会贪财舍命,所谓“人为财死”。白居易说“利是身灾”。人的钱多了,烦恼更大,钱与烦恼,如形之与影,且大小成正比。清代的有名学者赵翼诗说:“美人绝色原妖物,乱世多财是祸胎。”他所指的“美人”不一定指女性,世间也有美男子。古人又说:“一家饱暖千家怨,半世功名百世愆。”这些都是有了很多的钱后,在生活上所表现出来的形态。有钱的人家,全家都吃得饱,穿得暖,锦衣玉食;可是,旁边就有千户人家,歪着眼睛在看你,眼神中包含了羡慕、嫉妒、怨尤、鄙夷,乃至于愤恨,这是人类的习性。犹记得几十年前,汽车刚传入中国不久,在泥路上疾驰,坐车的人颇为得意,可是弄得路上尘土飞扬,雨天更是泥浆四溅,靠近的行人被溅得满身污泥。这一来连在旁看见的人,都侧目而视,心里则诅咒着最脏、最恶毒的话。 

  所以,白居易这首诗的结尾语说:“虽异匏瓜谁不食?大都食足早宜休。”世界上谁不好名贪利?佛教劝人们绝对放弃名利,这是做不到的。老子就不然,他只是教人“少私寡欲”,少一点就好了。所以白居易说,名利像匏一样,实在好吃,叫人绝对不要吃是做不到的,但是吃了以后,很有可能会拉肚子的。深懂了黄老之道,那就是“大都食足早宜休”,不要吃得过分了,这就是老子之道在个人修养上的基本原则。 

  要研究老子之道的这一原则,最好先读庄子的《天下篇》和《让王篇》。 

  老庄之道,起用时,是帝王的最大亦最佳的权谋。庄子在《应帝王篇》上说:“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一个有了道的人,对于帝王领导术,帝王谋略学,那在他不过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小事而已。换言之,一个学道的人,如果只是求为帝王师,志在懂得帝王谋略,那是下等的。 

  他又在《让王篇》中说:“虽富贵,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这就是老庄之道的人生大原则。懂了老庄之道的人,就知道富贵是舒服的事,但因而得意,就会是短命的事,太得意了,则缩短寿命,比流行性感冒更厉害,简直无药可救。所以处富贵中时,不以养而伤害自己。相反地,在贫贱之间,“不以利累形”。人在贫贱中,就要为生活而赚钱,可也不能过分的贪求,所谓“人为财死”,过分的贪求,过分的劳累,同样地会损害身体的健康,而危及生命。 

  这是老庄的基本原则,先要了解这项基本原则,才可能深入地研究老庄之道。 

曾国藩与屠羊说

  在这里,可作一个小段落,下一小结论。 

  我国自唐、宋以后,以儒、释、道三家的哲学,作为文化的主流。在这三家中,佛家是偏重于出世的,虽然佛家的大乘道,也主张入世,普救众生,但出家学道、修道的人,本身还是偏重于出世。而且佛家的学问,从心理入手,然后进入形而上道;儒家的学问,又以孔孟之学为其归趋,则是偏重于入世的,像《大学》、《中庸》。亦有一部分儒家思想,从伦理入手,然后进入形而上道,但是到底是偏重入世;道家的学问,老庄之道就更妙了,可以出世,亦可以入世,或出或入,都任其所欲。像一个人,跨了门槛站在那里,一只脚在门里,一只脚在门外,让人去猜他将入或将出,而别人也永远没有办法去猜,所以道家的学问,是出世的,亦是入世的,可出可入,能出能入。在个人的养生之道上,亦有如此之妙。 

  了解这些精神以后,欲懂得老庄的运用之道,在“用”上发挥老庄的哲学,那必须先读庄子的《天下篇》和《让王篇》。且举历史上一个人物的行径来说明,也许比理论上的阐述,让大家体会得更深切。 

  清代的中兴名臣曾国藩,大家都知道,他是近代史上一位大政治家,不必多介绍他的身世功业了。后世的人,说他建功立业,一共有十三套本领,但是其中有十一套大的谋略之学,都未曾流传下来,只留了两套本领给后世的人。其中一套,是着了一部《冰鉴》,把相人之术——这是他老师教给他的——传给后世的人。自他以后,有许多政治的、军事的乃至经济等方面的领导人,运用他这部《冰鉴》所述的相人术选才用人,的确收到了一些效果。 

  另一套本领,就是他的日记和家书。或者说:曾国藩的日记和家书,不外乎告诉家人,怎样弄好鸡窝,怎样整理菜园,表示很快要回家种田等等,这些琐碎小事,老农老圃也懂,算得什么大本领,值得留传给后人? 

  这只是一种皮毛的肤浅看法而已。如果进一步去分析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当时所建的功业,所处的环境,时代的政治背景,历史的轨迹,就可以了解到曾国藩絮絮于这些琐碎细事,实际上正深厚地运用了老庄之道。 

  曾国藩兄弟,经过了九年的艰苦战争,终于将曾经占领了半壁江山、摇撼京师、几乎取得政权的太平天国打垮了,他们所建立的“功绩”是满清入关以来,前所未有的,到达了“功高震主”的程度。 

  “功高震主”的情况,可能有许多人体会不到,试以创办一家公司为比喻。一位公司老板,找到了一位很能干的干部,由于这位干部精明能干,而且很努力,于是因其良好的功劳业绩,由一名小小的业务员,逐步上升,而股长,而主任,而经理,一直升到总经理。到了这个阶段,公司的一切业务,许多事情,他比老板还更了解更熟练,同下面的人缘又好极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当老板的就会担起心来。这就“功高震主”了,地位就危险了。在政治上,一个功高震主的大臣,危险与荣誉是成正比的,获得的荣耀勋奖愈多,危险也愈大。不但随时有失去权势财富的可能,甚至生命也往往旦夕不保。 

  清朝以特务手段驾驭大臣和各级官吏,雍正皇帝是用得最著名而收效的,雍正以后的清朝帝王,均未放弃这一手法。慈禧太后以一女人而专政,就用得更多更厉害,所以曾国藩的日记与家书,写这些个鸡栏、菜圃小事,与其说是给家人子弟看,不如说是给慈禧太后看,期在无形中消除老板的疑心,表示自己不过是一个求田问舍的乡巴佬,以保全首领而已。 

  再从曾国藩给他弟弟曾国荃的一首诗中,也可很明显地看到他深切的了解老庄思想,灵活运用老庄之道。这首诗说: 

   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问随处有乘除; 

   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 

  诗中“屠羊说”的典故,就出在庄子的《让王篇》。屠羊说,本来是楚昭王时,市井中一个卖羊肉的屠夫,大家都叫他屠羊说,事实上是一位隐士。“说”是古字,古音通悦字。当时,因为伍员为了报杀父兄之仇,帮助吴国攻打楚国,楚国败亡,昭王逃难出奔到随国。屠羊说便跟着昭王逃亡,在流浪途中,昭王的许多问题,乃至生活上衣食住行,都是他帮忙解决,功劳很大。后来楚国复国,昭王派大臣去问屠羊说希望做什么官。屠羊说答复道:楚王失去了他的故国,我也跟着失去了卖羊肉的摊位,现在楚王恢复了国土,我也恢复了我的羊肉摊,这样便等于恢复了我固有的爵禄,还要什么赏赐呢?昭王再下命令,一定要他接受,于是屠羊说更进一步说:这次楚国失败,不是我的过错,所以我没有请罪杀了我;现在复国了,也不是我的功劳,所以也不能领赏。 

  他这话是多少带刺的,弦外之音就是说,你当国王失败了,才弄得逃亡。现在你把国家救回来了,也是你的努力和福气。所以楚昭王从大臣那里听到他这样的话,知道这个摆羊肉摊子的,并不是普通人物,于是叫大臣召他来见面。不料屠羊说更乖巧,他回答说:依照我们楚国的政治体制,一定要有很大的功劳,受过重赏的人,才可以面对面见到国王。现在我屠羊说,在文的方面,没有保存国家的知识学问,在武的方面,也没有和敌人拼死一战的勇气。当吴国的军队打进我们首都来的时候,我只因为怕死,而急急慌慌逃走,并不是为了效忠而跟随国王一路逃的,现在国王要召见我,是一件违背政体的事,我不愿意天下人来讥笑楚国没有法制。 

  楚昭王听了这番理论,更觉得这个羊肉摊子老板非等闲之辈,于是派了一位更高级的大臣,官司马,名子綦——相近于现代的国防部长,吩咐子綦说,这个羊肉摊的老板,虽然没有什么地位,可是他所说的道理非常高明,现在由你去请他来,说我要请他做国家的三公高位。想想看,由一位全国的三军统帅出面来请,这中间有些什么意味。可是屠羊说还是不吃这一套,他说我知道三公的地位,比我一个羊肉摊老板不知要高贵多少倍,这个位置上的薪水,万钟之禄,恐怕我卖一辈子羊肉也赚不了那么多。可是,我怎么可以因为自己贪图高官厚禄,而使我的君主得一个滥行奖赏的恶名呢?我还是不能够这样做的,请你把我的羊肉摊子还给我吧! 

  当然事实上,楚昭王能复国,许多主意并非都是由这位羊肉摊老板提出来的。后来他再三再四地不肯作官,就是“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的老庄精神,正是最有学问的人。 

王阳明与曾国藩

  曾国藩写这首诗,引用屠羊说的典故,是对他的弟弟曾国荃下警告。他知道,这时的客观环境,对他的危险性非常大。不但上面那位老太太——慈禧太后,非常厉害,难侍候之至,自己不能不居高思危。而外面议论他,批评他,讲他坏话的人也很多。尤其是曾国荃打进南京的时候,太平天国的王宫里面,有许多金银财宝,都被曾国荃搬走了。这件事,连曾国藩的同乡至交好友王湘绮,亦大为不满,在写《湘军志》时,固然有许多赞扬,但是把曾氏兄弟以及湘军的坏处,也写进去了。这时曾国藩兄弟也很难过。曾国荃的修养,到底不如哥哥,还有一些重要干部,对于外来的批评,都受不了,向曾国藩进言,何不推翻清朝,进兵到北京,把天下拿过来,更曾有人把这意见写字条提出。曾国藩看了,对那人说:“你太辛苦了,疲累了,先去睡一下。”打发那人走了,将字条吞到肚中,连撕碎丢入字纸篓都不敢,以期保全自己的性命。 

  同时,他训练出来的子弟兵,也已经变成骄兵悍将。打下太平天国以后,个个都有功劳,都有得意自满的心理,很容易骄横,所以又教他的学生李鸿章,赶快训练淮军,来接他的手,冲淡湘军的自满骄横。 

  事实上,如果曾国荃与湘军一冲动,半个中国已经是他的,似乎进一步就可以把大好河山拿下来。但真的拿不拿得下来呢?亦自有拿不下来的道理。我们现在来仔细研究当时的情况,的确有拿不下来的理由。到底还是曾国藩了不起,宁可不做这件事,所以写了这样一首诗,要曾国荃“低头一拜屠羊说”。他说:尽管左面挂满了中央政府——朝廷的褒奖状,可是要知道“功高震主”的道理,不必因此自满自傲,右边放了毁谤、诋咒我们的文件,这也同样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必生气,“人间到处有乘除”,人世间本来就如天秤一样,这头高了那头低,这头低了那头高,不必想不开。“低头一拜屠羊说”,只要效法屠羊说的精神与做法,学习这位世上第一高人,那么“万事浮云过太虚”。荣誉也好,毁谤也好,都不过是碧天之上的一片浮云,一忽儿就要被风吹散,成为过去,澄湛的碧天,依然还是澄清湛蓝的。 

  在近代史上,明朝平宸濠之乱的王阳明,清朝打败太平天国的曾国藩,都是精通老庄之学,擅用老庄之学,但都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作风,如果硬把他们打入儒家,认为他们只知道在那里讲讲理学,打打坐而已,这种看法,不是欺人,便是自欺,否则,便真的要“悔读南华庄子文”了!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一页,先懂了这一史实的道理以后,再来研究《老子》,就更容易了解到《老子》哲学思想,在用的方面——大而用之于天下国家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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