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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老子他说-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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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一般人对《老子》一书,名之为《道德经》或《老子道德经》,因为这部书,前面部分论“道”,后半部谈“德”,所以又有此别名,而且远自汉、唐,就有此分法。据唐中宗景龙二年(公元七○八年)易州龙兴观建立的《道德经碑》,内容即是《老子》这部书,碑的正面刻的是《道经》三十七章,背面刻的《德经》四十四章。另外在《弘明集》所载牟子《理惑论》中,有“所理正于三十七条,兼法老氏道经三十七篇”的话,而单子为汉代人。由此可知,远在汉代,已有人将《老子》一书分作道、德二经了。不过以《道德经》三字统称《老子》一书的,可能自沿用唐代开始的习惯。 

  这些属于考据上的事情,暂不去深究。 

  在唐朝更有一个有趣的故事,从这故事中,更可看到人性的另一面。 

  英明如唐太宗,他当皇帝以后,因为自己的姓氏——“李”的来由,在传说中非常稀奇古怪。照古老神话的传说,李姓的第一代始祖就是老子,远在尧舜时代的人,因为在李树下出生,所以就姓李。更传说他母亲怀胎了八十一年之久,因此生下来时,须发皆白,立刻就成为太上老君,这是关于老子诞生和姓氏来源的传说。 

  唐太宗之姓李的来由,研究起中国姓氏源流和宗族渊源来,又有各种说法。可是他当了皇帝以后,一定要把家族祖先的血统追溯得更光辉一些。正如世界上任何民族,如果在人群社会中有了事功上的成就,一定要找根,而且一定要使那根整饰、塑造得光辉一点。这是人性必然的道理。同样地,唐太宗也要找根,也要找一个光辉的根。追溯历史,李姓人物,以老子最好,在学术上的成就很了不起,所以他设法说成是老子的后代。但是老子只是在学说上有成就,还要把他再捧高一点,后来李唐子孙便把他捧为教主,变成“太上老君”,封为道教的教主。道教实际上也成为唐朝正式的国教,只是当时没有“国教”的名称,而事实上唐朝历代的帝王、皇后、嫔妃都要像佛教的受戒一样,去受符箓。如唐玄宗、杨贵妃这些人,都曾受符箓。 

  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也有同样的想法,而他选择了朱熹,所以大捧朱熹。本来,他想把祖宗和朱熹扯上关系,可是自己毕竟是一代帝王,这种事不能太过分勉强。只有像张献忠这样的人,在到处流窜为害时,一天打到张飞庙,问得庙中供奉的神像是张飞,于是一时兴起,居然懂得姓氏宗族的人伦道理,要到庙里祭拜,下令部下作祭文。可是那些被胁在帐下的穷酸文人作的祭文,引经据典,他自己看不懂,大为不满,一连杀了几个文人,最后还是自己动手写道:“你姓张,咱老子也姓张,咱俩连宗吧!”就这样连起宗来了,成为千秋的笑柄。 

  可是,朱元璋打算把朱熹拉进自己祖先行列的时候,有一天碰到一个理发的也姓朱,就问理发匠是不是朱熹的后代,这理发匠说:“我不是朱的后代,朱熹绝对不是我的祖先。”朱元璋说:“朱熹是前辈大学问家,你就认了吧!”理发匠说:“绝对不是。”这一来,朱元璋“攀亲”的思想发生了动摇,他转念之下,觉得一个平民中的理发匠,尚且不肯乱认祖宗,而自己当了皇帝,又何必认朱熹为祖先,因为打消了原有的念头。可是对于朱熹,还是极力地捧起来。例如,在明朝应试求功名,非读朱熹注解的“四书”不可,后来演变到清朝,承袭明代故事,便以朱注“四书”为考试制度中评判高下、决定取舍的标准本。 

汉文帝善用老子的法宝

  老子《道德经》,自唐代开始,加上由皇帝的提倡,因此更被重视,而流行,而风行,而盛行。但《道德经》的“道”与“德”二字的正确含义是什么?等讨论到原文时再申述。 

  现在来看一个历史故事,以了解黄老之学在中国历史上所以占有重要地位的原因,使研究黄老的人,掌握到研究的正确方向,然后,再由黄老之学的应用方面,进入到形而上的个人自己修养的“养生之道”,以及与孔孟学说的汇流。 

  道家在中国历史上,最初发生最大影响的,是在汉朝汉高祖刘邦的创业之初,所用建立功业最大的人才,便是张良、陈平这些人,而他们都是学道家的人物。 

  在历史上标榜汉初的盛世“文景之治”,汉文与汉景父子两代的思想领导,都是用“黄老”的道家学说。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和母教有密切的关系,因为汉文帝与汉景帝的母亲,都喜欢研究《老子》,而受其影响很大。在如此的家庭教育和时代潮流中,在周围环境的巨大影响下,政治哲学的最高领导学说,表现得最深刻的便是汉文帝。 

  大汉一代的开基皇帝高祖刘邦,在位不过几年就死了,政权则落到他妻子吕雉的手中,天下最诱惑人的权势,极少有人摆脱得开,因此吕后便想因势乘便,要把帝位转给娘家的人。但是,当年跟刘邦一起打天下的文臣武将们,袍泽情深,都不以为然,所以等吕后一死,便起来削清吕家的权力。在这一段时间中,政治、经济、社会等等,都非常混乱。 

  吕家的权力虽然削平,大臣们就要找出刘邦的儿子来接皇帝位,可是刘邦的儿子已被吕后杀得差不多了,只有一个小儿子刘恒,被分封在西北边塞为代王,毗邻匈奴——内蒙的荒漠贫瘠地带。因为他母亲薄氏,喜欢走道家“清净无为”的路线,近似现代只敲敲木鱼、念念佛的人,防意如城,无欲无争,吕后没有把她放在眼里,才保全了性命。这时大臣们商议,就找到了这位远在边塞、性情朴实、清心寡欲、守道尚德的代王,把他迎请到首都长安来,继承汉祚,他便是后来的汉文帝。 

  研究这段历史,在黄老之学方面的运用,是很有意思的。 

  刘恒,顶了一个代王的头衔,被冷落在边塞,突然传说长安有人来,请他回中央当皇帝,真是福从天降,人世间没有更好的事了。可是,他知道这个消息后,就去请示母亲,该不该应邀。这时刘恒的两个重要干部,一个是郎中令——相近现代的秘书长——张武,一个是中尉——类似现代的参谋长——宋昌。张武认为,此时正是中央政府最混乱的时候,而且朝中的一班大臣,都是跟刘邦一起打天下的人物,是刘恒的父执辈,很难驾御,所以不能去,必须打听清楚。而宋昌则反对此说,他分析情势,认为可以去。他说,自秦始皇暴虐以来,天下大乱,各地英雄纷起抗暴,而最后统一天下的,是你的父亲刘邦。天下的老百姓都认为天下是你刘家的,虽然有吕后这一次夺权,但为时很短,天下人心仍然归刘。现在大臣们把政权动乱的局面安定下来以后,如果不是看清楚民心归趋所在,也不会到遥远的边塞来迎请你回去当皇帝。既然天下归心,那么大势已在掌握,为什么不去?两人的意见恰恰相反,很难下一决定,最后请示母亲时,这位深通《老子》的老太太,运用了无为之道、用而不用的原理说:“先派舅舅薄昭到长安去看看吧!”意思是先派一位大使前往观察一下形势,收集些情报资料。这位大使舅爷自长安回来,报告情况说,可以去接位,于是刘恒才带领张武、宋昌等一些干部,前往长安,准备承接皇位。 

  这时刘恒的身份,还是代王,不算是皇帝,不过是刘邦几个儿子中的一个,连太子的名分也很勉强,最多只能说他同等于一位太子而已。在另一方面,这时汉朝中央政府的权力,实际上早已掌握在周勃一人手中。当刘恒从边塞来到了首都长安城外的渭桥地方,周勃早率领了文武百官,跪下来接驾,刘恒也立即跪下来还礼。这就是刘恒之成为汉文帝,他深知此时的局势非常微妙,进退应对之间很难处理,何况自己还没有即位,所以立即下跪回拜,这也就是老子的精神——“谦德”。《老子》中说:“我有三宝,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这是老子的三件法宝。汉文帝的一生,就实践了老子这三件法宝。 

  可是在刘恒左右的张武和宋昌,也是了不起的重要干部,都曾深习黄老之学。在渭桥行过礼后,周勃向刘恒说:“代王!我和你退一步,单独说几句话。”这时宋昌就出来说:“不可以。请问周相公,你要向代王报告的,是公事?还是私事?如果是私话,则今日无私。如果是公事,则请你当众说,何必退一步说?”宋昌确实是一位好参谋长,这也是老子之道无私的反面运用。 

  周勃被他说得没办法,就说:“没有别的,只是公事。”宋昌说:“什么事?”周勃说:“是皇帝的玉玺在此,特别送上。”于是将玉玺送给代王。刘恒接过玉玺,照常情,他就是皇帝了,他却说:“这不可以,今天我初到,还不了解情形,天下之事,不一定由我来当皇帝,可以当皇帝的人很多,我现只是先代为把玉玺保管起来,过些时日再说。”这就是黄老之道的“用而不用”,要而不要了。谦虚是谦虚,该要的还是要。 

  他收下玉玺以后,还是没有立刻即皇帝位,住在宾馆九个月,没有办事,等一切都观察清楚了,才宣布即位当皇帝,这时年纪还很轻,政事还是很难为。第一,他的同宗兄弟中,还有年纪比他大的,还有一些远房伯伯叔叔的孩子,亦算是刘家的宗室。第二,以前曾跟刘邦一同起来创业、掌有兵权的老将军们,分在四面八方,人数很多。内在的政治基础不够稳固,外面的实力空虚,自己手上没有一个兵,只是手里拿到一颗玉石刻的大印,能印得了什么? 

  可是他考察了九个月以后,发现最难对付的,是长江以南的地方势力,包括了缘湘、赣五岭以南的广东、广西、福建乃至云南、贵州等地,其中的南越王赵佗,在吕后乱政的时候,他听说在故乡的兄弟被诛,祖坟被挖,对汉朝非常怨恨。吕后死后,他见汉朝中央主政无人,便自称皇帝,而且兴兵到湖南长沙的边境,准备向北进攻。 

  赵佗原来是河北人,是与汉高祖同时起来,反抗暴秦的英雄好汉之一,秦始皇被打垮以后,他未能在北方发展,就到南方在广东当县尉令,任上县令死时,把县政交给了他,他便自称南越王。那时五岭以南地区,尚未开发,为边远的蛮荒烟瘴之地,汉高祖亦奈何他不得,派了一位亦道亦儒的能员陆贾当大使,干脆承认了南越王的地位。后来因为吕后对不起他,所以在吕后死后,他也自认为有资格即皇帝位,窥伺汉室。 

半壁江山一纸书

  像这样一个局面,该怎么办呢?如果说出兵与赵佗一战,这一主战思想,将使问题更见严重,决策不能稍有疏失,内战结果,胜败不可知,天下属于谁家,就很难说了!因此只有另作他图,汉文帝有鉴于此,所以他在就皇帝职位后,除了修明内政以外,便只有用黄老之道了。 

  在历史的记载上,有关汉文帝处理这个大难题的有两封信,其中一封是汉文帝给赵佗的,一封是赵佗答复汉文帝的,这样两封往来的信件,消弭一场大战于无形,亦拯救了无数生灵。 

  当然,事情并不如此简单,汉文帝在写这封信之外,还有内政上的措施,军事上的部署等等,并且遴选了一位老谋深算的特使,便是赵佗的老朋友陆贾。各方面都有了妥善的安排,摆好了一个有利的形势,增加了这封信的力量,于是收到宏大的预期效果。 

  从这两封信上,我们不难窥见黄、老之道的精神与内涵。现在,我们先在这里介绍两信的原文,然后再作一概略的分析。 

               汉文帝赐南越王赵佗书 
    皇帝谨问南越王甚苦心劳意。朕高皇帝侧室之子,弃外奉北藩于代, 
  道里辽远,壅蔽朴愚,未尝致书。高皇帝弃群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 
  临事,不幸有疾,日进不衰,以故谆乎治。诸吕为变故乱法,不能独制, 
  乃取他姓子为孝惠皇帝嗣。赖宗庙之灵,功臣之力,诛之已毕。朕以王侯 
  吏不释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 
    乃者闻王遗将军隆虑侯书,求亲昆弟,请罢长沙两将军。朕以王书, 
  罢将军博阳侯;亲昆在真定者,已遣人存问,修治先人家。 
    前日闻王发兵于边,为寇灾不止。当其时,长沙苦之,南郡尤甚。虽 
  王之国,庸独利乎?必多杀士卒,伤良将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 
  之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为也。 
    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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