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望书-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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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略作回望。

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国势衰微，城镇凋蔽，战乱不已。被称为中国近代建筑宗师的吕彦直、梁思成、杨延宝等人，都崛起于那个时代。这不仅仅是一种建筑学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科学现象。

他们几乎都有相同的经历，留学海外归来，有深厚的文化功底，既采用现代建造技术，又能创造性地发扬中国传统民族形式。中山陵是我国历史首次向海内外“悬赏”——即招标征集设计方案。方案不是由国民党领导人拍板决定。但事先已经过各界广泛的讨论，发表文章，确定了中山陵“开放式纪念”，和“至大、至德、至善”的指导思想。要求其风格为中国“古式”或“中西合璧”。那时没有业主和业内人士的概念，特聘的四位顾问，即南洋大学校长、土木工程专家凌鸿勋，德国建筑师朴士，中国画家王一亭和雕塑家李金开会评审。交通部南洋大学为交通大学前身，凌鸿勋曾留学美国三年，虽然在美铁路公司工作并在加伦比亚大学学习，但他大抵并没有为学位而是为中国现代化的本领而求学，是继詹天寿之后我国著名的铁路专家，设计的铁路1000公路，勘查过的超过4000公路。当时年仅31岁的建筑师吕彦直也没有什么名气，他在上海报名应征，在40多个设计方案被评为第一。凌鸿勋评价说：“此案全体结构简朴浑厚，最适合于陵墓之性质及地势之情形，且全部平面做钟形，尤具木铎警世之想。祭堂与停柩处布置极佳，光线尚足，祭堂外观甚美……此案建筑费较廉。”李金发评价说：“造成一大钟形，尤为有趣之结构。”王一亭说：“形势及气魄极似中山先生之气概及精神。”大家一致认为吕彦直方案“简朴坚雅，且完全根据中国古代建筑精神”，决定采用，并聘吕彦直为陵墓建筑师。

我们看看吕彦直这位设计大师的简历，就可知道他的方案被选中，绝非偶然。吕彦直于1894年出生于天津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里。自幼喜欢绘画，八岁丧父，九岁随姐姐侨居巴黎，在那里受到法国文化的熏陶。1928年回国读书，1911年考入清华学堂留美预备班。1914年赴美国留学，1918年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建筑系。之后，他充任美国名建筑师墨菲的助手，参加了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今南京师大）和北京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的校园规划和建筑设计。与此同时，他还对北京明清故宫做了大量的实地考察，亲手绘制了不少故宫建筑图，从而对我国清代古建筑及欧美建筑风格特点都有了全面直接的认识。到1925年投标中山陵时，他已有了七年建筑设计的实践经验，其中重要的有上海香港路银行公会大楼、南京最高法院、东南大学科学馆等等。这位年轻的天才，在中山陵建设未竣工时，即因辛劳而早逝。

千百年来，中国的城市在自觉和不自觉中形成了一些定式和规律。

先说规划。古代中国城市也许没有单独的规划局、城建局这类的政府机构。但多按严格规划建设的。都城、州府和地区的中心城市、边防重镇，更是如此。都城的设计，更是由皇帝亲自主持和审定，府尹与太守之类，是做不了主的。

这些古代城市规划基本上遵循上中国儒家的传统思想。无论是商业城市还是行政中心，都有周密的规划，建设的“次序”也十分严格。先做供水和地下排水系统，后做街道和地面建筑；先造钟鼓楼，寺庙学宫等“公共建筑”，形成城内型制宏大的标志性建筑物，再建店铺民宅。我在山东临淄就考察过2000多年前齐国都城规模宏大的下水道遗存。县、州、府和都城中的有寺观、学宫、坛庙——这些都在今天成了名胜古迹。

再说建筑。

建筑风格与艺术价值并不取决于材料，而是格局、建构、造型和细节表达的内涵。中国地域广大，建筑的材料多样，从来没有排斥过“石构建筑”和新的建筑材料——隋代李春的赵州桥，明代寺院广布的无梁殿，圆明园中的西洋楼等等。

“云南地高爽，虽远处南疆，气候四季如春，故其建筑兼有南北之风。……滇西大理、丽江一带，石产便宜，故民居以石建筑者亦多。”——看来，半个多世纪前，梁思成大师已经把大理与丽江古城纳入了视野。（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而我们是在20世纪80年代那场大地震后，才在危房的抢救中，发现了丽江的惊人之美。丽江古城风貌的保存，还有一个原因，因为缺乏资金，不能大拆大建，不能打扮得花枝招展，才勉强修旧如旧，这终于为后代留下了青春不老的“丽江印象”。

中国传统城镇的凋蔽，与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农业商业和手工业经济的衰落同步。

随之而来的是，在炮火、烟尘和残垣断壁中，在五光十色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对城市规划和建筑的自信丧失和迷失。

令人可悲的是——正如梁思成几十年前在《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一文中所说的，“纯中国式之秀美或壮伟的旧市容，或破坏无遗，或仅余大略，市民毫不觉可惜。雄峙已数百年的古建筑，充满艺术特殊趣味的街市，为一民族文化之显著表现着，亦常在改善的旗帜下完全牺牲……这与战争炮火被毁者同样令人伤心，国人多熟视无睹。盖这种破坏，30余年来已成为习惯也。”

19世纪末，对传统文化的疑问与否定，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顶峰。

和北京一样，中国的许多城市建设并不缺规划，有的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已经制订。我不清楚历届政府作过多少次调整、修改和重新制定。据调查，目前中国一些大城市制定城市规划的“寿命”，平均不到12年。

城市规划的“短命”，反映了决策者、制订者的知识、观念和眼光。规划的思想脉络是什么？规划本身是否科学合理？有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和执行？

规划是人制定的，人既可以制定，当然能够修改调整。但在商品经济中，现在修改或调整规划，充满了其他不确定因素，规划部门成了最有权力的行政机关。几位老乡，准备在城南建一座商城，看中了一家工厂的仓库，双方达成了联合开发的协议。后来到规划部门一看，这片土地在规划图上却画着一个划蓝汪汪的大湖，厂长也不知有此规划。这里根本没有水，只有一条臭水沟从仓库墙外流过，20年了，污染未曾治理。可规划上是水上公园，商城肯定不能建。好在现在有专门办批文的公司，花了100万元委托他们，搞到规划部门批文，允许建临时建筑。而这些钱是如何分配的，流经谁的腰包，就不得而知了。

良田改工业用地，工业厂区改建小区和商品房，预留的绿地变别墅，其前提都要有规划——而这里的潜规则，都需要花钱。

某一省会城市的规划局长空缺，几个地方官员争着到京城活动跑官，请上头的相关领导或秘书“发话”，有的带了几十万“活动”经费，“同伙”的有一个是我的熟人。在宾馆喝茶的时候，我问，这个职位值那么多钱？他说，与市公安局长差不多吧，可能还更实惠一点，一年挣个200万没问题。我不禁哑然。

有的地方换一届领导就出一个规划。城市规划往往交给设计研究单位，只要拿钱就干活，领导要怎样制定规划就怎样制定。贪大求洋，翻来覆去。一纸规划实施起来有多少约束力？能约束的也就是一些小商小贩和居民的违章建筑了。

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大学建筑工程设计教育的悲哀——“现在是业主教育设计师的年代”。

同样到具体的建筑物设计也是如此。这是给一些官员组成的出国考察团编的顺口溜：“上车睡觉，下车撒尿，参观拍照”。一些单位的官员、公司老板往往拿着出国时拍摄的某个欧式建筑照片，让建筑部门按此模样建造。建设设计单位为了挣到钱，业主单位怎么说，设计人员就怎么画，施工单位当然也就怎么做。

急功近利、粗制滥造、时尚跟风、弄雅成俗是必然的结果，因为很难指望业主对建筑文化有多少文化上的理解。还有些专家学者，在洋风劲吹之下，“虽然对新输入之西方工艺的鉴别还没有标准，对于本国的旧工艺，已怀鄙弃厌恶之心理”，他们把这种“鄙弃厌恶”上升和包装成学问，是迟早的事情。

外来的“和尚”念的自然是真经。对外国设计师高报酬，言听计从；对国内建筑师压级压价，颐指气使。在重大工程的招标，国内建筑设计单位与外国建筑设计单位联合，实际上仅为了给他人搭建一个平台，中国建筑师的设计仅作陪衬，他们的创造与创新的机会一次次被无情地剥夺。这无形中加剧了一些国内建筑师随波逐流的心态。

在恶劣无序的建筑市场角逐中，为数不多的建筑精英们无暇集中精力创造出更多的好作品，而是把精力和智慧放在谈判桌内外，放在“开拓”市场上。只有获取足够的订单才能求生存，才能过好日子。他们不像教授学者，而更像游走叫卖的商人小贩。建筑师文化思想和独立精神之流失，是中国当代建筑也是城市的悲哀！

于是，拆、建；拆、建。一座座城市终于把“生米煮成了熟饭”。

二、城市化的提速与负载

争论“破坏性建设”，还是“建设性破坏”本身没有多大意义。

几乎所有的城镇正经历着量的扩张和质的变化。推土机、挖土机、打桩机，混凝土和塔吊的森林、时髦的玻璃幕墙与钢铁的构建，广场喷泉雕塑和绿地……摩天大楼、立交桥，以及城乡间低矮的棚屋、高低不平的土路，老街旧城的废墟，构成了当代中国城市最常见、最壮丽，也最破败的风景。

现在，中国城市化率达到了多少？

有人说还很低。只有30％～40％。

其实，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沿海地区已经达到了百分之70％～80％。北京、上海、天津的绝大数的县已经变成了城区，乡镇变成了街道和社区。广州、南京、杭州、成都、武汉等等大城市，像一个个巨大的磁场，把周围的乡镇都吸为城区，西安市甚至把百里外的临潼都吸入了城区。北京、上海取消了农业户口，浙江即将在全省范围内取消农业户口。

摸着石头过河，难免就有水流、路径和方向的问题。

“亡其国，先亡其史”，这从来都是外来闯入者狠毒的一招。重温历史，不堪回首中的回望——在时间的坐标中，才能找到今天的定位参照。

两千年的时光依稀。100多年，不算太遥远，半个世纪，更能精确地计算与测距。城市的扩大与停滞，大跃进与大跨越，以及随之而来的调整。一再交错进行的变速成了中国发展的钟摆一般的“模式”。

新中国建立后，实际上采用农村与城市两元分隔的模式和管理方法。农村与城市发展，农村、城市的行政组织管理，农副产品与工业品的生产流通交换，农村人口与城镇居民之间的流动，都通过计划安排，用高度集中的行政办法进行协调解决。户籍与粮票——地方粮票与全国粮票——则把没有“粮票”的农民，一年四季固定在乡村与土地上了。“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是领袖与诗人的理想农村田园风光。

上个世纪50年代，经济建设高潮中，我国中西部大批工矿型城市出现了。兴办工矿企业到农村招工；城市无法解决就业问题，靠“上山下乡”缓解失业。止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大跃进，大炼钢铁和粮食产量“放卫星”后，国民经济进入调整阶段，城镇首先精简居民，动员来自农村的职工返乡，并对全国城市规模进行了压缩，4年中撤销建制市40多个。对城乡人口流动，特别是大中城市规模的扩大，实行了严格控制和限制。

潮涨潮落的中国经济，在文化革命中更到了几近崩溃的边缘。

在建国后前30年中，我国城镇人口仅增加了约1。3亿。

——2007年夏天，我到英国访问，从伦敦、剑桥、曼切斯特、爱丁堡和工业城市格拉斯哥，在20多天的行程中，我再次想到半个世纪前提出的“超英赶美”的口号。当时一个重要的指标是钢铁的产量。而现在则是GDP。中国的钢铁产量已经大大超过英国，G　D　P按照购买力评价实际也已经超过英国。但我们是不是了缺失了什么？——文化、传统，还是城市的历史风貌？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到第三产业，高新技术、服务业与旅游业的兴起，科学、文化与历史显得如此的重要！

1980年后20年间，城市化在中国提速，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减缓的势头。城镇净增人口约2。5亿，这还不包括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

农村劳动力的富裕一直是存在的。在人口稠密的沿海地区，人均不到一亩耕地，即使是中部许多农村，一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