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望书-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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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的茶楼成了牺牲品。一个多世纪前，当时年仅10岁的京剧大师梅兰芳在广和戏园开始了他的京剧生涯。广和戏园也因此闻名。他那时在一出名为《长生殿鹊桥密誓》的戏中演出织女，他饰演旦角的能力使其成名。对19世纪全盛时期的广和楼的写生画描绘出一个华丽的舞台，舞台三面都摆放着桌椅，客人可以边喝茶边看戏。北京市文化局文化设施建设处官员说：我们想造一个像美国百老汇一样的现代化专业剧场，有固定剧目常年演出，而且能够承办高端演出。”

与广和戏园被拆的同年六月，我在英国伦敦一个古老剧场里观看了未到中国，即被国内热炒的《妈妈咪呀》。在观众的呼喊的声浪中，我一再想起了被拆毁广和戏楼，怎么也融不进剧场的热烈中。妈妈咪呀，翻译通俗一点，就是“啊呀我的妈呀！”

散场后，我默默地走在异国的街头。在回想中国戏剧发展脉络、戏台、戏园变化——我们怎么能够自信地面对戏剧文化发展的今天和明天。

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大剧院难道不应该有民族风格与中国气派吗？

上世纪50年代，北京评过十大建筑。人民大会堂、北京火车站、民族文化宫、历史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军事博物馆等，留存至今。其中有的与中国民族风格相结合，有的完全按俄国四五十年代的潮流建造的，也大都有板有眼。

80年代，北京又一次评十大建筑，北京图书馆新馆、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等入选。不到20年，有的默默无闻，有的已经被淘汰出局了，如“中央电视台彩色电视中心”，寒怆得不忍再睹。而现在请外国人设计新的中央电视台大楼，又已经动工了。

90年代，北京再次评出了十大建筑。如中央广播电视塔、北京新世界中心、恒基中心、新东安市场、北京国际金融大厦等等。在这十大建筑中，有四家是外商投资。十大建筑的影响也已经式微。几乎没有在北京居民中留下什么记忆。

2006年早春，乍暖还寒。这次倒是外国人直接评选中国的“十大建筑”了。

美国的《商业周刊》评出了“中国十大建筑奇迹”。奇迹，首先在于奇，千奇百怪，已不是建筑形式的初衷。这个“奇迹”，把法国人安德鲁设计的国家大剧院（巨蛋）、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设计的北京奥运会主会场（鸟巢）、荷兰建筑师库哈斯设计的新中央电视台新大楼（裤子）、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12位亚洲建筑师设计建造的长城下的公社、上海金融中心大厦、北京当代MOMA等，统统入选。对此，有的人相当兴奋，有的人不以为然。

21世纪的北京乃至中国，正在成为某些外国设计师标新立异，甚至是“标新立怪”的试验场，是喜还是忧？

外国的商业刊物评出了“中国新建筑奇迹”，人们有理由问，除了跨海大桥等外，经过岁月的淘洗，靠外表“标新立异”夺人眼球的，几十年后还能留下多少？

二、回望长安街上的风景：绿岛、双塔与牌楼

一些历史的风景正在人们的淡漠中远去——

如果我们驱车从天安门广场往西，过了中南海新华门。橙红的夕阳照临，远远地，正前方街心出现了绿岛，和碧树环抱着笔直耸立着的双塔。汽车从塔下划一个弧线绕过，这时传来风铃清脆的声响，那是一个怎样怡人的景象，心身与视觉的疲劳，会顿时消除。

——毫无疑问，这绿岛与双塔将和天安门、金水桥一起，将成为长安街上经典的风景。长安街上有过双塔？

是的。西长安街路南侧曾有大庆寿寺，亦称双塔寺，创建于金代。原址位于今天电报大楼对过，音乐厅之西北。双塔寺元代最为兴盛。当时主持该寺的是高僧海云大师。海云法师名印简，俗姓宋，山西宁远人。海云受到元朝统治者的礼遇，大庆寿寺也因此擢居天下禅林之首，掌全国释教。双塔寺地本宏敞，殿宇参差，元代至明清，薪火相传，颇负盛名，诗人有“金碧楼台护紫霞”之句。图片2－07

双塔寺中原有《大蒙古国燕京大庆寿寺西堂海云大师碑》一通，为著名学者王万庆撰，立于1255年，当时海云法师还在世。此碑铭文与书法向为金石学家所重。这两塔高低不同，都是八角密檐砖塔，一为9层，而另一塔稍低，为7层，东西比肩排列。9层塔为海云大师灵塔，9层塔额题“特赠光天普照佛日圆明海云估圣国师之塔”；低者为曾主持庆寿寺的海云得法大弟子可菴之灵塔。

元塔有确切年代的不多。两塔造型精美，极具东方文化神韵，其修建年代比北海白塔早400年，也早于元大都城的重要标性建筑北京阜城门内妙应寺白塔。庆寿寺双塔是元代艺术建筑的精华，为无价之艺术瑰宝。后来寺虽毁，但双塔完好无损。

修寺院造塔，与西方国家建教堂相似。塔是佛的重要标志。佛教中历来认为造塔有莫大的功德。塔源于古印度，巴利文音译“塔婆”（Thupo），或称“浮屠”。塔的原始造型为方基、覆钵、尖顶。方基象征佛的方袍；覆钵即佛钵；尖顶，象征杖锡。后来造型不断演变。佛塔自传来中国，不久便同中国古代建筑融合，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塔形体从四方，发展到6角、8角、10边形和12边形等等。佛塔吸收了中国传统建筑特色，形成了楼、阁、阙、观组合，富有极大的文化内涵。耸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实际为一塔形方尖碑。

元朝进入忽必律时代，已不是“略输文采”而是文采飞扬了。我曾前往内蒙古正蓝旗北，考察元上都所在地金莲川草原，天高云淡，绿草如茵，毡房点点。这片草原以“金莲川幕府”闻名于元蒙史。当时，在忽必律周围，聚集了大批来自汉地甚至中亚各地的精英，文化气氛浓厚，学术思想活跃，他们在这片美丽的草原上，谋划着未来蒙古大汗国家的蓝图。

元代统治全国之初，都城仍在上都，人员来往非常不便。至元四年（1267年），忽必律决定在金代的中都修建元大都城，元大都的规划者是来自金莲川幕府的汉人刘秉忠。刘秉忠是一位道士，又是精通风水和城市的规划大师，他和阿拉伯人也黑迭儿按照古代汉族都城的传统的布局，根据《周礼·考工记》王城图所记的式样，按前朝后市，左祖右社，对元大都进行总体规划设计。完全舍弃辽金旧城（今北京城西南方），以北海为中心点重新规划，新城大都是一座对称式城池，但城中有许多湖泊（海子），形状和大小形状，都是不对称的，当时一些外国人看到后，赞口不绝。这个宏大科学的都市规划，700多年前的世界上无出其右。

一个强盛的国家，总是人才荟萃，大师云集。元大都水系的规划和设计者，是大名鼎鼎的“科学家”郭守正。他修建的元大都上下水道，几百年后仍然畅通。郭守敬在元大都建设中，一个很大的功绩，就是修建通惠海，引西山之水到古代永定河故道留下的坑洼水塘，即积水潭、后海、什刹海等，使大运河上船能直抵积水潭。从此，漕运兴盛，积水潭一带更成为热闹的市街，笛里番腔，街头戏鼓，元杂剧等文化活动也由此而生。

主持元大都一些重要佛寺、佛塔、道宫营造的，则是“外国专家”阿尔尼格，他来自尼波罗国（今尼泊尔），是著名的雕塑家和建筑师，曾到西藏参加过黄金塔营造。阿尔尼格应元世祖忽必律之邀来到北京，官至光禄大夫、大司徒等。此外，参加元大都建设的还有一大批建筑师、工匠和画师。

规划中的元大都城墙是方方正正的。庆寿寺正在大都南城墙一线上，佛寺面临被拆除的危险。规划已经皇帝批准，动得还是动不得？元世祖忽必律得知此事后，竟下令修改自己“钦定”的规划，城墙至此绕了个弯。大都的城墙竟为“佛教文化”让路，一时在全国传为佳话。今天谁有忽必律的气魄与眼光？

我们回想一下，20世纪毛泽东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几十句名言中，除了“枪杆子里出政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等等之外，必定有“造反有理”，“破旧立新”，“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之说。——但有一些名言一经放大应用，还真值得商榷。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是大建设的时代。当一种新的学说兴起的时候，“破旧”成了一种必需的开路方式。城市的特点是文化的多元性、异质性和复杂性。一个“破”，便快刀斩乱麻，势如破竹，着实很痛快。如同犁铧，但深翻之后的土壤播种什么？是清一色的麦子还是土豆？

长安街的建设被赋予了象征“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的涵义——笔直宽广平坦，这成了建设中国第一大街的价值取向。这如同北京今天的城市规划，仍然影响着全国大大小小城镇的建设一样。图片2－08

1955年，拓展西长安街时，涉及了大庆寿寺双塔。只有清华大学教授、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敢提不同意见，他建议，可以拆除双塔周边的民房，保留双塔并辟一块街心绿地，既保护了文物古迹，又可丰富街道景观。尽管塔千百年来已经融入了中国的主流文化，但毕竟还是与佛教有关。梁思成的建议自然无人理采，不可能被采纳。庆寿寺的双塔接着被全部拆除，塔中的海云大师碑被移至北海公园内的天王殿。跨越韶光的真实已经失去，永不再现。

长安街拓宽工程中，连同双塔一同需要拆除的，还有东西长安街上的牌楼，以及前门大街和正阳门桥牌楼等等古建筑。

牌楼即牌坊，始源于中国古代城市的里坊制度。据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中考证，“牌坊为明清两代特有之装饰建筑，盖自汉代之阙、六朝之标、唐宋之乌头门棂星门演变形成者也。”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牌楼成了建在大街转角、交叉口、丁字街口的标志，也增添了城市街道的美感。其中有些规模宏制的牌楼，实际上是中国古代的“凯旋门”。——现在，世界各地的“唐人街”均建有牌楼，成了华人聚居地的标志性建筑。

北京西四的牌楼东西南北四座，分立于交通路口，形制相同，均为三间四柱三楼冲天柱形式。东曰“行仁”、西曰“履义”，南北曰“大市街”。是昔时古都的重要交通要道和商肆繁华地段。与此相对应的有东四牌楼。正阳门前正阳桥牌楼是北京单体建筑规模最大的，牌楼宽五开间之多，俗称五牌楼，为五间六柱五楼冲天柱形式。在牌楼当心间上下坊额之间，书“正阳桥”三字匾额——这里正是北京都城大门正阳门的入口。

北京牌楼的大规模拆除，早在1950年就开始了。这年9月，在天安门道路的拓宽工程中，北京市建设局拆除了东公安街和司法部街牌楼。仅牌楼上的匾额由文化部文物局收藏。当时，政务院遵照周总理的批示的精神，对北京市的其他城楼、牌楼等，进行了调查，对有些古建筑还进行了修缮。如配合国庆，东西长安街上的牌楼还被油漆一新。

但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

1951年底，大破之风陡转。北京市开始酝酿大规模拆除牌楼。直接的原因是“影响交通”。1953年5月，中共北京市委就朝阳门、阜城门和东西单、西四、历代帝王庙前牌楼影响交通的问题向中央请示，同时拟拆掉朝阳门、阜城门城楼和瓮城，交通取直线通过；东西单、西四、帝王庙牌楼一并拆除。5月9日，中央批准了这个方案，并指出进行此项工程时，须进行一些“必要的解释，以取得人民的拥护”。

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担任起解释拆除任务的工作。

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梁思成不是一个普通的建筑师，而是一个建筑学家、建筑教育家，对建筑史的研究，尤为精深。熟知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建筑风格、建筑思想的变化。梁思成认为，城门和牌楼、街坊构成了北京城古老街道独特的景观，城门是主要街道的对景，重重牌坊、牌楼把单调笔直的街道变成了有序的丰富的空间，这与西方都市中的雕塑、凯旋门和方尖碑等有同样的效果，是街市中美丽的点缀物与标志物，可以用建设交通环岛等方式合理规划，加以保留。

当年在国务院工作的方骥回忆起梁思成与吴晗的一次冲突：梁先生为了旧都多保留一些有价值的牌坊、琉璃宫门等古建筑，在扩大的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和自称“改革派”的吴晗争得面红耳赤。记得有一次，吴晗竟站起来说：“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气得梁先生当场痛哭失声。

1953年8月，吴晗主持会议，讨论北京市文物建筑保护问题。在这次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