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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后望书-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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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想象,一个曾居高位的官员,当年怎样顶风冒雪,走过风沙滚滚的大漠戈壁,翻过积雪的乌鞘岭的。面对骤至的灾难,面对人生的大起大落,一切如过眼烟云。但他与政治家林则徐一样,身处逆境,放逐之中,并不消沉悲观,感叹个人的不幸,他胸中涌动着古代边塞诗人的豪情。徐松有更多的学者气质,因此从官员到流民、学者的角色转换,就非常自然。

如何生存?如何作为?如何坚守?

“智者乐水”,在空前的苦难厄运中,人格和灵魂中那份伟大与高贵,常常与抽刀不能断的“水”连在一起。

林则徐在流放伊犁的3年多时间里,亲历南疆库车、阿克苏、叶尔羌等地,亲自设计修建了被称为“林公渠”的水渠,积极推广“林公井”(坎儿井)。在极端和逆境中,徐松则默默开始考察西域及其水系,选择了西域这片陌生土地上的“亲水”独行。8载风霜,两肩雨雪,沿各条河流、各个水系,行程万里进行考察,夜晚则在驿馆孤灯下整理观察笔记。他每一步都走得那么坚实,那么艰难。

几年中,徐松以超人的毅力,完成了《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两部学术巨著和《新疆赋》。对我国西部地区各个水系河流,《西域水道记》不仅有地理的、水文的、农业的详细考证与记录,甚至还从历史人文的角度进行了广泛调查。

另外,徐松还编定了通志《伊犁总统事略》。

——正是这部著作,引起了新即位的道光皇帝重视,并“赐名”《新疆识略》。几个字的改动,同样显示了最高统治者的见识与胆略。道光皇帝亲自写序,并把这本书交武英殿刊行。从此,新疆作为一个省一级行政的专用地名首次被政府启用。——这些都使返京后的徐松无可争议地成为领袖群伦的学坛宗师。

考察西部的河流是十分艰苦的。从河西走廊,到天山南北,徐松“壮游殆遍,每所至适,攜开方小册,置指南鍼,记其山川曲折,下马录之。至邮舍则进仆夫、驿卒、台弁、通事,一一与之求。积之既久,绘为全图。”正是这种强烈的经世意识,刻苦严谨的写作态度,“功似披榛,稿如束筍”。徐松甚至远涉中亚,考察和纪录了今天已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境内的斋桑泊水系,留下清代国土的珍贵资料。

在《西域水道记中》,徐松独创了一种科学的内陆河水系分类法,即以各个湖泊及其注入的主要河流为“单元”。如“罗布淖尔(罗布泊)所受水”、“哈喇淖尔(居延海)所受水”等等,可见内陆河与湖泊是密不可分的,内陆河的水流往往最后在盆地的低洼处积聚,形成了湖泊。

这部著作重大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足以世代流傳。

不能忘记伊犁河,不能忘记,天边的惠远旧城。

100多年前,这里曾经聚集了来自各地的流放者。

我在伊宁时,曾专程寻访过惠远老城。

西陲边城伊犁惠远老城南墙下,有徐松住过的戍馆。

老城始建于乾隆二十九年,当时是新疆的中心城市。1871年沙俄占领伊犁时被夷为平地。徐松在古城中挑灯研墨伏案写作时,能听到隐隐传来的咆哮的水声么?

我想,有些特殊的大师、学者,不是大学和设计院所能够培养出来的,寻常意义上的专家只能望其项背。徐松的“专业”不是水利,但他读尽了每一条相关史料,走过了每一条相关的河流山谷,观察过无数风云漫卷水涨水落,和与河相依为命的百姓倾心交谈,其著作才会无愧于西部伟大的河流。

自然,今天徐松、林则徐等流人的旧居早已没入衰草荒烟之中。只有东面与北面还有残存的城垣,城内一片瓦砾荒草,西南一角还有明显河水侵蚀的痕迹。我在老城中徘徊,在河边流连,望激流崩雪,连山忽起,也无非是为了一番心愿,体会一种淡泊的心境与高尚的科学精神。

理解古代大师的钥匙不在当代,也与功利无关。

接着,我又去了旧城之北15公里的惠远古城。这座城是在左宗棠收复新疆后建的,其规制与老城相仿。伊犁将军府旧址现为驻军所在地,门口一对石狮子仍为当年旧物。鼓楼依然,石雕无语。

晨风中,西去的流水银子般闪烁着光亮。所有色彩在这时都绝对自由了,只有白与黑能还原大地的精神。独自伫立在伊犁河畔沉思,心中不由得多了几分震撼和感动。

说远了,还是回到河西走廊上来。

从酒泉、嘉峪关到敦煌,平坦宽阔的公路就从桥湾故城附近经过。路边立有旅游广告路标。如果不急着赶路,不妨下车一看。当然参观古城也是要收门票的。

桥湾是河西最“年轻”,也是最短命的古城之一。

徐松曾详细考察了疏勒河及主要支流,记载了两岸的风物。这是疏勒河的中游景象——“余归程至四道沟,柳荫蔽日,红杏花繁,流水潺湲,环绕村落。疏勒河自是西流十里,有微泉自南注入,是为五道沟。”“疏勒河自五道沟西流五里,迳桥湾城南。”

现在桥湾城周围是寸草不长的荒漠。[WWW。Zei8。]

导游小姐眉飞色舞,把历史的沉重变成传说与掌故,讲得轻松愉快,颇有趣味。这个故事大抵是:京城的皇帝某日做了个梦,梦见龙袍挂在一个河湾边的大柳树上,于是派大臣四出寻找,终于在疏勒河桥湾边发现与梦中完全相同的景物。皇帝下诏书,命在河边建一座城,修一个行宫。在施工中,官员偷工减料,把城池的质量建得很差,不久便发生坍塌。皇帝下令把这个贪污的官员处死,剥下其头皮制成了皮鼓。现在这个头皮鼓还陈列在展厅里……

传说只是传说而已。

实际上,位据疏勒河中游的桥湾城,扼战略要地,沿河有发源于祁连山的十道沟水相继注入,“诸沟皆微泉,并沟皆良田”。1744年修建的桥湾城,“周一百四十四丈,高九尺”,也非皇帝的心血来潮。当时在城东南隅建有粮仓,作为西域防务、平息叛乱的重要后勤基地。城内驻有马步兵300多人。50多年后,徐松考察水道途经桥湾城时,其城尚在使用,沿河尽是水渠农田。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清代熊懋奖在《西行纪略》中一个小故事:疏勒河“黑水桥有一土房,内住一老翁,捕鱼为生。鱼名铁背鱼,余买数尾。”一部大著作中,有这么几个小故事,就像水面上跳跃的光亮,赏心悦目。我不知徐松到桥湾时,是否亦与河边的渔翁交谈过,品尝过“水煮鱼”?

眼前的疏勒河既无水,亦无鱼。

周围黄沙莽莽,渺无人迹。农田是什么时候废弃的,人们是什么时候离开的?我无法知道逝去的古代真实。

那棵干枯的大柳树一定是“左公柳”,在遍野的风沙中仍倔强地不肯倒下。

七、春风不识玉门关

即使未到过西域,你总有某种特定的情绪与它有接触。那是我们盛满想象与感动的地方。

中国古代诗歌,特别是唐诗,使两座辽远的关隘成了抵达中国文化“疆域”绕不过去的雄关。——于是,对旅游者来说,玉门关与阳关是必去的地方。

想象是自由的。

但寻访与触摸能不能与想象对接,或者相悖?

出敦煌往西北,走上汽车在戈壁滩上辗出的便道,长时间颠簸与荒漠单调的风景之后,在一片沙石山岗上,浮现出一座黄色的古城堡。导游一指,那便是玉门关遗址,也叫小方盘城。

旅人纷纷下车,照相留影或者走近观望。

小方盘城虽然高大,但看上去,亦不过是一个大一点的烽燧。西域多数古城戍堡遗址,上个世纪初均被外国探险家多次光临,轮番盗掘。那是个东方帝国极度衰弱、而工业化中的西方各国却生气勃勃的时代。1907年斯坦因在这座城的北面一处遗址中挖掘到许多汉简,从而推断此城即汉玉门关。上个世纪40年代,我国考古学家夏鼐、阎文儒先生也在此地掘得汉简多枚,其中一简文字清晰,墨书“酒泉玉门都尉”字样,再一次证实了玉门与此城相关。有一本《甘肃行知书》,在引用了王之涣著名的《凉州词》后,也如此告诉读者,“春风不度”的玉门关,即距敦煌六七十公里戈壁滩上的小方盘城。

我曾三走丝绸之路。

一次随全国人大的常委会执法检查团到河西走廊,而前往玉门关则是我个人为了完成一种“朝圣”。相传古代西域和田等地的美玉经此关口输入中原而得名。小方盘城保存基本完好,城堡平面呈正方型,每边的宽度不过二十五六米,几步就可“量完”,城墙高约10米,全为黄胶土版筑,过去牧人在荒城中圈羊。

城之西北两面各开一门,城北坡下隐约有东西走向的一条大车道,应是历史上中原和西域诸国来往过乘及邮驿之路。再远处,是疏勒河干涸的河床,断断续续的长城自东迤逦向西,蜿蜒于平沙莽野之中。用不着太多的知识和学问,直觉此城堡当是汉代建筑。

仅见汉代玉门关是不完整的。

前些年我买了本《敦煌简史》。在这本书中,编者无意或者有意,也把汉玉门关与唐玉门关混为一谈:“阳关、玉门关,南北相距八十余公里,成犄角之势。自汉魏以来,它像西域交通线上的一对大雄狮……有二世纪到达洛阳的安息王子安息高的足迹,也有东晋高僧法显西去求法的行踪。”“唐、宋以后,由于海上交通兴起,两关始建衰败,城郭失修,关口湮没。”“以来”——可止于何时,没有论及,好像此关是唐、宋以后才废弃的。

唐玉门关不同汉玉门关。

描写玉门关的诗篇难以计数。唐代的玉门关附近有山,我们可以在诗中找到印证——

王之涣的名篇《听玉门关吹笛》即有“一片孤城万仞山”之句。在《唐诗纪事》中,“黄河直上”又作“黄沙直上”,认为这更符合唐玉门关的地形地貌。“万仞山”则形容关南祁连山高耸的层峦叠嶂,而在现在的小方城是看不到高山的。

诗人王昌龄长期在西北军旅中任职,《古从军行》绝非随意想象,而是唐代玉门关防线的形象写照:“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在玉门关附近不仅有山,晴朗的日子,还能遥望皑皑的雪山。祁连山上密布的浮云,来自青藏高原,来自青海湖,因此诗人称之为“青海长云”。王昌龄的《从军行》之七,对玉门关形胜的描述更富意境,令人难忘:

玉门山障几千重,山北山南总是烽。

人依远戍须看火,马踏深山不见踪。

不仅仅是学问。在文学、思想与精神世界里,玉门关是个不能“模糊”的例外。徘徊在小方盘城一带,天远野阔,极目无际的是茫茫戈壁,既不见雪山,也没有起伏的山峦。对于一般游客看看大漠古塞风景倒也无妨。可是,小方城远去的背景,终究让人难以释怀——此关非彼关。

其实,早在东汉永平十七年,即公元74年,随着直达哈密的“伊吾”道的开通,玉门关即已经东移至疏勒河的下游某一处渡口,新修玉门关逐渐成为伊吾路的起点。此后的隋、晋和北魏至唐,玉门关均建于此,多次征战大军都从新玉门关出发,《后汉书》、《晋史》、《北史·西域传》等对此均有记载。“秦时明月汉时关”,唐代诗人步出疏勒河边的驿馆,遥望废弃的汉代关城,已经有人与雄关俱老的感觉了。

历史是不能重叠的。

疏勒河边绿柳掩映的诗城,春风不度的玉门,在历史和文化的地图上,是有明确的方位和地标的。

汉关与唐玉门关完全不在同一个地方。两关不仅相差几百里的距离、几百年的光阴。汉修筑玉门关时,西域道路初通,主要起军事上的作用;唐玉门关则规模宏大,人口众多,有市井驿馆旅舍,城外有宽阔的护城河环绕。

玄奘法师西行求经,餐风宿露,于贞观三年(629年)九十月间抵达瓜州晋昌城。瓜州剌史独孤达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对玄奘十分敬重,盛情相迎款待。正在这时,凉州快马送来了追捕玄奘的公文。独孤达阅后,劝玄奘赶快离开。

玄奘走的是伊吾道,而当时玉门关戒备森严,他只好星夜至疏勒河边,准备绕过关城偷渡之。玄奘问询西行路径,“或有报云,从此西行五十余里有瓠蘆河,下广上狭,回波甚急,深不可测,上置玉门关,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关外西北又有五烽,侯王者居之,各相去百里,中无水草。五烽之外即莫贺延碛,伊吾国境。”(《大慈寺三藏法师传》)当时洪水季节已经过去,水流在河滩上漫散成数支,最宽的水流尚有丈余,岸边长着胡杨林。时间仓促,又在暗夜中过河,玄奘在当地收留的一个胡人徒弟石槃陀砍树搭桥,将草和沙铺在上面,牵马过河,绕过了玉门关城。至今,在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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