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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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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境最可怜的村庄注定只能寄人篱下。联邦制给各立门户大开方便之门,到处都在杀人放火,人们无恶不作。整个西班牙的大地上,都充斥着血腥的狂欢。

这个例子仅仅是此方面千万件例子中的一个。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小小的名词竟然能让整个西班牙民族陷入癫狂,由此可见,言语对群体的影响之大。正因为这个原因,任何想要对群体施加影响,或是想要操控选民群体的人,都不可轻易放弃这一有效的手段。

(4)选民群体拒绝理性

毫无疑问,在选民群体中不存在任何理性,他们也绝不愿意接受任何理性的影响。

在报纸的宣传中,选民集会常常被描写成为一场在公平气氛下举行,充满睿智的辩论会,然而真实的情况却远不是这样。

在这种集会上,演讲者往往言之凿凿,切齿痛骂对手,有时甚至拳脚相加,但绝对听不到论证。即使有片刻安静的时候,也是因为有个享有“粗汉”名声的人在场,宣称自己要用一些让听众开心的麻烦问题难倒候选人。然而反对派的满足是短命的,因为提问者的声音很快就会被对手的叫喊压倒。

在一些史料中选出来的有关公众集会的记载,可以作为这方面的典型:

在法国南特地区一次选民的公众集会中,会议的组织者之一请大会选出一名主席,骚乱立刻席卷全场。无政府主义者跳上讲台,粗暴地占领会议桌;社会主义者极力反抗;保皇党大声叫骂。人们相互扭打,每一派都指责对方是拿了政府佣金的奸细,无数人因此而受伤。事后,警察和民兵在会场收集的钱包、胸针、假牙、假发等小零碎,整整装满了两个大筐。

在这一片喧嚣声中,会议只好拖延很长时间,原定中午结束的集会,到了下午还在进行。

当说话的权力被转移给X同志的时候,这位演讲人开始猛烈地抨击社会主义者,台底下的人则开始用“白痴、无赖、流氓!”等等的叫骂声来打断他。X同志则针对这些脏话做出了反应,他很快地就编造出来一套理论,根据这种理论,社会主义者都是一些“白痴”或者“可笑之人”。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的集会中根本不存在任何的理性,参与者要么用恶毒的语言互相攻讦,要么干脆拳脚相向。在这样的气氛中,辩论和冷静的探讨是决不可能实现的。

也许有人会说,这种集会的成员囊括了各种政治派别,他们存在着观念上的分歧,有着不同的利益,自然不可能体现出理性的光辉。其实,即使在有着共同利益的集会中,也很难保证冷静与理性。

在第二国际的一次会议中,为了五一节工人庆祝会做准备,各个国家的代表团开始坐在一起讨论。为了防止争吵,会议的口号被设定为“沉着冷静”。

讨论很快就变为激烈的争吵,因为有一位G同志在发言当中,暗指社会主义者是“白痴”和“骗子”。所有这些恶言恶语最终变成了互相攻讦,演讲者和听众分成两派,争吵到了最后又变成了武斗,两派大打出手,椅子、桌子、板凳全都变成了武器,就连大会主席最后都加入了战团。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些事情只发生在固执的选民群体之中,也不要认为这取决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在不管是什么样的无名称的集会中,即使参与者全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会上的争论也没什么两样,在下一节中我们还会谈到这个问题。

(5)选民是被操纵的群体

在前面的研究中我们已经说过,当人们聚集成一个群体时,一种降低他们智力水平的机制就会发生作用。

我们可以在很多的场合里找到这方面的证明,比如说,1895年2月13日的《财报》上,就记载了一次学术集会的场景。

在那个晚上,随着时间的流逝,喧嚣声有增无减,绝没有哪个演讲者能够说上两句话而不被人打断。每时每刻都有人在这个角落或那个角落大叫大嚷,或者是一起齐声叫喊。

当一个演讲者得到掌声的同时,他也一定会得到嘘声。听众中的个别成员也在不断地互相激烈争吵。一些人可怕地挥舞着木棒,另一些人不停地击打地板。那些打断演说的人,总是会引来一片呼喊:“把他轰下去!”或是“让他说!”

一位名叫C先生的学者,在获得了讲话的权利之后,一张嘴就是白痴、懦夫、恶棍、卑鄙无耻、唯利是图、打击报复之类的用语。他挥舞着双手,信誓旦旦地宣称,要把这些东西统统消灭。

我们可以看到,参加集会的成员不是学者就是教师以及为数不少的高校学生。这些人显然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但在这方面,他们却和街头的流氓一样表现得毫无教养。

也许有人会问,处在这种环境里的选民怎么能够形成一致意见呢?

我们的回答是,选民群体可以说他们持有意见,但是绝对不能夸口说这个意见是自己提出来的,也决不能夸口说这个意见合乎理性。

因为实际的情况是,选民的意见和选票,通常是操纵在选举委员会的手里的,而它的领袖人物,通常都是些著名的政客,他们向工人许诺好处,因此在这些人中间很有影响,也就可以将他们的意愿夹杂在许诺之间,一股脑地塞给选民群体。

正如今日最勇敢的民主斗士之一的谢乐先生所言:“你可知道什么是选举委员会?它不多不少,是我们各项制度的基石,是政治机器的一件杰作。今日法国就是受着长期选举委员会的统治。”

选举委员会的威力之大,以及它对选民群体控制程度之高,操纵手段之熟练,都是我们绝难想象的事情。曾经有一位选举委员会成员放出狂言,声称只要候选人能够被群体所接受,并拥有一定的财源,解决选民群体的问题并不困难。

在他看来,只要300万法郎,就能够让犯有叛国罪的布朗热将军重新当选;即使是拿破仑,也没问题,只要他能够重新活过来,并且拿得出5000万法郎就可以了。

通过上面的研究,我们终于对选民群体的心理有了较为透彻的了解,可以说,它包含了群体的一切特性,和其他那些群体相比,它既不更好也不更差。

(6)不可动摇的普选制度(上)

我们看到了选民群体的弱点,也就知道了法国普选制度的荒唐之处,可以得到的结论是,该项制度和古罗马的元老院毫无区别,甚至更像是雅典城的所谓共和,是由少数人主导,操纵大批民众的制度。

然而话虽这样说,我们却必须要将普选制度保留下来,尽管我们知道它的机制如何,但出于一些实际的原因,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将它一笔勾销。

事实上,我们是通过对群体心理的调查归纳出了这些原因,基于这些考虑,我要对它们做进一步的阐述。

毫无疑问,普选制度的弱点十分突出,因此我们很难对其视而不见。但是我们无法否认一桩事实,那就是社会一定是要由少数人操纵的。

我们的文明,乃是少数智力超常的人的产物,这些人构成了一个金字塔的顶点。随着这个金字塔各个层次的加宽,智力也相应地越来越少,而这个金字塔的底座,就是一个民族中的广大群众。

一种文明的繁荣与进步,如果仅仅依靠以人多势众自夸的低劣成员的选票,是绝对无法让人放心的,一个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必须要由少数社会精英阶层来掌舵。

从历史事实上来看,群众投下的选票往往十分危险。它们已经让我们付出了若干次遭受侵略的代价。在今天,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群体蜂拥聚集在社会主义者的旗号之下,眼看着群体正在为其铺设道路的社会主义就要大获全胜。倘若让这种异想天开的人民主权论占领我们的政府,十有八九会让我们付出更惨重的代价。

正因为如此,我们与其任由民众将国家航船开往危险的深渊,反而不如听任几个政客掌控他们,至少在接受正确观念的难易程度方面,影响几个人要比影响群众简单得多。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普选观念已经深深地植入了法国民众心中,一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一直在为了争取这项权利而血洒大地,想要将这项权利夺走,或是仅仅做一个名称上的改变,都势必会遭到民众的迎头痛击。

我们只要记得,观念变成教条后有着不可征服的力量,我们就会承认这一点。

从纯粹的学术角度看,群体权力至上的教条就像中世纪的宗教教条一样不堪一驳,但是如今它却拥有和昔日宗教教条一样强大的绝对权力,因此,它就像过去我们的宗教观念一样不可战胜。

我们不妨想象以下,假设有个现代自由思想家,因为时空穿梭而被送回到了中世纪。难道你会认为,当他发现盛行于当时的宗教观念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后,会对它们进行攻击吗?

假如这个思想家落入了一个能够把他送上火刑柱的法官之手,指控他与魔鬼有约或者参加了女巫的宴会,他还会对存在着魔鬼或女巫提出质疑吗?

假如他坚持自己的自由思想,那么他还会有活命的机会吗?

正如这个思想家的命运一样,我们如果要用讨论的方式来试图动摇普选制度,就比群众的信念高明不了多少。而普选制度所受到的迷信,它具有的威力,几乎是和过去的宗教一样的。

在今天,那些演说家和作家在提到普选、民主这一类词语时,所表现出来的恭敬与媚态,甚至就连煊赫一时的路易十四也无缘享受。

因此,我们并不需要急于动摇这项制度,也暂时无法动摇其一分,对于它,我们必须采取和对待宗教教条一样的立场,除了时间之外,谁也没有办法对它发生影响。

(7)不可动摇的普选制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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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我们说到的方面,还有一个因素,使得破坏普选制度教条的努力,变得更加苍白无力,因为它具备一种对自己有利的外表。

在我们今天这个号召人人平等的时代,人们其实并不相信他们彼此之间全都一样的说法。

在民众的心目中,总是认为自己的身边生活着一群傻瓜,这就使得他倾向于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寻找志同道合者,寻找支撑自己观点的意见。于是,每个人都开始毫无节制地信赖公众的判断力,似乎人数越多,里面就会囊括更多的聪明人,似乎真理总是与人数上的优势携手同行。

正因为如此,当我们尝试着要废除掉普选制度时,一定会遭到最猛烈的反击,每个人都会认为,这种做法破坏了产生真理的道路,仿佛将智慧之泉的泉眼堵死一样可恶。

有人认为,只要对普选制度加以改革,对民众的选举权加以限制,如果必要的话,可以直接把这种权利限制在聪明人中间,这样就可以解决掉一切问题。

这样做真的会改进群众投票的结果吗?

我们必须要说,这种情况永远也不会出现。无论那些聪明人的睿智程度如何,也无论他们的人数少到什么程度,局面都无法得到改观。

我们知道,只要人凑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群体,那么不论它成员多寡,不论其成员素质如何,就统统患上了智力低下症。只要身处一个群体之中,人们总是倾向于变得智力平平。

在一个一般性的问题上,四十名科学院院士的投票,绝不会比四十个买水人所投的票更高明,因为对所有的群体来说,它们的智力水平总是一样的低。

如果按照那种流行的说法,只让有教养的和受过教育的人成为选民,那么最终的投票结果可能只会变得更糟。

人的智力来源是个神奇的东西,对社会问题的清醒认识也不可能人人具备,一个人绝对不会因为通晓希腊语或数学,因为是个建筑师、兽医、医生或大律师,就掌握了特殊的智力或社会问题。

比如说,我们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几乎全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们也大都是教授或学者,然而,这些人何曾就哪个普遍性问题取得过一致意见呢?贸易保护的问题讨论了几百年,完全看不出有得出结论的迹象。金本位制还是银本位制孰优孰劣的话题一被抛出,学者们就已经吵得不可开交,最后竟然用金银双本位制的办法相互妥协。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局面,原因就在于这些学者和专家对社会问题一无所知,他们所谓的学问,只不过是在我们普遍无知的基础上,加上了那么两三本专业著作。在社会问题上,由于未知的因素数量实在太多,很难覆盖到他们的专业领域,因此从本质上说,他们的学问,和民众的无知也没有什么两样。

正因为如此,完全由掌握各种学问的人组成的选民,他们的投票结果不会比现在的情况好多少。

时间一长,这些学者将仍然主要受自己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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