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首道文集-第7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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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改革,总要求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与我们党的历史上理论联系实际,从中国国情出发,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道路,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过去搞武装斗争,夺取政权,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正如毛主席所讲的,我们搞的“是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
任何事物都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中国革命是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新时代的情况下进行的,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基本原理的指导的。然而,无个性即无共性。“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例如,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党中央高举起武装斗争的旗帜后,我们克服“左”倾盲动主义,改变了照抄外国革命以城市为中心的脱离中国实际的做法,从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封建大国,革命力量有可能在反革命力量薄弱的农村得到恢复和发展的实际出发,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开始了我党第一次历史性转折。这是“中国式”民主革命的特点。 抗日战争中,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我们党为了抗日救亡,毅然同统治阶级实行联合,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在中外革命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抗日战争中,根据敌强我弱的历史现实和中国土地广大、乡村不依靠城市而自立、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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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力量是农民等国情,把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和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提到战略高度来看待,这也是“中国式”
的,是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经验中找不到现成模式可套的。建国以后,党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逐步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和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史上的伟大创举。 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赎买政策,就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和平赎买的设想应用于中国的实践,走了我们自己的路。当然,在这方面我们也有反面的教训。 例如,人民公社这个制度,就是吃大锅饭,以为这样子可以很快地到达共产主义,实际是一种平均主义的空想。生产关系改变得过快,前进得过远,就大大离开了中国的国情,超出了生产力实际水平。 后来,毛主席作了局部的纠正,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了生产队。 但是,现在看来,原来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制度,仍然是吃大锅饭的办法,还是不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因此,这几年我们从国情出发,创造性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办法,具体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 今年我们又废除了公社体制,恢复了乡村建制。 这就打破了多年来“左”的僵化模式,把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同中国农业实际结合起来,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农业道路。 我到江苏等地参观,看到经济改革的形势确是喜人。实行责任制后,江苏各地水利工程建设得好,农业旱涝保收,许多地区粮食平均亩产达200多斤。农业发展了,带来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化,腾出了更多的人来办工业。 农村每个家庭有农有工,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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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企业和大工业相结合,公路也修得很宽,交通便利,促进了城乡联成一体。 各地还重视了发展第三产业。 去年,江苏就有27个亿元乡。这就说明,从国情出发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其生机和活力真是估不透。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历史都证明:当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中国式”的时候,党的事业就发展,就前进;反之,违背了“中国式”的时候,党的事业就受挫折,就出现失误。因此,《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按照党历来要求的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按照正确对待外国经验的原则,进一步解放思想,走自己的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我们这次改革的基本任务。”
坚持一切从国情出发,还包括继承和发扬党的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等光荣传统。武装斗争时期,我们是靠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要看到经济建设起步晚、底子薄的国情,同样要提倡艰苦奋斗、勤俭建国。 绝不能因为现在是和平环境了,条件好了,生活改善了,就可以不讲艰苦奋斗了。 大量的事实一再证明,无论是科学技术人员取得科研成果,工人群众进行生产改革和技术革新,农村社员广开门路劳动致富,都是日以继夜忘我劳动的结果。 当然我们历来所主张的艰苦奋斗,绝不同于极左思潮影响下那种大哄大嗡,大搞加班加点的形式主义,也不能把人民群众用正当劳动收入不断改善自己生活视为“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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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生活方式“。因此,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而实现共产主义的过程中,一定要永远坚持党的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光荣革命传统。
(原载《党史文汇》198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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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保护消费者利益
1985年12月26日
保护消费者利益,指导群众消费的工作很重要。 我们党从建党的第一天起,就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为人民谋利益的。 如果说,解放以前党为人民谋利益主要是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求解放,那么现在主要就是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并使他们应该享受的生活得到切实保障。近年来,我们党贯彻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但同时,也有一些工商企业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唯利是图,不顾质量,随意涨价,甚至进行投机违法活动,严重损害国家和消费者的利益。 对这种现象,各级党委、政府,各主管部门、执法部门,应当认真进行检查监督,并且要充分发挥各级消费者协会的作用,通过社会监督,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做到优质服务,进一步改善党与群众的关系。 每个党员、干部都应该明白,我国10亿人民都是消费者,保护消费者利益,就是保护人民利益,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一项重大任务。我国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行有计划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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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商品经济。 为了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保持积累同消费的适当比例,这就要求在宏观上加强消费指导。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群众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指导群众科学合理地消费也越来越重要。 消费者协会要经常向群众介绍各种科学消费的知识,提供消费信息,帮助群众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引导群众正确处理个人消费同国家建设的关系。 在指导群众物质方面消费的同时,还要注意指导群众精神方面的消费,搞好精神文明建设。消费者协会要做消费者与生产者、经销者之间的桥梁。要通过各种方法把消费者的意见和要求反映给生产者和经销者。 生产者和经销者要认真地搜集、了解、研究消费者的意见和需求变化,不断提高产品质量,生产出物美价廉的消费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
(原载《中国消费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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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首壮心松柏操——怀念伟大的革命战士林伯渠同志
1986年1月
林伯渠同志是辛亥革命的老战士,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之一。 他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英勇战斗了一生。 党和人民对于每个为创建新中国建树了功绩的领导人,都是不会忘记的。 在十年动乱时期,林彪、“四人帮”猖獗肆虐,要打倒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去世多年的林老竟也进行所谓“审查”
,散布诬蔑之词。 但是,这伙丑类的诋毁,不能损害和磨灭一位老革命家在历史上留下的形象。 今天,欣看我们祖国朝气重生,万象更新,我深切怀念林老,依然记得当年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在公祭林老的会上所致的悼词,对林老作出的公正评价:林伯渠同志“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战士”
,“是毛主席的最亲密的战友之一”
,“他经历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3个历史阶段。 在每个革命的历史阶段,他都是彻底的革命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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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首壮心松柏操 —385—
1926年我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时,首次见到林老。 以后,在江西中央苏区,在长征途中,在陕甘宁边区,与林老相处和接触就多了。 随着年岁的增加,他银发苍苍,却充溢着青春浩气,身躯高硕,健步向前,演说谈话声如洪钟,周身有着耗不竭的革命精力。 对我们后辈,他是慈祥恺切的长者,总是和蔼可亲,诲人不倦。 林老写过两句诗:“白首壮心驯大海”
,“秋水襟怀松柏操”。我觉得,这恰可用来表现林老的革命壮志、坦荡胸襟和高贵节操。 时光似水,我们这些当年伴随林老的后辈,如今也已是白首之年了。 但是,林老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德,依然激励我在革命的路上奋发进取,他那模范共产党员的形象,他毕生为人民革命事业奋斗不息的赤诚忠心,对我们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依然有着现实的教育意义。
一、路引平沙履迹新
林老革命的一生,和中国进入20世纪以来风云变幻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 为着中华民族的解放,他探求革命的真理,走过了曲折的道路。 在那艰苦斗争的岁月里,他常和我们回溯中国革命的历史和自己的斗争经历,得出的结论就是:只有马克思主义,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刻苦学习和追求,使得林老不断进步、彻底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者跃进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林老186年生于湖南临澧的一个乡村教书先生家庭。他幼年在私塾念书时,恰逢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从而萌发忧国忧民之情。 在青年时代,目睹清朝政府的腐败,外国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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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义者的欺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经济破产和生计困苦,他不断思索怎样去挽救中华民族的危机。1905年他在日本留学时,摒弃了他曾推崇过的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维新思想,坚决加入了孙中山创建的中国同盟会,从此成为革命伟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 回国以后,他奔走于湖南、东北各地,进行秘密宣传,联络会党,策动军运,致力于推翻清朝政府。 辛亥革命爆发了,推翻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林老何等兴奋,以为推倒了皇帝,凭着共和议会制度这副“救时良药”
,“东亚病夫”就会有了生机。 但是,事实破灭了幻想,袁世凯攫胜利果实复又称帝,继而是北洋军阀走马灯似的连年混战,国计民生每况愈下。 在这战乱之秋,林老依然始终追随孙中山,投身于讨袁和护法运动,只是终究未能挽救民主革命的失败。1917年和1921年,他跟随孙中山两次在广东建立政权,试图借助南方军阀的武力来重新革命,但是军阀陆荣廷、陈炯明先后叛变,孙中山落难被迫出走。“寒鸦几点迷归依”
,曾任职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的林伯渠,沉沉心事凭谁诉:多少志士仁人抛却头颅,洒遍热血,换来的却是一系列挫折和失败,反动势力此伏彼起,中国革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1918年春,林老行军于湘南的郴衡道中,获悉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非常兴奋,写下“路引平沙履迹新”的欢愉诗句,他从中看到了中国革命“免入歧途”的新希望。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帮助中国的先进分子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林老在避难日本时就已结识的好友李大钊帮助下,阅读了一些有关社会主义的宣传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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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1月,他在上海会见陈独秀,探讨俄国的革命经验和中国的革命前途,并且在李大钊、陈独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