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心理学-第10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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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业余职务既一向为男子所专擅，则可知它们的内容和设备的发展是在在以男子的品格与兴趣做参考，而与女子太不相谋。第二、种族绵延的任务、与此种任务所唤起的性的作用，在女子方面所要求的时间与精力，不知要比男子的大上多少。有此两点的限制，至少我们可以了解，女子之于工业生活，决不能像男子的可以全神贯注，而无遗憾。有几位生物学家甚至于以为除了家庭与学校的场合以外，女子便根本不应该有什么工作。赫金孙（woods Hutchinson）说：“任何教女子做工业劳作的国家是要入地狱的”①。这见解是走了极端的。但是从经济的眼光来看，学者也未尝没有类似的见解，蒿布孙（Hobson）曾经讨论到这问题，在总结的时候，他说：此种机械工业把女子从家里驱逐出来的倾向，是“一个和文明作对的倾向”。又说：家庭的忽略，“就大体而论，是现代工业对于我们的生命所下的最惨痛的毒手；我们的物质的生产品是增加了，但我看不出来，无论它增加到什么程度，它对于这种创伤、会有什么抵补的力量。除了绝少数的例外，女子加入工厂生活以后，一个家庭在生理与道德的健康上，是没有不受剥削的。在工厂生活的急迫、扰攘、与危险之下，要做一个良妻、贤母和家庭的主妇，是不可能的。除了在最特殊的情形之下，无论我们把工资提得多高，我们决不能弥补这种种损失，因为它们的价值要更高一级，不是金钱可以换取”②。这些话是不错的。我们到了今日，才渐渐的明白，以前“妇女运动”的许多先进，一面努力于打破女子的受制于人的地位，一面却对于“受制于人”的诠释，始终是非常陈旧。他们以为男子的地位与作业总是优越的，男子是胜利所属的一性，所以只要取得他们的地位与作业，比而同之，不就等于脱去了桎梏而不再“受制于人”了么？旧的“妇女运动”中一切偏激与不稳健的事物，有时候可以教人伤心，觉得无理，便全部可以推源到这个谬误的见解。在旧的“妇女运动”里，她们就根本没有看见、一样讲权利，第一个权利便是做女子的权利，做母亲的权利：唯其有这种权利，所以她们是种族的泉源，是性生活的立法的人，其势力所及，不但为性生活的本身，亦且为与性生活有联带关系的种种生活。总之，女子的地位特殊，一种经济状况的重新安排，使可以满足此种特殊地位的要求，似乎是不可少的，前途也是必得成为事实的，但重新安排的结果，对于女子的独立性与责任心，大约也不会发生什么不良的影响。就已往、目前、与未来的形势而论，我们便可以②同注0 所引书，第一册，第228 页。①《达尔文所传的福音）（theGOspe1accordingtoDarwin），第199 页。“②同注①所引蒿氏书，第十二章，又参看勇氏自著的《母与子），《性心理学研究录），第六集，第一章。得像法国女作家亚当夫人（Madame Juliette Adam）所说的一个综合的观察，就是，已往是男子的权利牺牲了女子，目前是女子的权利牺牲了小孩，未来呢，我们总得指望小孩的权利重新把家庭奠定起来。这一点精意我以前在《母与子》的一文里，已经提到过，将来讨论到优生问题的时候，自然还不免续有论列。
18 个人责任发达后的效果
至于说女子的经济独立，用什么方法才能得到完全的保障，而在保障之际，因为同时要照顾到她生儿育女的特殊义务，社会全般又应该负多少责任，这些，从我们目前的立场看去，都还是次要的问题。但目前的运动，确乎是已经走上这个方向，是可以无疑的；前途细节目的安排，须如何而后可策万全，教我们放心得下，也毕竟是余事。所以我们姑且把经济独立的一点结束开去，进而直接讨论女子责任心的发展对于性道德正在发生什么影响。我们但须把一般的与比较显而易见的部分约略提到，也就够了。
道德的责任心一经开始活动以后，第一点、和最显而易见的一点要求是：我们得充分接受性关系的真实性，唯其真实，所以丝毫不能玩忽，不容假借。
在以前，因为道德上不负责任，经济上不能独立，女子往往受环境的威胁利诱，把她毕生在生物学上最关紧要的一件事实，误认为无足重轻，可以狎弄；
设或不然，在狡黠一些的，又不借惜重这一件事实，以为奇货可居，凭了它，可以和别的女子争妍斗宠，可以玩男子于股掌之上，男子虽自以为优胜，到此，也就不能不暂时低首下心，拜倒石榴裙下。这两种态度，一侮狎，一骄倨，都是错误的，都没有能尊重性的真实性。英国文学里，最伟大和最有代表性的那本小说描写到它的男主角的时候，说：“在他的引为和个人的荣誉有关的原则里，‘加仑脱瑞’（Gallantry）（就是对于女子的一种特殊的尊重爱护），也就是一条，有人要向他挑战，教他爱一个女子，那他就不能不爱，好比有人向他挑战，教他摆擂台一样，因为这才是英雄本色呀”；他那时候已经有一个十分心爱的女子，这女子后来也果真嫁了他，但有一天在化装舞蹈会上遇见了一位贵妇人，他的英雄本色就逼着他出来和她周旋，把她迎接到家里过夜①。所以要是一个女子完全在姿色风情上用力，而同时又有可以把一切责任推在男子身上的自由②，那她就很容易做一个诱奸的主动人物，而借此唯一的机会来表示她的独立与权威。至于男子的一方面呢，他那种谬误的“荣誉”的见解，即所谓“英雄本色”的见解，既已喧宾夺主似的把自然的责任观念驱逐一空，便几乎什么事都肯做。只要美人吩咐得出，英雄便做得来。相传美人在看武士与狮子斗的时候，狮子已经上场，而美人的手套忽然掉进圈子里去，美人就吩咐英雄去捡，手套是终于扔了上来，而英雄却一去不返。据说他向她扔手套的时候，脸上那种瞧不起她的神情才难看咧。这就是所谓“加仑脱瑞”，对于女子的一种特殊的尊重爱护；上文所提的那本小说，汤姆·琼斯（Tom Jones）便是在这方面最善于描写的。在一个女子不负道德责任与不能经济独立的社会制度里，“加仑脱瑞”是一种①见英国小说名家费尔亭（Fielding）所作小说《汤姆琼斯》（T 叨JOnes），第三篇，第七章。②甚至于基督教会也接受这种支配责任的方法，所以“诱致”/so11c 卜tatiOn”）的罪名，就是听取认罪的神父诱好认罪的女教徒的罪名，是完全在神父身上，而与女子无干。必然的产物，它和比较原始时代以及近代的两性平等观念，是完全相反的，它和自然的两性间两相爱悦、彼此调情的共通的习惯，也根本上有冲突。
一旦女子能自己制裁她的性生活，并且知道此种制裁的责任决不能挪移到男子的肩膀上去，从那天起她对于男子的性生活，也自会间接发生影响；
以前总是男子影响了她，现在该是她的机会来影响男子了。至于此种影响大体上究属取什么方式，现在还不敢预测。有人以为那情形也许和以前的恰好相反，以前男子既出钱买妻，并且一定要买到原货，即婚前的贞操，从今以后，也许有钱阶级的女子可以买丈夫，同时并且一定要拣童身的①。但这种看法，未免太浅薄得可笑了。我们要知道，就女子的心理而论，天真烂漫、守身如玉的男子，对她们是没有吸引力的，不但没有吸引力，并且很有理由可以教她们猜疑到此种天真烂漫的根据，如发育不全与天阉之类②。但话虽如此，至少有一点是可以预料的，就是，女子对于丈夫在婚前的种种，她要追问的时候，不免比以前要细到，要认真。恋爱的艺术是应该由男子发动的，女子的天然倾向之一，是要求男子对于这种艺术先得有相当的准备，但无论此种要求如何强烈，她至少会知道，从妓女那边得来的准备决不是最适当的准备。讲到娼妓制度，我们在另一篇文章里已经加以讨论③，我们知道它也是一种不负性道德责任的东西。它和性道德责任的不相能，可以说是和父权支配下的婚姻到底没有什么分别，父权支配下的婚姻制度和娼妓制度原是两个共存共荣的东西，宜其在这方面的性质也相同了。娼妓的制度，无论它间或对于女子有过什么贡献，归根结蒂是男子的要求所造成的。男子说，一部分的女子应该安放在一边，专作满足男子性欲之用，其余的一部分便该在禁欲主义的原则之下，培植起来，到了相当时期，便有权利可以在治家、生育等等方面派到用处。这样一个安排的方法，假若我们不用个人责任的眼光来看，自然也不能算坏，几千年来，虽屡次受种种势力袭击，始终能站得住，也足证它是一个十分妥当的安排方法。但同时也承认它和文化的段落以及社会的组织有联带关系，文化有进境，组织有改变以后，它也就不能继续维持了。一个民治主义的文化，对于一切阶级的人物，不分男女，都指望在经济上能独立，在性道德上能负责，在这样一个文化里，这种安排就不大配称了。
对于这一层事实，女子也许要比男子开始了解得快些。
又有人以为高度的道德责任心发达以后，女子那种以真作假以假作真的习惯，就行不通，而经济独立以后，她的矫情与夸大也就无所用之；这些原是弱者的一种自卫的心理工具，当初虽不无存在的理由，以后是可以无须的了。讲到这一点，我们得小心，稍一不慎，我们的话就难免不公允。我们要知道，在性的范围以内，处弱者的地位的，往往也是男子，而男子也就有他的自卫的心理工、具，初不仅女子为然。承认了这一点，我们便不妨进而推求女子在这方面的矫揉造作究竟发生了些什么结果。几千年以来，男子对于女子的种种误解，其实就是她们这种矫揉造作的自卫行为所产生出来的。男①见格尔逊（AdolfGerson）所发表的文字，见注②丈夫的性知识的缺乏，往往可以引起不幸福的结果，作者以前在讨论《女子的性冲动）（Sexual1mpu1seinWomen）时，已加以讨论，见《性心理学研究录），第三集。未来讨论到《恋爱的艺术）时，还有机会要讨论。③霭氏另有专论娼妓问题的一文，和本篇同为《性心理学研究录》第六集的一部分。——译者③所引参考物，1908 年，9 月号，第547 页。子因为不明矫揉造作的道理，遇到女子有此种行为时，不是不理会，便是太认真，不知道不理会固然不是，太认真也有错误。女子的性的行为本来是够曲折的了，再加一些造作的功夫，于是便使男子如入五里雾中，越发不可捉摸。英国的日记文学家庇泼士（Pepys）便是这样一个男性的代表人物，他对于男子心理上的种种罪恶，也能很老实、很活泼的表现出来，他在他的日记里就记上这样的一件事。有一天他去看马丁夫人。马丁夫人的妹子桃儿出去买一瓶酒，回来的时候，满脸是气，为的是有一个荷兰人把她挤到一间马厩里，把她推了一交，又把她向空抛着玩。庇泼士自己和桃儿很熟，时常和她动手动脚，所以就觉得奇怪，以为桃儿对那荷兰人的生气是“世间女子虚伪成性的最好的一例了”。①原来庇氏以为一个既可以与一个熟识的男子逗着玩，就不妨和任何不相干的男子有同样的行为，甚至于一个醉汉的粗手粗脚，也在不应拒绝之例。这也未免太糊涂了。
庇泼士的糊涂，就正坐太过于照顾男子的权利，而太过于假定女子是一种虚伪成性的人。但女子的矫揉造作，究竟有多少事实的根据，倒还是一个值得推敲的问题。假使此种品性是根深蒂固的话，岂不是前途讲求道德的责任的一大障碍。犯罪心理学者如朗勃罗梭（Lombroso）与弗瑞罗（Ferrero）以为女子的矫揉造作“差不多是一个生理的”现象，他们还举了不少的理由来充实这个结论②。以前的神学家也殊途同归的得到了同样的一个结论。教父戈瑞（Gury）说：“一个听取忏悔的话的人，对于女子的话，切不可立刻相信，因为女子有撒慌的习惯倾向。③这种说法是很普通的，无论女子方面有多少人一向不撒谎，一般人的印象总以为撒谎的倾向是女性的一个特征似的。假若这倾向确有事实的根据，那末，我们应当知道，它一大半是女子受拘束抑制后的结果，拘束一去，压迫一去，这种倾向也就会跟着消灭。但假若同时真有一些“生理学”的根据，而和羞涩、易感性、同情心一类女子的特性有些因果关系，那末它就不会有消灭的一天，因为这些特性是有先天的基础而万万不能改变的。在这种情形之下，最多我们只能希望道德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