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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6章

官场教父-第60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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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这样做,有必要吗?朝廷难道真的对曾国藩如此不信任?事实上,当时的朝廷对曾国藩是很不公平的。

第一,曾国藩创办湘军,咸丰四年(1854)七月打下岳州府,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朝廷只赏他一个三品顶戴。这是很可笑的事情。曾国藩那时已经是二品官,创立一支军队,打下岳州府,立了很大的功劳,朝廷反而给他三品官的赏赐。这很奇怪!当然有个理由说,曾国藩是在籍侍郎,他已经没有官职,在家守制,是个老百姓,三品也不低。但从感情上来说,一个二品大员给三品衔的酬劳,这无异于羞辱。

第二,咸丰四年八月打下武汉,朝廷首先一道命令,叫他代理湖北巡抚。只有七天,马上撤掉,然后给他一个兵部侍郎衔。其实这个官职对他毫无意义,多年前他即官居此位了。

第三,辛辛苦苦干了五年,可以说为朝廷把老命差不多都丢了。咸丰七年(1857)他守父丧,回家的时候仍然是侍郎衔,而这时多少没有做事的人早就提上去了。一年多以后,朝廷没有办法,叫他出山,仍然是兵部侍郎衔。

第四,咸丰十年(1860)江南大营溃败,两江总督何桂清失职,被朝廷逮捕法办。朝廷在四顾无人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任命曾国藩做两江总督。

朝廷对待曾国藩是这样的,而对于其他一批湘军系统的统领又是什么样子?他们一个个官运亨通,年年高升。江忠源在咸丰元年对付太平军的时候,只是秀水县的代理县长,了不起一个七品官员。到了咸丰四年他死的时候,已经是安徽巡抚。胡林翼在咸丰四年领兵入湘的时候,还只是刚刚提拔的四品道员,就在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里,不断升按察使、布政使,升湖北巡抚。只有一年零一个月,从一个道员到巡抚。李续宾咸丰二年(1852)起兵的时候,只是一个秀才,咸丰八年(1858)死的时候,是巡抚衔的布政使。罗泽南起兵时也只是一个秀才,到了咸丰六年(1856)死的时候,是一个布政使衔的道员。左宗棠,咸丰十年(1860)是曾国藩保他,称赞他“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到同治二年(1863),只有三年的时间,左宗棠就是闽浙总督,已经跟曾国藩平起平坐。这些人都不能跟曾国藩比,资历既没有他老,贡献更不能跟他比。但是就是那么几年的时间,一个个平步青云,更不用说还有一批人碌碌无为混日子,却一个个高升。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朝廷对曾国藩这么不公平?以我对他20年的研究,大概有这么几个原因。一个是曾国藩的威望太高,有野史记载,朝廷在任命他做代理湖北巡抚的时候,马上有一个宰相就提醒咸丰皇帝,说曾国藩现在不过是一个在籍侍郎,在籍侍郎,犹匹夫也,匹夫一呼而应者云集,非朝廷之福。他威望太高,因此要压抑他。

第二个原因,朝廷始终认为曾国藩出兵是“卫道”,而不是“勤王”。史学界也一直有这样的争论:湘军是“勤王”之师,还是“卫道”之师?这个原因出在曾国藩起兵时,有一篇著名文告,叫做《讨粤匪檄》。文章里面打的是捍卫孔孟之道的旗帜。他认为太平军破坏了孔孟之道,利用拜上帝会这套西方传来的东西来否定中国的“孔孟之道”。他号召天下的读书人起来捍卫孔孟之道,捍卫中华文化。如果是汉人当皇帝,就不在乎,但是满人做皇帝,他就看着不舒服。你为什么不说捍卫朝廷,而是要捍卫汉人的孔孟文化呢?背后藏的是什么呢?朝廷始终觉得曾国藩动机不纯,他只是“卫道”,不是“勤王”。所以我在《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一书中讲到,这篇文章本身是一篇很犀利的文章,但是曾国藩实在不应该写,导致很长时间里朝廷不信任他。

第三个原因,他手下的兵最多,实力最强。刚才提到的那些人只不过是他的偏师而已。那些人手下兵力都不强,而曾国藩手下的兵力最强,实力最大,所以朝廷要压他。同时要迅速提拔那些人,借以形成一支制衡力量。

2、尊重友军,尊重与之地位相当的官员,以收协同作战的功效。

当时与湘军共同作战的军队,有胡林翼指挥的湖北绿营、袁甲三(袁世凯的叔祖)指挥的安徽绿营、都兴阿的八旗兵等,曾国藩都尽量与他们保持友好的关系。特别是对于胡林翼,他既是湘军中的重要领导人,又是湖北省绿营的统帅,他本人是靠曾国藩发迹的,曾国藩却对他特别尊重。

3、严格要求家人安分守己,不以权谋私。

在社会上,家里有人做了大官,家人利用他的权势来谋私利,这种现象极为普遍。这种谋利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从做官者手里索取利益,一种是打着他的旗号从旁人那里索取。我刚才说过,曾国藩对他的祖父特别尊敬,这是为什么?我只讲一点,他的祖父有过人之处。当年曾国藩考上翰林,这是他们曾家500年来出的惟一一个功名,而且一步登天。在湖南那个偏僻的山村里,是多么震动的一件事!在送曾国藩进京的时候,曾国藩祖父对前来祝贺的亲友说了这样一番话。他说,我这个孙子现在是到北京去做官了。他做他的官,我们仍然靠种田吃饭。我们在家里还是种田,不要去麻烦他,以免分了他的心。对于一个做官的孙子,祖父这番话是多么重的一份礼物。所以当年曾国藩在北京做了那么多年的官,他家乡很少人来找他。

史料上记载,他一个亲妹夫来找他,想谋求翰林院的一个临时工的职务,曾国藩没有答应他。让他住了三个月,陪他到北京城里各处走走看看,然后打发他一点钱,让他回去了,劝他安心做一个农民。所以曾家人直接利用他的不多。比较多的是打着他的旗号。曾国藩非常注意限制这一点。我们都知道曾国藩治家很有方也很严。他有两个目的,一是他真诚希望自己的子弟成为人才,这是他主要的目的。另一个目的就是他作为一个从政者,不希望他的家属给他带来麻烦,要确保后院安静,免得授人以柄。

他在这一方面非常注意。比如他的儿子在湖南参加科举考试,他给儿子写信:你千万不要递纸条,不要去开后门,不要去找人,以免招来非议。他的家属从湖南到南京来跟他团聚,坐的船是当时湘军的船。他就讲,我现在没有坐在上面,船上的那个帅字旗就一定不能挂,以免沿途惊扰地方。

第十卷 风云无形 第921章 霹雳手段菩萨心肠

吴天然想,看来曾国藩热,不是空穴来风,这个人身上的确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

在曾国藩的成功道路上,还有一点,就是他的善变。

(五)交错使用儒法道三家学说,依时而变,左右逢源。

曾国藩的一个朋友名叫欧阳兆熊,曾说过曾国藩一生在学理持守上有三变。

第一变是由词赋之学变到程朱理学。说的是早期曾国藩从湖南乡村到北京以后的修身行为。原来只讲八股文,后来才知道程朱理学的修身养性,真正的学问在这里。

第二变是由程朱理学变为申韩之术。他后来奉命到湖南办湘军,认为混乱时期,必须要以重典来治理,严刑峻法,雷厉风行,用的是法家的申韩之术,毫不讲情面。他有一篇奏折,讲我现在做这个事情就是为了社会的安定,老百姓的安宁。我不怕得罪任何人,哪怕所有的人都骂我,我也不在乎。我在《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里讲,一个从政者应该有这样的气魄。当时他有一副很有名的对联,我现在可以送给我们从政的朋友们,就是“以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在一个非常时期需要这样做,手段是霹雳的,心肠是菩萨的,是为了百姓好,为了社会好。这就是申韩之术。

但是搞久了不行,弄得他四处碰壁,到处树敌。湖南、江西文武两界都不能容他。最后有人指点他,你不能一味这样蛮干,要以柔克刚,以退为进。所以他后来逐渐体会到黄老之术的妙处,把道家的学理用于他的工作之中去,最后获得了大成功。我的小说第二卷一开头,就以两个章节来说这个事情,说他当时的病主要是心病,所谓岐黄可以医身,黄老可以治心,要以黄老之学来医治他的心病。从此曾国藩有了一个新的境界。

(六)成功后不居功,谦退自抑,淡化光环,缩小靶的。

翻开中国史册,常见这样一些故事:与人相处,共患难易,共成功难,功高震主者更是自身难保。人们都知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亡,走狗烹”的典故。这些典故都在提醒人们,成功之位不易居,尤其是在握有生杀大权的君王面前,立有盖世之功的臣子更难自安。这种事情发生,是由主客两个方面决定的,并不能完全归咎于某一方。上司的防范猜疑,同事的眼红嫉妒,属于客观的情形;自我膨胀、自以为了不起,则属主观的原因。曾氏对这种种人性和社会性,看得透彻,甚至到洞若观火的境界,非常清醒。他多次对家人说,自古以来,建立大功又得善终的人不多。

同治三年(1864),经过十几年的千辛万苦后,湘军终于打下南京,取得对太平天国作战的决定性胜利,朝廷给予曾氏封侯之赏的同时,也对他手下的十余万虎狼之师湘军存高度警惕。与曾氏同处于一个战场的其他将帅,一面对他颂扬恭维,好话说尽,一面在暗中竭力挑刺,恨不得将他一棍子打死。

曾氏对这个局面看得很清楚,但是他的九弟曾国荃和他手下的一批人却昏昏然,沉醉于大胜之中,放火烧南京城,大肆抢劫金银财宝,同时又埋怨朝廷对他们的赏赐太薄。以老九为首的吉字营的将领,与曾国藩对当时险恶局面的清醒认识是一个强烈的对比。曾国藩面对这个局面,主要做了下面五个方面的工作:(1)把功劳归之于先帝、太后和朝廷,归之于协同作战的友军。他在给中央的报告、给别人的信件中,反复讲到这个事情,说这是朝廷里太后的功劳,军机处的功劳,朋友们的功劳,我自己没有什么功劳。这个话看起来像是官样文章,其实仔细想一想,也是事实。假如朝廷不支持他,中途撤换他,他也不可能成功;假设友军完全不配合,总是跟他争吵,也不能收到这样的战功。(2)动员牢骚满腹的九弟辞职回家养病。(3)大量裁减湘军,90%的湘军裁掉。湘军当时是一把横在朝廷脖子上的剑。他现在把90%的军队解散,让他们回到家里去当农民,自动斩断羽翼,朝廷最大的顾虑消除了。最后达成一个交易。本来朝廷是要求湘军将攻打南京时得到的金银财宝交公。但是,这些钱都入了私人腰包。他跟朝廷达成一个协议:军队撤退,朝廷也不要钱了。(4)立即裁撤厘金局。厘金局就是收买路钱的卡哨,因为当时湘军没有军饷,朝廷没有钱。沿途设卡,靠收买路钱来保证军饷。老百姓很痛恨这些东西,最不得人心,所以他立即裁掉。(5)在百废待举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是修复江南贡院,开科取士,舆论是靠什么人造的?是靠读书人。南京城里被太平天国领导了十多年,正规的科举考试停顿了十多年。曾国藩先修贡院,停顿12年之久的江南甲子科乡试很快举行,18000多个考生来参考,中国科举史上前所未有。很多父亲带着儿子,爷爷带着孙子来参加考试。这一来,大家都歌颂曾国藩圣明。就这样,曾氏及其代表的湘军集团,较为平安地度过了表面风光、内里危机四伏的政治险滩。

(七)制定正确的战略决策,是曾氏的最大本事。

曾国藩这个人很奇怪。他是带兵的人,但是他自己不能领兵打仗,所谓“将人则胜,自将则败”。就是说他自己带兵打仗一定失败,他指挥别人打仗就胜利。曾国藩早期很多失败都是因为他自己带兵去打,败得一塌糊涂,狼狈不堪。所以他后来凡打仗,就不去。他弟弟打南京,他去看弟弟,一会儿就要走,说我住在这里,你会打败仗。但是他能够指挥别人去打仗。这叫做什么,叫做不是将才而是帅才。曾国藩作为帅才超过别人的地方就是能制定正确的战略决策。湘军的做大做强是一个很大的战略决策。还有一个很大的战略决策,就是攻打南京。

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十多年,朝廷一直想打。但过去历次打南京,都是急功近利的做法,在南京周围设江南大营、江北大营,设在最靠近南京的地方,以为一下子就打下来了。还有野史说,江南大营、江北大营的头领是满人,朝廷的设想是让汉人拼命,满人立功。不管怎么样,朝廷的决策是错误的。曾国藩当年在打下武汉以后,给朝廷上奏折,要改为西面制胜。从西面步步推进,稳扎稳打,是自古攻克江宁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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