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的命运-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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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和标新立异，着实触动甚或惹怒了不少正统思想家和学者。于是，难怪人们通常意气用事地认为福柯是一位虚无主义者、悲观主义者。实际上，他向理论赋予了一种全新的指导作用。
福柯不仅具有敏锐的理论洞察力，而且还具有他人一般无法企及的创造力。福柯的成功，不仅在于他把目光聚焦于虽普遍为人们所忽视甚至鄙视、但颇为重要的边缘问题和“卑微”现象（如癫狂、犯罪、性征等）
，而且还在于他独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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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蹊径地对普通主题（知识、权力、主体）作了鞭辟入里的哲学剖析，从而在许多方面逆转了传统识见，为法国乃至世界的学术创造和理论研究的深入和拓展提供了某种推动力。因而，作为思想家，他成绩斐然，功不可没。
本文在忠实于福柯原著的基础上，不仅设法追溯和厘清福柯思想的灵感的源泉和发展历程，还力图清晰地、系统地论析和衡估极柯的虽隐晦但最为重要和最具创造性的哲学理论。
如果说法国科学史家基本上探讨了科学对象如何构成的问题，那么，福柯感兴趣的则是这样一些问题：主体付出何种代价才能谈论自己的真理？病弱主体、犯罪主体和性快感的主体如何陈述自己的真理，付出了什么代价？
福柯认为，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就是对自我与自我之间的关系所作的分析，并因此是对合理性形式与知识作用之间的关系所作的分析。
显然，知识、权力和主体是密不可分的。
依照福柯自己的总结，他的研究范围涵盖三个方面，或者说“主体的客体化”的三种模式。第一个方面是与真理相关的人类自身的历史本体论，人类借助于它而把自身建构为知识的主体。第二个方面是与权力领域相关的人类自身的历史本体论，人类通过它而把自身建构为作用于他人的主体。
第三个方面是与伦理学相关的历史本体论，人类藉助于它而把自身确立为道德主体。
本文标题“主体的命运”禀有双重意蕴，一是指福柯对待主体的态度的演变过程，二是指在福柯所考察的三大领域内，主体是怎样成为“知识主体”
、“权力主体”和“伦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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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３
体“的。当然，这两层含义有重叠之处。
考虑到以上两方面的含义，兼顾福柯思想发展的时间顺序，本文各章的题目和内容作如下安排和落实。
第一章“新时代的思想大师”在考察法国哲学思想衍进的基础上，论析了福柯思想的理论渊源和嬗变过程。
１。
勾勒出法国战后哲学的演进脉络，有助于我们鸟瞰福柯在这一广阔背景中所处的位置及其与他人的关系。由于内外因素的促动，当代法国哲学遵循“主体哲学”
、“反主体哲学”
、“返回‘主体’哲学”这样一条发展线索，实现了两次重大的转向，一是从存在主义转到结构主义，二是从结构主义转到后结构主义。
２。
福柯思想诞生于他对德国人本主义（尼采和海德格尔等）和法国科学主义（巴歇拉尔和康吉汉等）这两种哲学的渊然融汇和贯通，以及在此基础上所作的吐故纳新。
尼采的踪迹随时在福柯著作中隐现。
在６０年代，福柯与德勒泽等人开始认为现象学的主体理论不能令人满意，并求助于尼采以摆脱现象学的束缚。正是由于巴塔耶的影响，福柯才得以读解尼采；正是由于布朗肖的影响，福柯才得以读解巴塔耶。因此，巴塔耶和布朗肖作为把福柯带入尼采思想殿堂的引路人，其功绩不可低估。福柯承认自己与尼采千丝万缕关系具体体现在尼采１８０年左右探讨真理、真理史和求真意志等问题的著述中，正是尼采第一个把权力关系当作哲学话语的一般焦点，也正是尼采第一个作出了根除哲学人类学主体主义的尝试。福柯声明，海德格尔对他来说，是一位基本的哲学家，他对海德格尔的读解决定了他的整个哲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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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展，倘若他不先读解海德格尔，他也就不会阅读尼采。然而，他强调在他们两人中，尼采的影响占上风。福柯的著述基本上都是探究人类借以成为主体和客体的不同方式的历史。可以说，海德格尔的《世界图景的时代》这篇论文为福柯思想的整个框架提供了指导性问题和相似性策略。当然，在许多方面，福柯与海德格尔相抵触。
巴歇拉尔的关于知识史的间断性、局部性、知识的深层结构等科学哲学观，都深刻地影响了福柯的哲学思想。由于都反对笛卡尔形而上学，由于都是巴歇拉尔的学生，因此，福柯与康吉汉都重视科学概念的产生、科学与非科学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都拒斥线性时间观、历史观。康吉汉的《概念史》理论对福柯著作产生了最为直接的影响。但是，福柯并非简单搬用巴歇拉尔和康吉汉的思想，而是对它们作了拓展和修正。
３。
从表面上看，福柯思想的演绎，基本上与战后法国哲学的演进一样，也经历了一个从“主体哲学”到“反主体哲学”最后到“回复‘主体性’”这样一个类似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一般来说，在五十和六十年代初，福柯批判作为理性主义的主体，具有存在主义色彩。在六十和七十年代，他与存在主义决裂，批判人类学主体主义。在八十年代，他倡导人类主体是社会历史的产物，而非先验的、非时间的，从而表现出他向“主体”的回复。
第二章“批判理性主义的主体”
，首先叙述了福柯在《癫狂与非理性》中对癫狂在各个时期的命运以及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在１８世纪末产生的历史条件的论析。
在这个基础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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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５
章再现和概述了福柯和德里达争论双方的诸难和驳难，并在德国理性批判的漫长历史中，重估了福柯理性批判的精神实质。
１。
在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癫狂的不同体验，实际上具体体现了癫狂作为一种典型的非理性形式，经历了坎坷的历史命运。文艺复兴时期的癫狂经验表明，理性与癫狂相互交谈，相互对话。癫狂的这种地位在“愚人船”中得到了证实。
然而，从１７世纪中叶开始，人们借以体验和处理癫狂之人的方法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始于福柯所说的癫狂的“古典体验”
，直到１８世纪末。古典时期的癫狂经验表明，理性把癫狂等非理性形式压制到沉寂无声的地步，以前的对话现在成了理性在癫狂面前的独白。对话虽破裂了，但语言仍介入了无言对话中。
但在１８世纪末，比奈尔和图格把疯人从锁链中解放出来，产生了现时代的癫狂经验，这时体验癫狂的新方法就是把癫狂视为“精神疾病”的现代精神病学。癫狂与理性之间不再有任何共同语言。福柯认为，虽然这种精神病学改革解放了疯人的肉体，但它只是为了从精神上更好地控制疯人，因而是一种巨大的道德监禁。
２。
福柯在重点考察古典时代的癫狂命运时，追溯并挖掘到了人们对待癫狂的理智态度背后的哲学基础——笛卡尔理性主义。笛卡尔在《第一沉思》中，把癫狂从理性生活中排除出去了，旨在表明理性主体是真理的源泉。德里达质疑了福柯理性概念的一般逻辑，并认为从古希腊到现代西方社会只存在一种理性形式，同时强调笛卡尔并没有把癫狂从思想中清除掉。这场争论的结果，是双方输赢各半。在理性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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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问题上，福柯最终输给了德里达。在笛卡尔问题上，福柯战胜了德里达。
实际上，双方都以错误的、先入为主的方法，去阅读《第一沉思》。
３。
同康德一样，福柯认为理性是自由和自律的关键。但与康德不同的是，福柯把一种以必然界限的形式而进行的批判转变成一种以可能超越为形式的实际批判。
福柯与尼采、韦伯、霍克海默、阿多诺和海德格尔等人的理性批判精神，存在着一种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关系。哈贝马斯则认为，由于这些理性的总批判家们拒绝对自己的理论前提进行批判，因而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困境。哈贝马斯的责疑尚存在一些必须加以回答的问题。结论是：福柯批判理性，并不是为了否定理性，而是要提醒人们关注理性膨胀的恶果，抵制“启蒙运动的敲诈”。
第三章“批判人类学主体主义（上）
：人——知识的产物“
，探究福柯的人文科学考古学和知识理论。对“知识”进行不同程度的论述，正是福柯所有著述之间联系的纽带。然后，对知识进行系统、深入探源的却是《词与物》和《知识考古学》。
人文科学考古学旨在拨开笼罩在当代知识形式的决定性条件之上的层层迷雾，重见真正思想的天日，从而从根本上去人类学主体主义之蔽。
１。
《词与物》探究有关人的知识领域的基础，检验有关语言（词）和实在（物）的秩序的不同观念体系。它认为，知识史由具有不同认识型（éｐｉｓｔéｍｅ）
特征的基本上间断的历史时期组成。一个特定时期的所有智力活动都遵循某种知识译码的规律。福柯强调每个认识型内部的一致性和相似性，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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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７
为各个历史时期之间的决裂是考古学层面上的决裂。
“认识型”是“词”与“物”借以被组织起来的那个知识空间，它决定着“词”如何存在，“物”为何物，是特殊知识和科学的存在条件的一个关系维度。福柯的“认识型”与库恩的“范式”存在着既相类同，又存歧异的关系，福柯并没有从库恩那里挪用范式概念，因为他们的思想都源于康吉汉。但福柯并没有说明为什么存在着持续了约１５０年时间的不同思想体系的连续？为什么一个体系能取代另一个体系？福柯的探讨划分了文艺复兴认识型、古典认识型、现代认识型和当代认识型。必须指出，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很少提到认识型，而是用“先天历史”或“档案”等新词取代了《词与物》的认识型。
２。文艺复兴认识型的时间跨度大约是１６世纪，其特征是依据相似性原则来构建知识。福柯通过描述“便利”
、“仿效”
、“类推”和“交感”这四种形式，阐明了相似性的本性。
文艺复兴思想的特征是符号形成了一个三元体系：作为能指的符号、由符号指向的所指和把这两者联系起来的相似性。
文艺复兴的知识就是发现物与物之间的相似，并把相似物累加起来，于是在自然现象的观察与巫术、神话之间并不作出区分。由于世界的知识在于符号的阐释，因此，作为一个特殊的符号体系，语言类似他物，是世界的一部分，词与物相同一。
３。古典认识型的时间跨度是从１７世纪中叶到１８世纪末。
大致在１７世纪中叶，由于培根和笛卡尔等人从哲学高度对相似性原则发起了攻击，西方思想史发生了断裂，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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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认识型分崩离析了，古典认识型随之粉墨登场。分析取代了阐释，同一与差别原则取代了相似性原则，差别的区分代替了相似的综合，确实性知识代替了或然性知识，神话，巫术与科学开始分离。知识在于给表象以秩序。福柯剖析并攻击了知识问题上的机械论、数学主义和反数学主义，认为古典时代认识型的基本因素是知识与精确性（ｍａｔｈｅｓｉｓ）
的一种关系，Ｍａｔｈ－ｅｓｉｓ是一门关于衡量和秩序的普遍科学。人们总是以秩序和衡量为形式，来设想存在物之间的关系，于是，分别对应于言词、存在和需求领域，产生了普通语法、自然史和财富分析等经验科学。
古典符号通过表象来指称其客体，作为知识形式，表象之于古典时代，如同相似性之于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符号的三元形式（能指、所指和相似性）在古典时代成了符号的二元形式（能指、所指）。
在古典时代语言观中，语言属于一个独立的本体论领域，词与物相分离。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体现了文艺复兴语言观向古典语言观的过渡。
作为古典知识领域，普通语法、自然史和财富分析这三门经验科学具有共同的任务和本质结构，都表达了有关秩序、符号、语言和知识的相同方法，即都表达了古典认识型。
４。在１８世纪末，西方知识基础又发生了深刻变化，表象失去了中心地位，现代认识型应运而生。现代人认为，世界并非由因同一与差别而联系起来的独立因素构成，而是由有机结构组成。事物的结构相似性并非由于它们在分类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