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的命运-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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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但马克思还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从而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WL。《词与物》三年后出版的《知识考古学》（１９６９年）设法提供一种全新的分析知识的方法。
它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它为《癫狂与非理性》、《诊所的诞生》、《词与物》这三部著作所作的一切进行辩护和深化，另一方面又意识到并批评了自己先前的缺点，弥补某些方面的不足。
在《词与物》中，福柯通过认识型范畴，设法确立起一个知识分析借以在其上起作用的层面，这个层面或者拒绝在文本的明显层次上，或者拒绝参照某个假定的本质层次（时代精神或合理性进程）
，去综合知识，认识型是局部研究得以展开的轴心概念。但在《词与物》中，这一理论创新既不稳定，又不详尽。同时，在《词与物》中，福柯几乎完全忽视了作为《词与物》之前之后著作把握人类自由的本质手段的那些非话语实践。
《词与物》没有什么可对应于《癫狂与非理性》中的疯人院、《诊所的诞生》中的诊所医院以及《监督与惩罚》中的监狱。因为福柯认为，话语实践并不总是遵照它们与相关实践和制度领域共同具有的结构，而是有时遵照它们及其他认识论领域共同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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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结构，总之，话语相对独立于非话语结构。但这并不意味着福柯不再象他早期那样重视话语结构与非话语结构之间的关系，而仅仅是把它搁在一边，先理解好话语结构。也就是说，考古学垂直描述法分两步进行：一是描述几个话语所共有的理论模式，二是描述话语领域与非话语领域的关系。
诚如福柯本人所评注的，有关财富分析的解释应与商业政策的制度实践相联系，普遍语法应与语言教学改革相联系，自然史应与动植物园的组织相联系，因为制度组分与非话语结构也是一种知识形式。鉴于此，认识型理论不足以分析知识。
与《词与物》相比照，《知识考古学》具有两个最明显的特征：一是认识型概念的消失，并为“大量的垂直体系”所取代。当然，如其说福柯对认识型崩溃感兴趣，倒不如说他的兴趣在于维护话语的首要性。二是把话语理解为实践，认为话语并不是一组指称表象物的符号，除了使用符号指称事物以外，话语还具有其他的功能，即实践。
而在《词与物》中，话语意味着古典语言，语言又被归结为表象的透明性。很难承认话语是《词与物》的认识型中的实践。
话语是极其不确定的整体，话语由那生活在“暂时性集合”中的陈述组成，陈述是话语空间中的全部事件，这样的陈述既不是作为语法分析的单元的句子，也不是作为逻辑分析的单元的命题。陈述确实不是一种语言学单元，而是一种功能。
尽管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的思想发生了显著变化，但是福柯的反主体立场却保持不变。因为在他看来，作为陈述组成部分的种种规则和关系与人类主体的信仰和设计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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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批判人类学主体主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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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因此，陈述分析的实施并不参照我思。它并不设定讲话主体的问题……实际上，它处于‘据说’的层面上，我们不应把这理解为一种强加在每个人上面的公有意见，一种集体表示……但是我们必须把它理解为所言说的事物总体，可以在事物中观察到的关系、规则性和转化。”
W N 福柯并不否认所有陈述都是由每个讲话者作出的，即都有一个主体（不是语法含义上的，而是话语含义上的）
，但是他强调，在作出一个陈述时，讲话者占据的位置早已为相关话语结构的规则（撇开他的精神活动）所限定。因此，这个主体并不是任何“能讲话的意识”
，而是一个在某些条件下可以为各种个体所置换的无名的话语主体。
第七节 反结构主义
福柯与结构主义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颇多争议，大多数研究者都把福柯称作结构主义者或后结构主义者。
Ｅ。
库兹韦尔的《结构主义时代》的副标题就是“从列维—斯特劳斯到福柯”。德赖弗斯和拉比诺在《Ｍ。福柯：超越结构主义和释义学》中，把福柯与结构主义哲学家相提并论，认为福柯考古学如其说是一种方法，倒不如说是结构主义哲学。
《批判理论与后结构主义》一书则把福柯与德里达一起称作后结构主义者。
ｐ。安德森在《当代历史唯物主义》中，认为拉康和福柯是结构主义中两个最重要的人物。同巴尔特和其他批评家一样，Ｈ。怀特也认为福柯是结构主义者，但与其他人不同的是，怀特对结构主义两个分支作了区分。一是“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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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分支，主要关注意识结构的科学确定性，人类借助于这种确定性形成了关于人类世界的想法，其特征是综合化的。
代表人物有索绪尔、皮亚杰、阿尔都塞。二是“末世学”分支，集中注意意识结构借以实际上遮掩世界实在并借助这种遮掩有效地把不同领域中的人类、思想和行动这三者区分开来的方法，其特征是发散性的。代表人物有被称作结构主义运动的“四大金刚”的拉康、列维—斯特劳斯、巴尔特和福柯WN。然而，出乎人们意料的是，福柯否认自己是结构主义者。
尽管福柯的有些思想前后多变，但在否认自己是结构主义者这件事上，他的态度始终如一，毫不动摇。在《词与物》英译本序言中指出，在法国，某些智力低下的评注者固执已见地把他当代结构主义者，实际上他自己根本没有使用作为结构分析的特征的方法、概念或关键词XE。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宣称考古学描述的方法和概念不可能混同于结构主义，考古学并没有把结构主义引入历史领域。因为在他看来，当务之急是把思想史从对超验的屈从中解放出来，而不是运用在语言领域中业已得到证明的知识发展或科学范畴的产生，使思想史结构主义化XF。在某次会谈中，福柯认为没有一个人能比他更加是反结构主义者的了XG。在谈到自己是Ｇ。康吉汉的学生，并对科学史感兴趣时，福柯指出：“我从未是弗洛伊德主义者，我从未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从未是结构主义者”。
X H判断福柯是否结构主义者当然不能完全依据福柯自己的声明和解释，尽管这种辩解具有一定参考价值，而是要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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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批判人类学主体主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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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福柯的真实思想和具体内容。而在这之前，必须先从事一项重要的准备工作。因为大多数研究者把福柯归入结构主义阵营，而福柯否认自己是一位结构主义者，因此，我们必须首先界定什么是结构主义，或者说，结构主义之成为结构主义，具有哪些基本特征。从事这项工作之所以必需，还因为人们赋予结构主义以太宽泛而模糊不清的意义，以至于当人们言说结构主义时，很多时候很难判定他们到底意谓哪种结构主义。
人们之所以把福柯当作结构主义者，是因为在他们看来，结构主义是对存在主义的反动和否定，这与福柯的反主体哲学相一致。他们认为，福柯思想与结构主义相一致，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结构主义与语言密切相关，现代语言学是结构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福柯较为关注语言，他的语言反思成了《词与物》的基本论题。第二，结构主义的研究客体是语言或言语，而非讲话者，这就类似于福柯对人类学主体主义的批判。第三，结构主义强调的是共时性研究，而非历时性研究。福柯偏爱间断性历史而没有说明认识型之间的相互过渡的连续性历史，恰恰与结构主义不谋而合。
第四，结构主义是依据二元论对立来从事分析工作的，而“二分实践”是福柯第二个“主体的客体化模式”。第五，结构主义集中注意的是符号概念，福柯在《诊所的诞生》和《词与物》中对符号及其置换表现出浓厚兴趣。实际上，以上这些比较毫无意义，在接下来的分析中将看到这些标准不足以证明福柯是结构主义者。
一般来讲，结构主义可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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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符号的结构主义”
，广义指的是“结构的结构主义”
，其中每一种又都有严格意义和宽松意义之分。符号的结构主义的创始人首推Ｆ。德。索绪尔，他在《普通语法教程》中，在语言与言语之间作出了区分，从而为结构主义提供了第一个重要原则，他对语言的共时性的强调，表明他既承认语言的历史范围，又认可语言当前的结构（关系）的属性。
然而，由于他进一步认为语言并不属于“语词的物质实质”
，而是属于更为广泛的抽象的符号系统，认为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正是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再加上他认为符号的本质和符号之间的关系的本质规定具有结构特征，因此人们对他的结构主义要旨可以作各种阐释。
既可以对它作相对严格的“语言学”
定义，局限于索绪尔和后索绪尔语言学，又可以作较为宽松的“符号学”定义，把他的“语言”概念由语言学领域拓展和应用到广阔的人文科学领域。
Ｐ。贝蒂特在《结构主义概念：批判分析》中，对结构主义作了严格的语言学定义。他较为狭窄地阐释了结构主义语言模式，论证指出：如果人们想要把某些索绪尔和后索绪尔分析拓展到语言学以外，应用于文学批评、艺术批评、社会人类学、社会心理学领域时，那么他们就要依据这样三种类推法：结构音位学（雅可布森）
、发生句法学（乔姆斯基）
、差异语义学（贝蒂特本人）。
它们每一种都要求被分析的非语言学客体包含某种对应于语言句子的因素，但这个要求很难满足，因此贝蒂特的结论是：尽管结构主义模式在语言学以外的领域里可能具有启示价值，但并不适合这些领域。
显然，福柯并不属于这一类结构主义。确实，福柯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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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批判人类学主体主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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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反思是其著作的极其重要部分，但这种反思如其说归因于索绪尔，倒不如说归因于Ｓ。马拉美（通过布朗肖和其他法国文学批评家们）。确实，福柯攻击人类学主体主义，但这是与他对胡塞尔现象学和萨特存在主义的批判以及对人道主义的批判密切相联系的，这应归功于尼采，而不是索绪尔，因为尼采第一个从“人类学沉睡”中清醒过来。确实，福柯在《词与物》和《知识考古学》中，强调历史的间断性，并在某些时候类似索绪尔的共时语言学，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因为福柯对间断性的强调只是他批判主体主义的组成部分，因为连续性历史是主体的基本功能的不可或缺的相关物。更何况在其他上下文中，福柯还强调文化实践中的较长时间的连续性。确实，福柯对“二分实践”感兴趣，但这只是服务于福柯探讨人类成为主体的客体化模式的历史这一整体目标。
与贝蒂特一样，Ｆ。沃尔把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等同起来，断言在结构主义名义下有组符号的科学，符号体系的科学。
但与贝蒂特不同的是，沃尔对符号的结构主义作了宽松理解，他并没有进一步断言，符号科学的实践要求被分析客体的结构严格符合语言的结构。而是认为，符号是结构主义中绝对的决定性因素，符号使得我们有可能对被分析客体进行结构分析。哪里有符号，哪里就有结构主义。福柯对语言的消失（话语的返回）和返回（话语的消失）的说明密切相关于他对符号和含义的说明。然而，就语言的消失而言，福柯不能清楚地说明表象（１７和１８世纪古典认识型的特征）和含义（始于１８世纪末现在正接近灭亡的现代认识型）之间的差别。
沃尔还指责福柯看不到表象和含义是相互排斥的，尤其是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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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符号具有差异的本性，从而也把握不了语言的系统结构。
于是沃尔认为福柯已经走上了结构主义道路，但尚未是一个结构主义者。我以为福柯不仅不是结构主义者，而且从未走上这条道路。只管沃尔正确地指出，福柯没有使用索绪尔的差别概念，但这种读解是不正确的，因为他对福柯作符号学读解并且断言认识型包含着一种符号学，只是依据基础概念和内在秩序，而不是依据散布性和外部性。实际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