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的命运-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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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认为，理性总批判导致了一系的自相矛盾和悖论。为此，他设想在社会批判的基础上重构一个居于社会中的理性。除了塑造工具理性批判的基础以外，这种重构还向他提供了生活世界实践的可能的和合理的理性化的形式的先决条件。生活世界的目的一开始就受制于交往合理性。只有通过改变交往合理性的范式（“语言学转向”为此作了准备）
，我们才能理解这一可能的思维方式。
由于使用主客体图式，意识哲学的传统范式就不能逃避目的合理性概念，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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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批判理性主义的主体５８
排除了有关相互认可的解放合理性概念。而生活世界实在的最大有效性只能产生于相互认可的行动。交往合理性不是先验派生的，其理论也就充分意识到语言学交往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
德里达的解构哲学向哈氏发生了特殊挑战：在什么程度上，自我关涉的悖论这一指控才有损于那很愿意把这种悖论当作自己的品德的思维方式？
通过读解德里达的胡塞尔批判，通过分析德里达的语言哲学，哈氏认为自己与解构哲学家的分歧在于：德里达把语言视为修辞的，而哈氏则从实用角度把语言视为交往，认为交往总是含蓄地把目标指向有关真理、真实和规范正义的有效性宣称。
那么，在这两种语言观中，何者更为基本呢？
哈氏的《关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若不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辩论，而不引起怀疑，我们就不能论证说一种语言观比另一种更为基本。哈氏与海德格尔的对立也取决于不同的语言观。除了德里达把语言视为修辞以外，海德格尔把语言看成“世界的揭示”
（Ｗｅｉｔｅｒｓｃｈｌｉｅβｅｎｄ）。
哈氏只有能够确信无疑地成功地证明实用语言观优于其他语言观，他才能说明各种现代性话语为何不能追随这样一种主体哲学，因为这种哲学把位于生活世界、从语言学上交往着的人类主体的经验当作出发点。然而，如同Ｒ。罗蒂在《语言的偶然性》中所说的，哈贝马斯在这里提供不了任何论证。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哈贝马斯并没有解决几种语言观孰优孰劣的问题。
在福柯的眼里，语言是当代思想家们所主要关切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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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人们设法检验语言的本性，其结果要么认为人的存在的可能性条件产生于新的统一的语言观，要么认为人与语言水火不相容，因为讲话的并不是人（个体的有意识的主体或笛卡尔的我思）
，而是“词”
（集体的和无意识的语言）。语言占据了以往由人所处的位置。因此，若在未经证明的条件下，忽视几种语言观的差别，盲目强调自己的语言观比其他语言观更为恰当和基本，就难免让人觉得哈贝马斯对福柯等人的诘难像“圆凿方枘”似的难以“接榫”。
福柯在从事理性批判时，意识到自己所冒的险，即主要参照他正从根本上加以质疑的绝对理性的风险。当他着手描述使得一系列话语群体内的“知识”成为可能的认识型网络时，就有人向他提出了异议。实际上，他充分意识到基础在自己脚下移动，他只是想要我们注意到认识型必然性的偶然性，不要把任何问题都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哈氏认为，如果福柯使用的理论本身处于怀疑之中，那么他就失去了对他所描绘的任何合理性的批评把握。应该说哈氏的论证具有某种合理成分，但是他看不到：福柯的怀疑主义如其说类似“我对任何东西都不确信”这一自身无效的形式，倒不如说更象蒙田的“我知道什么？”
（Ｑｕｅ
ｓａｉｓ—ｊｅ）。
福柯批判理性，并不表示他拒斥理性。问题在于理性在他那里占什么地位。在他的话语中，事件和真理的增殖并非没有理性，但福柯认为这些理性是复多的，它们的出现和消失，即使不能说明，也能被描述。
而且，作为权力的实施，这些理性是战术的，策略的。福柯坚定地认为自己并不是象哈贝马斯等人所说的“非理性主义者”。
R J 福柯拒绝把理性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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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批判理性主义的主体７８
人类的希望或人类难以对付的敌手。
他指出：“理性化与政治力量的暴行之间的关系是明显的。我们不应该等待官僚机构或集中营来承认这种关系的存在。但问题是：如何看待这个明显的事实？我们要审判理性吗？依我看，没有什么比这更枯燥无味了。因为：首先，这个领域与有罪或无罪无关。其次，把理性当成与非理性相反的术语，毫无意义。最后，这样的审判会使我们陷入发挥武装的和令人厌烦的非理性主义者或理性主义者的作用的圈套。”
R K当有人问他如何看待后现代主义时，福柯回答说，我们应该反对一种广为流传的倾向，即规定一个主要敌人，似乎它总是主要的压抑形式。我们必须克服这种倾向，因为福柯认为这种态度包含了一些危险的后果：一是倾向于探寻某种廉价的古风形式或某种在过去人们事实上不曾拥有过的幸福形式。二是存在着哈贝马斯所说的问题：如果人们抛弃了康德或韦伯等的研究工作，那就会冒陷入非理性的险。福柯完全同意这一点，但同时指出他的问题截然不同。他认为自从１８世纪以来，哲学和批判思想的中心任务总是、仍然是并且将来还是这样的问题：我们使用的理性（Ｒａｉｓｏｎ）是什么？
它的历史结果是什么？它的界限和危险是什么？并指出，我们应尽可能探讨这种问题，牢记它既是关键的，又是极难解决的。而且，如果有人认为理性是应该被排除的敌人，这是极其危险的想法的话，那么，如果有人认为任何对合理性的批判质疑会冒陷入非理性的险，将是同样极其危险的。我们不该忘记：种族主义正是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浮夸理性的基础上得以阐述的，成了纳粹主义最为持久和最有力的思想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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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之一。
福柯在此无意攻击合理性，而是想说明事情较为复杂。
注 释：①Ｆｏｌｉｅｔｄｅｒａｉｓｏｎ。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ｅｌａｆｏｌｉｅａｌ‘ａｇｅｃｌａｓｉｑｕｅ。
１９７２年，Ｐａｒｉｓ，Ｇａｌｉｍａｒｄ，这一版本取名为《古典时代的癫狂史》，但下引此版统称为Ｆｏｌｉｅｔｄｅｒａｉｓｏｎ。
英译本由Ｈ。霍华德译，取名为《癫狂与文明》，１９６５年，纽约。
②Ｆｏｌｉｅｔｄｅｒａｓｉｏｎ的英译本序言，第Ⅺ页。
１９７２年法文版无此序言。这句话将在第二节作解析。
③Ｆｏｌｉｅｔｄｅｒａｓｉｏｎ，第１５—１６页。
④Ｆｏｌｉｅｔｄｅｒａｓｉｏｎ，第１６页。
⑤Ｆｏｌｉｅｔｄｅｒａｓｉｏｎ，第３２页。
⑥Ｆｏｌｉｅｔｄｅｒａｓｉｏｎ，第５３页。
⑦Ｆｏｌｉｅｔｄｅｒａｓｉｏｎ，第５６页。
⑧Ｆｏｌｉｅｔｄｅｒａｓｉｏｎ，第６０—６１页。
⑨Ｆｏｌｉｅｔｄｅｒａｓｉｏｎ，第７５页。
Ｆｏｌｉｅｔｄｅｒａｓｉｏｎ，第７６—７７页和７９页。
D EＦｏｌｉｅｔｄｅｒａｓｉｏｎ，第１７４—１７５页。
D FＦｏｌｉｅｔｄｅｒａｓｉｏｎ，第４２８—４２９页。
D GＦｏｌｉｅｔｄｅｒａｓｉｏｎ，第４３０页。
D HＦｏｌｉｅｔｄｅｒａｓｉｏｎ，第４２８页。
D IＦｏｌｉｅｔｄｅｒａｓｉｏｎ，第４２１页。
D JＦｏｌｉｅｔｄｅｒａｓｉｏｎ，第５０５页。
D KＦｏｌｉｅｔｄｅｒａｓｉｏｎ，第５２６页。
D LＦｏｌｉｅｔｄｅｒａｓｉｏｎ，第５２８页。
D MＦｏｌｉｅｔｄｅｒａｓｉｏｎ，第５３０页。
D N笛卡尔：Ｍ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Ｉ，由ＯＥｕｖｒｅｓ编辑，Ｐｌｅｉａｄｅ，第２６８页。
O E转引自福柯的Ｆｏｌｉｅｔｄｅｒａｓｉｏｎ，第５６页。中译本见庞景仁译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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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批判理性主义的主体９８
一哲学沉思集》，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１５—１６页。
“Ｃｏｇｉｔｏｅｔｌ‘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ｅｌａｆｏｌｉｅ”
是德里达１９６３年３月４日作O F的讲演，并发表在Ｒｅｖｕｅｄｅ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ｑｕｅｔｄｅｍｏｒａｌｅ，１９６４年第３和第４期上。
后收入德里达１９５９—１９６７年间的论文集Ｌ‘ｅｃｒｉｔｕｒｅｔｌａｄｉ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ａｒｉｓ，１９６７年，第５１—９７页。该书英译本由Ａ。巴斯译，１９７８年，芝加哥大学。
Ｌ‘ｅｃｒｉｔｕｒｅｔｌａｄｉｆｅｒｅｎｃｅ，第５７—６０页。
O G同上。
O HＦｏｌｉｅｔｄｅｒａｓｉｏｎ，英译本序言，第Ⅺ页。
O IＬ‘ｅｃｒｉｔｕｒｅｔｌａｄｉｆｅｒｅｎｃｅ，第８６—８７页。
O J以上思想参见Ｒ。波恩的《福柯与德里达》，１９０年伦敦，第O K５４—５８；６２—６３；６９—７３页。
参见Ｉ。康德：《什么是启蒙？
》，载由Ｌ。
Ｗ。贝克翻译编辑的O L《实践理性批判和道德哲学的其他著述》，芝加哥大学出版社，１９４９年，第２８６页。
Ｍ。福柯《什么是启蒙？
》，载Ｐ。拉比诺编的《福柯选集》，纽O M约，１９８４年，第３８、４６、４５页。
《方法问题：与Ｍ。福柯的会谈》，载Ｍ。佩罗编的《不可能的O N监狱：１９世纪刑事体系探究》，１９８０年，巴黎。
参见Ｍ。霍克海默和Ｔ。
Ｗ。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纽约，R E１９７２年，第９页。
Ｊ。哈贝马斯：《霍克海默著作的发展史评论》，载《今日Ｍ。
R F霍克海默：作品与影响》，１９８６年，法兰克福，第１７１页。
哈贝马斯：《神话与启蒙的缠绕：重读＜启蒙辩证法＞》，载R G《德国新批评》，１９８２年第２６期，第２７页。
哈贝马斯：《神话与启蒙的缠绕：重读＜启蒙辩证法＞》，载R H《德国新批评》，１９８２年第２６期，第２９页。
同上，第２９页。
R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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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９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参见哈贝马斯：《现代性对后现代性》，载《德国新批评》，１９８１R J年冬，总第２２期，第１３页。
福柯：《主体和权力》，载由Ｈ。德赖弗斯和Ｐ。拉比诺著的R K《Ｍ。福柯：超越结构主义和释义学》，芝加哥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２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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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批判人类学主体主义（上）
：人——知识的产物
作为考古学三部曲的第二部，《词与物》①与第一部《诊所的诞生》保持着既相承接，又有歧异的联系。第一部论及的主题基本上属于医学实践史的范畴，触动了精神病学家和其他医学家，第二部则涵盖了人文科学从文艺复兴和古典时代的史前史到现时代的崛起和衰落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冒犯了所有学科和意识形态中的知识分子。因为《词与物》提出了两个最为令人震惊的见解：一是认为知识史由具有不同认识型特征的基本上间断的历史时期组成；二是宣告人将消亡。
然而，医学、医学知识和体验这个主题，在福柯研究人的现代科学的构成和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在《癫狂与非理性》中，福柯认为，从事监视和审判的医务人员促进了有关精神的医学知识的出现和发展。
《诊所的诞生》揭示了作为科学的医学检验和分析对象的个体肉体的构成，考察了与医学知识的构成结构和形式的变换相关的医学知觉的变迁。
因此，对人文科学的构成来说，医学的重要性在于：医学是第一个关于个体的科学话语。因为正是在医学话语内，个体才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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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成为实证知识的一个客体，“人既作为知识主体，又作为客体”这一想法才第一次开始凸现。
《词与物》的副标题“人文科学考古学”清楚地表明了该书的使命。
对“知识”
②进行不同程度的论述，正是福柯所有著述之间联系的纽带。
《诊所的诞生》是关于医学知识的产生史的，《性史》第一卷的标题就是《知识意志》，《癫狂与非理性》和《监督与惩罚》则以各自的方法分析了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然而，对知识进行系统、深入探源的却是《词与物》和考古学三部曲的第三部《知识考古学》。
福柯设法用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