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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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女性主义者认为讲述一个处于“开端”的母系制的故事就是提供了一个先例，可以表明“女性在全世界的历史性失败”并不是最终的和永世不可翻身的，但是，对母权和父权的过分关注只会使思想的男权结构永久化。
人类的开端——如果有一个开端的话——还是一个谜，这一事实有助于解释政治起源故事的魔力，但是它们的流行还有另外一个理由。
这些故事所表现的是特殊的男性创造力，是创生政治生活新形式的能力。
要理解现代男权制，原始契约的故事就必须重建。
但是，要改变现代男权制，确立一个妇女也是自主公民的自由社会，这个故事就必须弃置一旁。
实际上，要彻底理解现代男权制，人们必须从事一件与我在此所做的事情完全不同的工作。
有关原始契约的政治虚构是现代男权制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现代男权制并不是从签约这一戏剧性行为开始的；一项历史研究由以开始这种意义上的起源是不存在的。
人们可能会争辩说，现代男权制起源于17世纪，当时，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契约制度开始形成，但是这一“开端”并不是一刀切的。
历史学家常常说，一个特殊的历史事件，无论它是一次战役、一项议会法案，还是一次民众起义或一场自然灾害，是一个转折点，一个开端，但是在此之前，有很多东西都流逝了，人们可以援引其他事件，这样的起源常常是可以不断得到重新解释的。
近些年来，在政治理论家，尤其是美国的政治理论家之间，有关建国的话题十分流行，但是，如何对与我有关的这两个国家的“建国”的真实历史进行解释——当第一舰队于1788年抵达澳大利亚时，男人们卸下船只，建好住宅，五天后女犯被允许登岸，落入男人的手中。
到1908年为止，这个殖民地被描述为“与大妓院相差无几”。
随着越来越多的女犯被运到此地，“这个殖民地的每一个居民都可随心所欲地（选择）一个人，不仅仅是作为奴隶，而且还作为公认的性交对象。
”一名居民给伦敦马可利上校的信。
引自A沙默斯：《可憎的妓女与上帝的警察：澳大利亚妇女的殖民化》（Damned Whores and Gods Police：The Colonization of Women in Australia），第269页。
在讲述这些事件的起源的历史中，到底哪一种猜测是符合事实的呢？1988年，人们庆祝澳大利亚建国二百年，但是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就像1978年的美国土著一样，看不到有什么可庆祝的。
人们可以在美国第一批白人定居者那里找到类似契约开端的法案，但是，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白人是通过旷日持久的征服战争和掠夺土著人的大片土地而“建国”的。
为了尽可能明确地对与从另一角度解读原始契约有关的事情进行阐述，我夸张地把性契约描述为半个故事。
政治起源的故事还需要从另一角度来讲述。
（据说）签订了原始契约的人是白人，他们之间的兄弟公约包括三个方面：社会契约、性契约和使白人对黑人的统治合法化的奴隶契约。
只有在与重述性契约有关的时候，我才提到奴隶契约。
原始契约的政治虚构所讲述的不仅仅是一个开端，一个政治的产生行为，而且还是一个终结，是（古典）男权制的失败。
更进一步说，这个故事不仅仅讲述了终结和开端，而且还被政治理论家以及政治家用来向当代公民描述政治制度，向自己描述公民，只不过政治家用的是一个更为通俗的版本。
通过原始契约的镜子，公民可以把自己视为由自由关系所构成的社会中的一员。
这种政治虚构把我们的政治“自我”反射给我们——但是“我们”是谁？——只有男人——他们可以确立政治生活——能够参与原始公约，但是，这个政治虚构也通过“个体”语言向女人说话。
故事结束了吗？（2）
妇女收到一个奇怪的信息，虽然她们代表着个体所不是的一切，但这个信息还是必须源源不断地向她们传播，因为个体和社会契约的意义就取决于妇女和性契约。
即使原始公约的有关条款规定妇女不能参与兄弟对话，她们也必须了解这种政治虚构并说这种语言。
对古籍的标准解读（这些解读所肯定的契约思想并没有明确提到出自古籍的何处）没有表明古典理论家所从事的是一项什么样的事业。
这些标准解释不去研究著作本身以了解某种自由政治关系的构想是如何得到确立的，而是从这一假设出发：性别差异、性别关系以及私人领域是典型地非政治性的。
这些古籍是从著作本身对现代公民社会的设想的角度来解读的！古典理论家确立自己的任务的方式以及他们所遗留下来的有关妇女和契约的问题和矛盾的多样性从来没有浮出表面。
也没有线索表明，虽然男人和女人以很多不同的方式彼此联系，但是在古典理论家所留下的遗产里，两性之间复杂多样的关系被排除在批判研究之外。
著作中有关男女关系的篇章常常不是被完全忽略，就是被仅仅视为政治理论的一个边缘问题，只有在大人物们觉得这样的问题值得讨论时才引起人们的兴趣。
古典契约理论家是如何从使任何求助于自然的政治权力成为不合理的前提出发，进而过渡到把男女差异建构为自然的自由和自然的从属的差异的？我们所熟悉的对古籍的解读对这个问题全然不知，也不可能做出回答。
妇女对男子的从属具有自然基础以及霍布斯对任何这样的男权的摒弃都被人们不加批判地默默接受。
因此，重述性契约的故事并不是对标准解读加以补充，为社会契约的故事再加上一个章节。
性契约是原始契约的一部分，把整个故事讲述出来是为了改变对这些著作的解读，不再从古典契约理论家所设定的男权界限内来对它们进行解释。
如果这些著作要得到重新解释，那么人们就必须对公民社会的契约关系进行重新考察。
女性主义者并不总是能够体察妇女融入公民社会所包含的种种矛盾。
如果妇女仅仅只是像人身依附制占主导地位时代的奴隶或妻子一样被排除在公民社会之外，那么这个问题的性质就是不证自明的。
但是妇女所融入的是一种公民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她们的自由表面上得到保证，每当人们用个体的语言讲述一次社会契约的故事时，这种保证就一再得到肯定。
自由由所有“个体”所分享，个体这一范畴潜在地属于每一个人，而无论他是男人还是女人，是白人还是黑人。
一旦黄金时代来到，任何不合乎自由原则的偶然的历史的东西都将被清除。
妇女是有能力的，最终会获得自己恰当的地位，她们是婚姻契约的一方这一事实就是对此的证明。
妇女也是确立自由的法案——契约——的参与者。
女性主义抓住了契约所提供的表面上看起来毫不含糊的解放保证。
因此，1791年，奥·德·高奇士（Olympe de Douges）在其《妇女和女公民权利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and the Female Citizen）中制订了一张“男女社会契约表”，其中列出了他们之间联姻的条件。
这种保证现在看起来似乎更加可靠，因为女权主义运动已经成功地清除了妇女争取公民平等的道路上的大部分形式的法律障碍。
契约就是男权制的敌人，是对性统治的致命一击，这种看法被契约主义以及个体即所有者的观念所强化，而个体彼此之间完全类同，可以相互交换。
已经有人提出批判说，这种个体是没有身体的，因此也没有身份；一个具有身份的自我必然是一个有身体的自我。
这一批判是有理的，但是它与被契约所吸引的女性主义者一样忽略了一个问题。
作为所有者的个体是与身体分开的，而身体不是具有这种性别就是具有那种性别。
无论一个人的身体如何打扮和处于什么样的社会地位，如果不是具有与生俱来的缺陷的话，这个身体不可能同时既是男性又是女性，当然，现在它可以同时去掉男性和女性特征；如果一个男人对自己的“性取向”不满意，那么他可以把自己变成一个假女人。
这个“个体”由一个男性身体所构成，因此他的身体仍然是男性。
这种个体也是单一的，其他性别并不是一个不同的人，而只能是他的变相，否则，他的同一性和男性身份会受到威胁。
实际上，罗尔斯对自然状态的描述表明，个体只有一个，可以复制。
至于这种复制是如何进行的，这还是一个谜。
人们对个体即所有者的批判并没有考虑他的起源（在父亲、儿子和原始公约的故事中，原始状态和私人领域的确立是不存在的）；他们的注意力都放在古典契约理论家所生产出来的成品——公民世界的个体上。
卢梭提出一个问题：一个自由的社会制度所必需的新人是如何在一个新社会到来时创造出来的？从那时起，男人们一直对这个核心的政治问题迷惑不解。
但是这种新人常常与旧人神似——他们的公民自由并未有损男权毫发。
故事结束了吗？（3）
一个自由社会仍然保持为与性关系无涉，与性别身份、与男性或女性没有联系。
例如，争取自由工作、工业民主、工人自治的运动理所当然地认为工人是男性的，他有一个妻子（主妇）为他料理家务。
社会主义者长期致力于修复或重建公社的历史以及一旦个体被剥去社会关系就不复存在的团结和博爱使他的男性特征表露无疑——然而，个体的性别还是没有人提起，因为“兄弟协会”被解释为（普遍的）公社。
甚至社会主义的批判现在也沉默了；随着理性选择和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个体即所有者的观念堂而皇之地进入了社会主义的思想。
通过对妇女必须参与的有关人身权的契约——婚姻契约、卖淫契约和代孕契约——的探讨表明，这种契约所涉及的显然就是女人的身体。
再者，当女人是与男人签约——就业契约的一方时，她们的身体从来都不会遭到忽视。
女人可以获得公民个体形式上的地位，但作为有身体的女性存在，我们从来就不是与男人同样意义上的“个体”。
要想严肃地看待具有身体的同一体，就必须放弃单一的男性个体，为两个人留出空间：一个男人，一个女人。
身体、性和性别差异与公民依附关系是不可分的，如果人们要确立公民依附关系并称之为自由，那么身体与性就必须分开。
一般的假设是：性与公民依附关系处于对立的两极。
性交是取得同意的，毕竟不是强奸——强制性性服从——一种犯罪行为（至少在婚姻之外）。
有些女性主义者认为，强奸不是性交，而是暴力，但是，这种看法进一步强化了性交与依附关系的分离。
人们可以把性驱逐出去，但是问题依然存在：为什么把女人的同意与强制服从区分开来会遇到这样的困难？为什么男人要求在资本主义市场购买女人的性服从？只要人们还把性交划分到那些孤立的、不容讨论的领域——从来不讨论性交的话题，那么就不可能马上找到答案。
讨论强奸就是讨论暴力；讨论卖淫就是讨论就业的自由渠道；讨论色情是讨论表达自由；讨论自虐施虐狂是讨论同意与平等。
性契约和原始状态的故事允许人们对20世纪后期的男权制的意义提出质疑，允许人们把性别依附关系的断裂结构联成一体。
性交是否意味着男性统治？这个问题的答案明明白白地存在于黄色书刊、黄色电影、黄色录像和色情行业的其他商品中。
当代政治关系的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就是，这一答案极少与它的问题联系在一起。
性是原始契约的核心。
兄弟们签订协约来保障自己的天赋自由，这种自由的一部分就是男人的男权，即一种性别的权力。
只有一种性别有能力享受公民自由。
公民自由包括获得女人身体的自由，更一般地说，男人可以作为自然性别（sex）——而不是社会性别（gender）而享受统治权。
“gender”这一术语现在到处可见，但常常无所事事，仅仅作为女人的一个大致相当但又不大确切的同义词。
“社会性别”是作为一个关键性的武器而被引入反对男权制的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