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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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有组织的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使得“男权制”这个术语得以复活。
对它的意义人们并没有达成一致，我将在下一章介绍当前女性主义的争论。
有关男权制的争论受到不同的男权主义解释的牵制，有两种相关的论点既非常重要又影响深远：一种认为必须从字面上对“男权制”加以解释，而另一种则认为男权制是旧的身份世界的遗迹，或者说，是一种自然的隶属制度；简而言之，它是一种在新的契约公民社会之前存在的旧的父权世界的残余。
亨利·梅恩爵士（Sir Henry Maine）梅恩（1822年8月～1888年2月），英国法学家和法律历史学家。
是研究比较法、特别是原始法和人类学法的先驱。
主要著作有《古代法》（1861）和《早期制度史》（1875）。
把从旧世界向新世界的转型视为一种“从身份制向契约制的运动”，H梅恩：《古代法》（Ancient Law），第100页。
这非常有名，也就是说，男权制被视为是“身份”（status）的同义词。
因此，契约获得自由这一意义，而与其相反，或者说与其相对的是等级隶属制度，即男权制。
亨利·梅恩爵士的名字及其名言经常在有关契约的讨论中出现，但没有人对它进行过仔细的研究。
梅恩的这个观点指的是身份，即父系家庭的专制父权由契约关系所取代，家庭由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个体所取代。
梅恩的“身份”与这一术语现在所使用的两个意义中的一个是重合的。
“身份”有时在广义上指属性；人类由于其属性，如性别、肤色、年龄等等而生来就具有某种社会身份。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妇女的从属地位》中批判契约婚姻的契约不完备，妻子作为契约的一方生而就受某些条件的限制，这种立论的基础就是契约与广义上的等级的内在区别。
当代的法律研究者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使用“身份”一词。
在法律研究者看来，“契约制”指的是一种自由放任的经济制度，一种“契约自由”的制度，个体的特性以及协定的特殊主体都是无关紧要的。
这种意义上的契约与作为法律（国家）条规的“身份”是对立的。
法规明确地规定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签订什么样的契约，用特殊的条件对契约进行限制。
这种庞大的法规体系的发展使得帕特里克·阿蒂亚（Patrick Atiyah）在《契约自由的兴起与衰落》中宣称：“这种说法，既与梅恩在1861年所经历和描述过的那场运动相反，从‘契约制’到‘身份制’的回复运动也已出现，已是一个老生常谈”。
PT阿蒂亚：《契约自由的兴起与衰落》（The Rise and Fall of Freedom of Contract），第716页。
阿蒂亚以及其他的法律研究者曾经探讨过承诺是否是义务和契约的范式的问题。
立约（5）
我在别的地方曾就一些有关的问题进行过讨论，有关契约的这一方面的问题就不在此多述。
参看我的书《政治义务问题》（The Problem of Political Obligation），第2版。
然而，梅恩的运动与阿蒂亚的运动处于非常不同的历史环境之中。
20世纪80年代的“身份制”与梅恩的身份制已相距甚远。
我将在别的几个地方再谈身份的意义以及它与男权制和契约的关系。
由于“公民社会”这一术语含义模糊，公民社会被视为一种后男权制的社会制度。
一方面，公民社会是在前现代的身份制度之后出现的契约制度，权力有限的立宪政府取代了政治专制主义。
另一方面，公民社会取代了自然状态；不过“公民社会”中的“公民”指的仍然只是一个领域，即公共领域。
契约论的大多数提倡者以及反对者都在“公民”一词的模糊性上大做文章。
“公民社会”由于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分离而与其他形式的社会制度区别开来；公民社会被分为两个相互对立的领域，每一个领域都具有其独特的、彼此相对的联系模式。
然而，人们注重的仍然是一个领域，它被认为是惟一具有政治意义的领域。
很少有人质问存在两个领域的政治意义，或者说，两个领域是如何出现的。
公共领域的起源已不再神秘。
社会契约产生了由公民的法律、公民的自由和平等、契约和个体所组成的公共世界。
那么，有关私人领域起源的（猜测）历史是什么？要理解古典理论家有关自然状态或公民国家的观点，就必须把两者放在一起加以考虑。
“自然的”和“公民的”既是相互对立又是相互依赖的。
这两个术语都在彼此的关系中获得自己的意义；“自然的”东西排斥“公民的”东西，反之亦然。
人们注意到自然状态与公民社会之间的相互依赖，却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在原始条约之后，“公民”这个术语的意义改变了，人们并没有用它来指“公民社会”的全部，而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要解释这种变化，就必须对“自然”和“公民”之间双重的相互对立和相互依赖加以考虑。
原始契约一旦签订，私人领域和公民领域、公共领域之间就出现分裂——这种分裂是对自然状态下性别差异制度的反映，也是一种政治差异。
妇女并没有参与原始契约，但她们也没有被留在自然状态——这会破坏性契约的目的！妇女被纳入一个既在公民社会之中又不在公民社会之中的领域。
私人领域是公民社会的一部分，但又与“公民”领域是分开的。
私人/公共的对立是自然/公民以及男人/女人的对立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私人的女性的领域（自然的）与公共的男性的领域（公民的）是对立的，但它们又彼此从对方获得自己的意义，公共生活的公民自由一旦与私人领域的自然隶属相对照，其意义就凸现出来（洛克用男权制的术语把这种对立说成是父亲的权力与政治的权力之间的对立，这是不正确的）。
“个体”作为契约和公民自由的制造者的意义何在，这是通过私人领域内妇女的从属地位表现出来的。
私人领域被普遍地视为是公民生活，也就是公共生活的一个必要的自然基础，但是，它不在政治理论家与政治活动家的关注范围之内。
自1792年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的《为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沃斯通克拉夫特（1759年4月～1795年9月），英国作家，主要作品为《为女权辩护》（1792年）。
发表以来，女性主义者一再指出这两个领域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但近乎两个世纪之后，“公民”社会还仍然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领域。
这样，私人领域的起源就隐蔽在神秘之中。
这种神秘加深了，因为对社会契约论的讨论几乎总是直接从18世纪过渡到当前，过渡到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在当代对（社会）契约论的重建。
不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曾不止一次地（改）写原始契约的故事。
但他极少被人提及，也许不提他的名字是有充分的理由的。
弗洛伊德所讲述的故事明确指出在原始协定制订之前，不仅自由是个问题，而且对妇女的权力也是一样，他还明确地说，这两个领域是通过原始公约创造的。
在古典著作中（霍布斯的著作除外），乍一看很容易使人认为没有必要创造私人领域，因为男女之间的性关系、婚姻以及家庭在自然状态中都已存在。
但是原始契约使“公民社会”得以产生，性契约的故事必须讲述出来，这样才能解释私人领域是如何确立的，为什么它从公共领域分离出来是必要的。
必须着重指出，性契约并不仅仅只与私人领域有关。
男权制并不仅仅只是家庭所特有的或仅仅只限于私人领域。
原始契约创造了男权公民社会的现代社会整体。
男人在私人领域和社会领域之间进进出出，男性性权规律在两个领域都起作用。
立约（6）
公民社会被一分为二，但社会制度的统一却主要通过男权关系结构得到维持。
我将在第五章和第七章考察男权制的公共面目并探讨一下两个领域的男权统治之间的联系。
私人与公共的分离就像自然与公民的分离一样具有双重形式，它们之间的联系遭到了非常系统的抹杀。
当代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关于私人和公共的争论大都没有涉及自然和公民这种男权划分。
私人领域被“遗忘”，这样“私人”就让位给公民世界，让位给私人与公共这种阶级划分。
“公民”领域自身也划分为资本主义私有经济（或者说私有企业）与公共国家（或者说政治国家），并出现了我们所熟悉的那些争论。
实际上，一般公众现在已经认可了“社会契约”这个术语，因为它被用来指“公民”领域内政府、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
在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工党政府与工会签订了大量社会契约，澳大利亚1983年在国家、资本和劳动之间达成的协议也被称为社会契约。
在20世纪80年代，评论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的著作也开始在美国出现，书名中就有“社会契约”这几个字。
例如，M卡洛、D歇尔和R兰伯格的《新社会契约：里根之后的经济与政府》（A New Social Contract：The Economy and Government After Reagan）；以及DL波顿编辑的《重访社会契约》（The Social Contract Revisited）。
对于这种私人/公共对立的变种，自由主义者是捍卫的，而社会主义者则对之进行了批判，但无论他们捍卫也好，抨击也好，涉及的都只是阶级统治和就业契约。
男权统治处于这一坐标之外，有关婚姻契约与就业契约之间的关系以及任何能够表明就业契约也是男权结构的一部分的线索也是一样。
在过去的十年里，自由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之间以及社会主义者内部各派之间进行争论所使用的那些熟悉的术语已经越来越多地遭到人们的质疑。
它们的不完备在一连串的政治、经济和知识的发展面前已经暴露无遗，我在此只谈其中的一点。
女性主义者曾经指出，无论这些长期争论的参与各方是如何彼此尖锐对立，他们都接受了一些重要的相同假设。
其中的一个根本假设就是，私人/自然领域与公共/公民领域是分离的，它对于政治生活来说是无关紧要的。
然而这一共同基础的影响范围还要更广。
男权制、契约、社会主义以及女性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相对来说很少有人涉及。
用性契约的故事对这一领域进行考察表明，当前社会主义与女性主义中的一些流派是如何与极端契约论联起手来的。
它们的共同点，用洛克的名言来说就是：“每一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人身权”；洛克，P拉斯勒特编：《政府论》（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第2卷，第27节，第2版。
一切个体都是所有者，每一个人都拥有对其自身的能力和属性的所有权。
个体拥有自己的人身权这一观念已经成为反对阶级统治和男权统治的斗争的核心。
没有它，马克思就不可能写成《资本论》和提出劳动力的概念；如果他没有摒弃这种个体观以及自由就是契约和所有权的观点，他也不可能呼吁要消灭雇佣劳动和资本主义，用社会主义者的老话来说，就是消灭雇佣奴隶制。
马克思要摒弃这种观点以及它所造成的社会制度形式就必须要借助人身权这一观念，这一点在市场社会主义以及学术圈中理性选择或分析马克思主义盛行的今天正面临被遗忘的危险。
同样，妇女拥有自己的人身权这一观念对过去和现在的、从要求改革婚姻法和获得公民权到要求流产权的许多女权运动起着激励作用。
这一观念对女性主义颇具吸引力，这并不难以理解，有关已婚妇女的法律身份的一般法律理论都确认妻子为丈夫的财产，而且男人仍然急切地要求实施男性性权规律，声称妇女的身体，无论是肉身还是肉身的具象，他们都应该公开地唾手可得。
如果妇女拥有自己的人身权赢得共识，这似乎是对男权制的致命一击。
但是，历史地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