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色-第12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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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说台面下的交易，范无病一向是不惧怕的，不动用公器的前提下，他实在没有必要畏惧任何人，因为自己是见得光的，而对方则是惧怕见光的。
实际上，这一次范无病选择了大能源部作为老爸范亨主持机构改革的突破口，也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因为最近一个阶段，又有了经济过热的苗头了。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以来，国内的历次宏观调控都有相同的规律，那就是：经济过热造成能源的紧缺，引发激烈的争夺，于是中央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对不同所有制企业进行调控和再分配。
而在这种调控和再分配中，国有企业、跨国企业以及民营企业获得的政策待遇等级相当不同。这种现象几乎每隔三到五年就会出现一次，形成了二十多年来的经济周期。
目前虽然还没有显示出一定要进行宏观调控，但是从总体而言，显然也没有偏离这样的政策逻辑。中央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依据是，宏观经济出现了令人担忧的过热景象，特别是在重化工业领域，投资增长速度到了非控制不可的地步。
资料显示，去年全国钢铁行业的投资总额为七百一十亿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四十六，而今年，这个数字则达到了一千三百多亿元，投资增长近乎一倍。
与钢铁行业类似，电解铝的投资也增长了近一倍，水泥投资则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二十多。
宏观投资过热，渐成决策层的共识，此时已经引起了高层的密切关注。
目前高层已经召开了各省的主要领导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各地运用多种手段，迅速遏制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势头。
而国务院办公厅也发了文件，专门举行了关于严格控制部分行业过度投资的电视电话会议，明确要求对钢铁、电解铝、水泥三大行业进行清理检查。
按照这种一般的处理方式，国务院很快就会组织来自审计署、发改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农业部、商务部、人民银行等部门的人员，组成督查组分赴各地进行清查。
至于说清查的重点，便是那些进入三大行业、盲目投资的民营企业。
“为什么每一次受伤的，都是民营企业呢？”在听范亨提起了这件事情的时候，范无病不由得摸了摸额头，有些郁闷地反问道。
在他看起来，这可是相当的具有偏见的政策了，国内还是容不下民族资本家的。
第一千一百五十七章 倒霉的人
高层开始有针对性地进行宏观调控，但是出手的方向确实民营企业。
不过最近一个阶段，民营企业的扩张确实比较迅猛，也难怪会产生一些浮夸气息，再加上地方政府官员们出于各种目的考虑，常常会怂恿这些民营企业家们大干快干，动辄就要上几十亿乃至是上百亿的大项目，终于造成了经济的过热。
首先受到冲击的是电解铝项目，目前以范无病得到的消息，东方集团的包头项目和三门峡项目都已被勒令中止。国家发改委工业司冶金处的官员表示，他们很多审批手续都不齐全，违反了国家有关法律，国家相关部门已叫停了东方希望在包头的电解铝项目，三门峡氧化铝工程是为包头提供上游产品的项目，目前也已停工接受审查。
跟历次宏观调控一样，总有一些人会成为倒霉的祭旗者，正如在以前几十年中出现过的“傻子瓜子”年广久、“温州八大王”等，现在这份倒霉者名单上又要增加一个名字，就是正在长江边大干快上的戴国芳。
然后富有戏剧性的是，戴国芳进入这次调控风暴的“暴风眼”，是一起意外事件。
年初，几个新华社记者在江苏搞调研，他们的调研题目是各地兴建高尔夫球场和大学城的占地问题。在南京的采访中，一位专家无意中说了一句，常州有个企业在长江边建钢厂。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记者们直觉地认为，建钢厂肯定需要大量土地，或许也有非法占地的问题。于是他们电询国土资源部，得到的回复是该部并不清楚这个项目。
于是，记者们转头到了常州，一路沿江寻找到了钢厂工地。
没过几天，一篇题为《三千亩土地未征先用，环保评审未批先行》的内参材料递到了中央高层。
不久后，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和环保总局派出调查组赶赴常州。
从去年开始，民营企业出现了一场如火如荼的“重型化运动”。
所谓的重型化运动，就是偏重于重工业的投资热潮。
四十一岁的戴国芳曾经意气风发地站在长江南岸的长堤上，用带着浓厚苏南口音的普通话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铁本要在三年内超过宝钢，五年内追上浦项。”
他说这话的时候，怎么也没有想到一年之后情况会急转直下。宝钢、浦项分别是中国和韩国最大的两家钢铁厂，分列全球第五、第三。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戴国芳计划在长江边上建造一个年产八百四十万吨的大钢铁厂。
戴国芳这个人，其实是个苦孩子出身，这是一个从篙草丛里长出来的苦孩子，十二岁那年，因家里实在太贫穷，只好辍学去谋生活，第一份工作就是捡废铜烂铁。他在商业上似乎有特别的天赋，一九九六年，戴国芳注册成立江苏铁本铸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两百万元，“铁本”之意，以铁起家，不离本业。
到两千年前后，铁本的厂区面积扩大到了十八公顷，拥有一千多名工人，在当年度的《新财富》中国四百富人榜上，他名列第三百七十六位，估算身家为二点二亿元。
近年来，随着宏观经济的持续高速成长，钢铁价格普遍持续上涨。铁本厂的门口，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卡车每天排成长龙，等候提货，这样的景象天天出现。
按戴国芳的估算，国内的这股钢铁热起码还可以延续五到六年，他决定新建一个更大的钢铁厂。
铁本的新建计划得到了常州市政府的热烈支持，在常州的很多官员看来，戴国芳是一个值得信托的人，他平日生活十分俭朴，家中所有积蓄都投到了工厂里，父亲和继母一直在乡下以种菜为生。
在一开始，戴国芳的设想并没有如后来那样的宏大。
然而，建设大项目是可以拉动GDP的最好方式，也是增添政绩的最佳取道，在官方人士的热情推动下，铁本项目在短短的六个月里，规模从一开始的两百万吨级，最后被定在八百四十万吨，规模占地从两千亩攀升到近万亩，工程概算也上升到了百亿元规模。
而此时铁本的固定资产为十二亿元，净资产不到七亿元。
以这样的资本规模要启动一个超百亿元的项目，无疑是小马拉大车。
不过，戴国芳对属下说，“地方上这么支持，上哪儿找这么好的机遇？”
也正是确认了政府支持的讯息后，当地银行对铁本大胆放贷，它一下子获得了四十四亿元的银行授信。
一家民营企业要启动一个投资上百亿元、占地近万亩的钢铁项目，是很难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批准的。
中国经济改革，向来有“闯关”的传统，常州人在铁本项目上，也尝试了“闯关”手段，铁本的八百四十万吨项目被拆分成七个子项目和一个码头项目分别上报，铁本相应成立了七家徒有其名的“中外合资公司”，在建设用地的权证审批上，用地被“化整为零”，切分成十四个土地报批申请。
项目所在的常州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在一天内，就火速批准了所有的基建项目。
戴国芳日后在看守所里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当时的所有手续都是政府去搞的，我们也没有去过问这些事。当政府说可以动了，我们就开工了。”
当然了，宏观调控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迫使高层动用这种手段的，也并非是戴国芳一个人，他显然不是惟一的一个进入钢铁业的民营企业家。
同年，上海复星的郭广昌也正谋划在浙江宁波建一个钢铁厂。
而在其他领域，四川刘氏家族的刘永行在包头宣布，东方希望集团将在这里投资一百亿元建设百万吨级的铝电一体化项目。
这场民营企业的重型化运动，在很多年后仍然让人津津乐道，市场的车轮似乎正在碾向坚硬的垄断地带。
要知道，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中国民营资本力量在一九八七年和一九九六年先后有过两次突破所有制障碍的努力而未能成功，那么，今年的这次重型化运动已经是第三次、也是实力最为强大的集体冲锋。
针对这一活跃景象，有杂志在评论中不无激越地写道，“当人们看到，民企的升级和中国的新型工业化正在适时对接，民营企业家精神和民营资本一并注入中国的重工业中的同时，人们不再怀疑，耕耘在重工业领域的民营企业在未来数年内将刷新中国民营企业的最强阵营；这轮以市场化力量为主要发动机的新工业运动将托生出中国第一批不是官员出身、不被政府任免、只以市场论功过的重工巨头。”
不过很显然，这段评论在日后读起来的时候，恍若前世梦语，留下的只是唏嘘。
在宏观调控的背景下，铁本的问题很快从毁田占地变成了违规建设。
处在事件旋涡中的戴国芳开始变得焦躁不安，他自己也不清楚，事情怎么会变得越来越糟糕。那些日子他整天在工地上奔波，根据他的预算，钢厂的第一座高炉很快就可建成，马上可以投入生产，到那时生米就煮成熟饭，也就不用担心了。
他对手下人说，这么大的项目，建成就建成了，最多是罚款，不可能拆掉。
然而，事态远比他想象中的要严重得多。
自国务院通知下发后，各地的重化工业项目投资并没有降温的趋势。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全国第一季度的固定资产投资仍然同比增长了四成多，创下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增长率，其中钢铁行业的投资增幅更是高达骇人的百分之一百零七。此时，有非法占地、违规建设等多项重大嫌疑的铁本项目浮出水面，成了一个最合适，也是最典型的惩戒对象。
面对声势浩大的调查，从来没有应付过大场面的戴国芳方寸大乱。他和他的谋士们天真地认为，铁本的问题也许花钱能够摆平。于是，他向上级呈递了一份自查报告，内称公司在接受国家有关部门调查违规投资、违规用地事项时，进行了自我财务检查，发现了经营过程中的违法问题，自两千年公司设立开始，公司从常州物资回收公司及武进物资再生有限公司收购废旧钢铁价值十几亿元，其中有虚开发票近两亿元，抵扣税额近两千万元，法定代表人戴国芳疏于管理应承担相关的责任。
这份为了破财消灾的自查报告，是戴国芳为挽救铁本而做的最后努力，他将抵扣税款迅速补交至当地的国税局。
出乎他预料的是，正是这份自查报告成了检察院最有力的指控证据。
遭到巨大压力的常州市组成了铁本项目清理工作领导小组，紧急下达了停工令。
很快，国务院领导抵达苏州，常州市委书记、市长被召去汇报铁本项目及其所引发的问题。接着，一个由九部委组成的专项检查组赶赴常州，对铁本项目进行全面检查。
这是自一九九一年的温州“柳市事件”后，中央部委第二次针对一个地方项目进行空前的联手行动。
再接着，戴国芳和他的妻子、岳父等人被警方带走，原因是涉嫌偷税漏税，且数目可能很巨大。
再接着，九部委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汇报查处情况，为其定性，他们认为这是一起典型的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严重失职违规、企业涉嫌违法犯罪的重大案件。
第二天，新华社向全国播发通稿，列举了联合调查组认定的铁本五大问题：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严重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越权分二十二次将投资高达一百零六亿元的项目分拆审批；违规审批征用土地六千五百四十一亩，违规组织实施征地拆迁；铁本公司通过提供虚假财务报表骗取银行信用和贷款，挪用银行流动资金贷款二十多亿元用于固定资产投资；有关金融机构严重违反国家固定资产贷款审贷和现金管理规定；铁本公司大量偷税漏税。
针对铁本事件的行政处理也是史无前例的，八名政府领导和银行官员受到严厉的惩处。其中，常州市委书记被处以党内严重警告；常州市人大副主任被罢免，并给予留党察看处分；扬中市委书记被撤职；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省发改委副主任、中行常州分行行长等被撤职或责令辞职，戴国芳的家产被查封。
范亨在处理完这些事情之后，回到家中跟范无病提起了这事儿。
“其实这事儿，跟地方官员的鼓动不无关系——”范无病听了之后，立刻就抓住了其中最为关键的东西，“地方政府官员们为了政绩，为了GDP，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这也是意料中事。”
还有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