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灭亡启示录(1894_1911)-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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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弱的皇帝·

大婚之后，他就是开始亲政的皇帝了，年号光绪。噩梦一般的童年经历给光绪皇帝留下了非常差的健康状况。这是一位年轻人，但是一位脸色苍白、十分清瘦伴随着经常性口吃的年轻人。他时常感觉头痛和耳鸣，胸部闷热，肠胃消化功能不好（经常呕吐），视力和听力都出现了衰退，小便次数很频繁，但每次的量很少（尿频尿不尽），双腿无力，走路竟像小老头一般的蹒跚。

他仍然对打雷和其他巨大的声音感到恐惧（心理阴影），每当电闪雷鸣的时候，他都是无比地狂躁和惊恐，这时候他的门窗都要紧闭，让太监站在两旁，自己拼命捂着耳朵。

更严重的是，长期不规律的生活和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使光绪皇帝出现了一个严重的生理疾病——阳痿。不仅经常在睡梦中遗精（宫廷医生记录），任何刺激、重压或者嘈杂的喧闹声，都能导致他突然遗精，“引起精液流涌如注”。从现代医学观点来看，阳痿是由于肾功能退化以及并发症所引起的。

身体状况影响了他的性格，光绪皇帝是一个既胆怯又任性的人，身体虚弱无力，性格敏感、孤僻。对于慈禧，他还是一如既往地惧怕，甚至就连在其他女人面前都是十分的胆怯和紧张！

然而他比以前更加勤奋。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是一个亲政的皇帝了，他把大量的时间用来学习，读历史典籍，学习英语。他最向往的朝代是大唐，大唐盛世以及英明君主的开疆辟土令他无比向往，他为此读了很多有关唐朝的史书，读完之后还要写下自己的感想，总结出治国的经验。

也许在那一刻，大唐盛世的雄风深深地植入了他的骨髓里。

大婚过后一个礼拜，55岁的慈禧光荣退休了，她搬到了颐和园，用她自己的话来说，“以后的工作就是在颐和园遛遛猫和狗了”，而光绪有了批阅奏折的权力。一切事情看上去都是那么顺利，已经亲政的光绪即将大权在握，像他向往的大唐君主一样，奋发有为，实现中兴之治，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而事实并不是这样。

光绪仍然需要每隔一天就前去颐和园请安。关于请安的仪式我们前面知道了，仪式没有变，而内容却变了。现在的“请安”并不是问问您身体好不好、心情好不好、吃饭香不香之类，按照慈禧走之前定下的规矩，朝政的大事仍然需要请示慈禧，也就是“寻常事上决之，疑难者请懿旨”。

需要请示的大事，其实也只有两个方面：除了朝廷的大政方针，另外一项就是人事任免。

在多年实际掌控这个国家的过程中，慈禧提拔重用了一大批官员，这是她的权力基础，而不是光绪的权力基础。掌控人事任免大权对于慈禧来说，这是一种极佳的权力安全设计。只要朝廷里里外外基本都是她的人，她仍然可以在颐和园遥控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过着“退而不休”的生活。

而对于光绪来说，情况就比较郁闷了。不能给大政方针定调和没有彻底的人事任免权牢牢捆住了他的手脚，这才是他真正实现亲政的最大的障碍。作为新上任的领导，作为在朝廷中还没有建立自己权力基础的领导，如果想真正亲政，就必须撤换掉一批人，建立自己的亲信和嫡系队伍，但问题来了——无人事任免权，就暂时还没办法建立嫡系，形成自己的权力基础。

光绪要做的，就是等待。无论是温水煮青蛙，还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都需要时间啊。

当然，在“亲政”后，光绪毕竟已经是真正的皇上，“皇帝”这个名分是慈禧永远无法拥有的。对于朝中的一些大臣们来说，他们有事情做了，开始打内心的小九九，盘算站队问题。

大部分的大臣选择了继续团结在老太太身边，因为他们深深地了解这位老太太的手腕，明白她的野心，更知晓她的脾气。这一派人数众多，实力强大，几乎包括了朝廷所有的王公大臣和各省的总督巡抚，以及军队里的实权人物。

而另一派在深思熟虑后决定将宝押在光绪身上，这些人大部分是言官、清流、御史等等，也就是说，他们就是那些当时不是实权人物，而希望自己能够拥有实权的人。既然他们想改变现有的权力格局，在实际权力场中插一腿，那么皇帝就是他们实现政治抱负、成功上位的最佳人选。

·帝党代表人物翁同龢·

现在，我们来解说一下帝党。帝党的阵营比较简单，简单到不需要对刚才说的进行补充——如果非要补充的话，就介绍一下代表人物翁同龢的情况。

翁同龢其实一直是慈禧的人。在光绪登基之前，他曾经支持了慈禧的数次权谋行动，由此才得到慈禧的信任，担任军机大臣、户部尚书（财政部部长）、总理衙门大臣，并成为光绪的帝师，正是这个身份的转变，加上光绪亲政，他才转向支持光绪。

·后党代表人物李鸿章·

虽然慈禧一直是李鸿章的坚强的靠山，但李鸿章跟这位太后老佛爷没有任何亲戚关系，一年也见不上几次面。实事求是地说，李鸿章能成为最有权势的后党代表人物，最大的原因就跟慈禧能站在紫禁城之巅一样——能做事。

朝廷毕竟是个庞大的政治机器，还是需要有人来做事的。腐败的朝廷也是需要有人来做事的。

当太平天国起义时，最会做事的人是曾国藩。曾国藩一生做的最大的事是军功，而作为曾国藩最得意的弟子，李鸿章不仅继承了曾国藩的军功衣钵，还将曾国藩的“经世致用”进一步发扬光大。

所谓“经世致用”，简单地理解就是积极做事，使国家的经济得到发展，社会变得稳定，人民感谢政府。这样的人物我们熟悉的著名代表就是诸葛亮先生，此人在管理国家和发展生产力方面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以后人评价“文章两司马，经济一卧龙”，就是这种实干精神。

曾国藩和李鸿章发起了清国的“洋务运动”，而所谓的“洋务运动”，其实就是结束中华民族绵延千年的农业社会传统，引进和仿照西方科技来发展近代工业。在曾、李时代，清国的工业化进入了新的阶段。铁路、蒸汽航运、矿山、电报、电力、近代邮政等原先只有西方国家才有的工业，在清国大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势头很猛。

而做这些事情是要遇到很多阻力的，最大的阻力就是来自于观念上的反对。一些人认为，所谓的“科学技术”，不过是“奇技淫巧”而已，强国之本，“在人心不在技艺”。持有这些观点的是当时的大部分人，当官的是如此，老百姓也是如此。曾国藩和李鸿章就曾试图派遣一些留学生去国外学习科学技术，结果他们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在当时，出国留学生是“官派”的，只要你出国，政府不仅负担全部费用，甚至还给你家里补贴钱。不过报名者寥寥，因为传言“洋人”会把他们孩子活活剥皮再把狗皮贴到他们身上，当怪物展览赚钱，于是家长们打死也不让孩子出国。这其中包括有个叫詹兴洪的家长，他的邻居在香港做事，力劝詹家送儿子留学，没想到詹兴洪一口拒绝，还将好心的邻居大骂了一顿，最后邻居同意把自己女儿许配给詹家，詹兴洪这才勉强同意了。

这个孩子就是后来从耶鲁大学毕业的詹天佑。他同其他29名幼童作为清国第一批留学生赴美，学习科技。自此以后，出国留学才渐渐成为热潮。而曾国藩并没有看到这一批小孩子远赴美国，他在五个月前去世，死前他向朝廷推荐了自己的弟子，那个永远起不了早床的安徽人李鸿章，继续他的事业。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李鸿章继承了曾国藩的遗志，一面大力加强国防，扩充和训练淮军，一面专心于“洋务”。前文说过，在他的手里也创造了许多个第一，我这里就不一一例举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翻翻历史课本。而其中有一家企业是不得不说的，这就是轮船招商局。

轮船招商局是李鸿章创办的清国最早的轮船航运企业，总部设在上海，最开始只有三艘船，而几年后不仅拥有了几十条大船，分支机构遍布国内港口以及日本横滨、新加坡等地，甚至还收购了一家美国轮船公司（旗昌轮船公司）。在此后的岁月里，轮船招商局历经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代，至今仍然存在。现在的它是我国在香港的全资国有企业，是央企中仅有的12家“6A”级企业之一，拥有我国目前最大的超级油轮船队。在1978年，招商局独资开发了新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之地——深圳蛇口工业区，随后创办的招商银行是我国大陆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旗下的平安保险公司则是我国大陆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可以说它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也功不可没。而这一切的荣耀，完全可以追溯到它的创办者李鸿章。无论如何，人们不能忘记他作为开创者的功劳。

而李鸿章做事的这段时间正是慈禧垂帘听政时期，慈禧虽然深居宫中，但并没有被“满汉有别”的观念所禁锢，也没有极端排斥西方的科学技术。她主政的时期正是洋务运动发展最迅速的时期，李鸿章就是继曾国藩之后慈禧最为倚重的汉臣。

那么，这两人的关系是不是就铁到没有嫌隙、可以互相信任了？

答案是否定的，并且永远是否定的。

这跟制度有关。专制制度永远是单向的，上级发话，下级听从，上级的话就是指示，指示需要传达，传达后需要组织一帮人来开个会，讨论如何坚决贯彻执行。然后下级去干下级的，背后有领导的一双眼睛在盯着。

而如果这个领导是最高级别的领导——皇上，这就更难办了。你需要刻意地表现你与皇上的亲近，但又要掌握好那个度，这个度就是绝对地忠心，但只是相对地理解——也就是所说的“死忠”。皇上不需要被理解，他的权威建立在神秘的基础上，对于皇上说的，你只要照着做就行了，千万不要判断出皇上的下一手是二五八万，还是一四七条。如果皇帝的心思都被你猜中了，他最恐惧的那两个字就会出现在他的梦中——谋反！

要记住，和牌的只能是他一人——是为家天下也。

官场是没有平等信任关系的，君臣之间更是如此。

慈禧和李鸿章之间也是如此，但和别的君臣关系不同，它又多了一个实际情况。这个情况就是，慈禧的最高权力并不是名正言顺的，而是通过权势占有她的“儿子”光绪的，那个已经亲政的光绪就坐在朝堂上，只要他在，就会对慈禧继续霸占最高权力的“合法性”构成威胁。

这就注定了慈禧只能是一个和稀泥去平衡各派的人物，她最大的愿望就是“稳定”，所谓稳定压倒一切，只有朝局稳定了，不出什么乱子，她的权力安全才不会有什么乱子。所以，慈禧对李鸿章的支持也是一种政治需要，跟她的个人观念和喜好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也就是说，她喜不喜欢洋人的东西都不会影响她的选择。出于权力安全的需要，慈禧这个人既不可能绝对的保守，仇视一切“洋务”，也不可能绝对的开明，放手让洋务派们去干，她是个时时刻刻在“维稳”的人。

对于李鸿章，慈禧一直在用，也一直在防。而李鸿章也心知肚明，他不仅一直在“能用”的方面上让慈禧满意（争取更大的乌纱帽），也一直在“不需要防”的方面让慈禧放心（保住乌纱帽）。

活得真是个累啊。

现在，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慈禧与李鸿章之间的新式君臣关系了：在这个朝廷里，在皇权最高领导和最会做事的臣子之间，没有人像慈禧和李鸿章这样，互相了解，互相同情，互为灵魂知己，又互相利用，互相算计。

得出这个结论是为了解开接下来的这个谜底，关于北洋舰队一个争议多年的谜底。

慈禧挪用军费的秘密：不是因为要修颐和园而挪用海军军费，而是为了要挪用海军军费而修颐和园！

当慈禧把建设强大的北洋海军托付给李鸿章之时，她就已经明白，她实际上已经把自己的身家性命甚至整个国家的命运都托付给了李鸿章。海军太重要了，西方列强都是从海上进攻清国的，谁掌握了海军，谁就掌握了这个国家的命运。

所以在建设北洋海军之时，一开始慈禧对李鸿章的支持是毫无保留的。她强调“惟念海军关系重大，非寻常庶政可比”。只要是关系到北洋海军的事情，要银子有银子，要政策给政策，要人给人，花费这么大的投资，言官御史们风言风语，慈禧只有一个反应——不理睬。

正是因为有了慈禧的强力支持，北洋海军才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亚洲第一。但是，在北洋海军建成那一年（1888年）后，慈禧的态度却变了，当李鸿章像往常一样奏请拨款购买军舰和大炮的时候，慈禧的回答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