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骚-第3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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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万历三十六年，奴尔哈赤麾下控弦数万，势力强横，忙着吞并哈达、辉发诸部女真，已经连续三年不入贡，当时的蓟辽总督蹇达察觉奴尔哈赤的野心，上疏疾呼“建酋rì渐骄横，东方隐忧可虞”，请求朝廷早备战守机宜，但万历皇帝怕麻烦，因为要用兵讨伐的话，那就要兵要饷，万历皇帝生怕动用他的皇家内库银，而大臣也不敢担当，毕竟奴酋并未反叛，于是只由兵部、礼部和行人司传书敦促奴尔哈赤尽快入贡，奴尔哈赤就利用大明朝廷和官员好面子怕麻烦的心理，于万历三十六年六月邀请辽阳吴副将和抚顺王守备在金石台杀白马祭天，双方立誓刻碑，规定双方人员互不越界，立界碑应是国与国之间的大事，一个副将和守备哪里有这样的权利，以奴尔哈赤当时的实力，他还没胆量立国，他耍了一个花招，这从碑文可以看出，碑文大致如下：
“——各守皇帝边境，敢有私越境者，无论满州、汉人，见之杀无赦，如见而不杀，罪及不杀之人。大明如负此盟。广宁巡抚、总兵、辽阳道、副将、开原道、参将等六衙门官员必受其殃。如满州负此盟，亦必受其殃。”
从“各守皇帝边境”六字来看，奴尔哈赤是把建州当作大明的一个地方政权。与辽阳道、开原道分别为大明皇帝守边界，这是参加金石台之约的吴副将和王守备能够接受的，但一越界就要杀人。大明两京十三省哪里有这样的律法，而且碑文中把大明与满州对立称呼，这分明是分庭抗礼、划地割据的意思，但当时奴尔哈赤割据海西已是事实，而且奴尔哈赤果断贿赂了吴副将和王守备，而吴、王二人又受兵部、礼部催促，急于让奴尔哈赤恢复进贡，就答应立下了界碑，这个界碑把李成梁于万历初年开拓的八百里宽甸六堡全部划归了奴尔哈赤——
奴尔哈赤目的达到了。当年就与其弟速尔哈赤一道进京纳贡，大明朝就是要打肿脸充胖子，奴尔哈赤进贡一些海西土产诸如人参、貂皮、东珠之类。得到的却是更多更实用的赏赐。比如棉布和农具，这都是女真人急缺的。大明朝接受奴酋朝贡表面上似乎风光，暗地里却是吃大亏，而且努尔哈赤借进贡之机，沿途探看大明边备的虚实，经过一番考察，他认为明朝虽然庞大，但吏制**、军备松弛，并不足惧，从此对大明存了藐视之心，终于在今年，也就是万历四十四年正月初一悍然立国，国号大金，自称覆育列国英明汗，以万历四十四年为大金天命元年，从此称呼大明为南朝，他奴尔哈赤俨然是一国之主了——
建国之初的几个月奴尔哈赤还有些不安，怕明军讨伐建州，这时的奴尔哈赤底气尚不足，虽然在辽东女真诸部中所向无敌，但没和明军交过手，还是心存畏惧，可等了几个月，等到一份大明皇帝签署的谴责他的诏书，据说奴尔哈赤是哈哈大笑，于是就有了六月初杀死五十余名所谓越了界的汉人的惨剧，还说是遵照界碑盟誓处决越界者，并要求大明严惩清河游击冯有功——
以上这些前因后果都是张原通过历年邸报了解到的，在这份最新邸报上面辽东巡抚李维翰奏闻已把奴尔哈赤派来的两名使者纲古里和方吉纳扣押，要求奴尔哈赤捉拿杀害汉民的凶手扈尔汗，同时李维翰请求朝廷要有用兵的准备，补足辽兵军饷，若奴尔哈赤不交出凶手，大明必须动干戈，奴尔哈赤的嚣张气焰只有动兵才能打压——
张原在翰林院抄报耳房中看到了李维翰的这份奏疏，极是愤怒，清河的那些汉民只不过越界去砍伐了一些树木，竟被奴尔哈赤遣人杀害，奴酋残忍跋扈可见一斑！
两名邸报抄手面面相觑，张修撰一向说话和和气气，这时却对着一份邸报发怒，实在少见，张原却是清楚这是奴尔哈赤屠杀汉民的开端，奴尔哈赤对汉人是极端仇视的，辽民的苦难到来了，可他现在又无力解救和阻止这一切的发生，大明政权机构庞大而腐朽，办事效率低，这不是他一时能转变的，他需要时间——
这rì张原没在翰林院喝茶看书，危机将临啊，他去兵部衙门拜访祁承爜和自己的会试房师张鹤鸣，这二人都是兵部郎中，张原向二人陈说辽东利害，必须要以重兵驻防开原，庆云堡、靖安堡、柴河堡一带都要增兵，再联结北关叶赫部对抗奴酋，抚顺、清河一带将是奴酋首先用兵之地，应调派jīng兵良将镇守，这都是他去年底写的《论建州老奴将立国疏》里的建议，当时祁承爜代他呈上去了，其后奴尔哈赤果然立国，这在当时的兵部官员当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认为张原能料事于千里之外，但也仅此而已，万历皇帝未作批复，兵部众官商议之后，还是派了游击周大歧和马时楠二人领一千名枪炮手去帮助叶赫部守城，免得叶赫部被奴尔哈赤吞并，但抚顺、清河一带依旧没有重兵布防。
张鹤鸣领着张原去拜会兵部右侍郎魏养蒙，兵部也没有尚书，由右侍郎魏养蒙署兵部事，张原对魏侍郎说派往叶赫部仅一千枪炮手是不够的，至少三千，而且要配备最新式的燧发枪以及虎蹲炮这些铁炮以助守城，抚顺必须尽快重兵固防，抚顺游击李永芳难当重任……
魏养蒙对张原的慷慨议论无动于衷，只推说皇帝不肯妄动干戈，而且辽东军饷从今chūn以来十缺其三，兵部至今无处筹措，没银子什么事都办不了，又说张修撰可以自行上疏议论国事，看来魏养蒙对张原这么一个刚刚释褐的少年翰林对兵部事指手画脚颇为不满。
张原无奈，又去拜会了老师杨涟和詹士府的孙承宗和师兄徐光启，杨涟是户科给事中，对兵部事不甚了然，呈报兵部事当然以兵科给事中最妥，但东林中人没有任兵科给事中的，而且其中一名兵科给事中赵兴邦曾追随刘廷元弹劾张原的冰河说，这人肯定是指望不上了，张原忽然想起另一名兵科给事中熊明遇是齐人，不知与亓诗教交情如何？
次rì，张原又去拜访亓诗教，问知熊明遇与亓诗教关系甚密，当即由亓诗教引荐去拜访熊明遇，把自己写的《辽东危急疏》请熊明遇指教，熊明遇表示会上疏助张原声势。
八月初六上午，张原、熊明遇、徐光启、孙承宗的四道奏疏送到了内阁，内阁首辅方从哲见这四道奏疏都是言辽东事，对次辅吴道南道：“会甫兄，昨rì辽东巡抚李维翰的奏疏交给司礼监了吗？”
吴道南道：“已交上去。”
方从哲道：“清河汉民越界遇害之事李巡抚已经有最新奏疏呈上，事情大致解决了，张原四人却借李巡抚上回的奏疏大谈辽事，颇有危言耸听之词，这四份奏疏我来票拟吧。”当即提笔写了处理意见，交给吴道南签署时，吴道南道：“孙承宗熟知边事，熊明遇是兵科给事中，非是张原少年书生能比，孙、熊二人也对辽事忧心忡忡，中涵兄还是慎重为好。”
方从哲道：“目下辽东平安无事，还是不要轻举妄动，汉民越界被害之事李巡抚已经妥善解决，保住了我大明的颜面，若再轻启衅端，闹出事来反而难以收拾。”
吴道南见方从哲如此说，只好作罢。
八月初八，兵科给事中熊明遇在皇极门接到了皇帝批复的奏章，除了他和张原、孙承宗、徐光启的奏疏外，还有辽东巡抚李维翰的奏疏，张原四人要求加强辽东军备、补发军饷的奏疏皇帝没有应允，熊明遇看李维翰的奏疏，却原来奴尔哈赤已经服软，将杀害汉民的凶手二十人带到抚顺城下当场斩杀，李维翰认为已经扬了国威，为安抚奴尔哈赤，李维翰建议免去冯有功游击军职，因为冯有功为给军士修营房，放纵军民越界采木，冯有功还有贪冒军饷之事，此次又轻启衅端，应两罪并罚——
张原知道这事的处理结果后仰天长叹，心道：“在抚顺城下被斩杀的哪里是什么凶手，凶手扈尔汗是努尔哈赤的义子，奴尔哈赤哪里肯杀，所谓的凶手应该是奴尔哈赤与其他女真部落争征中捉来的俘虏，做样子给大明朝廷看的，努尔哈赤应该是认为与明军正面为敌的时机还没到来，所以暂时表示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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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 如今却忆江南乐 第四百一十三章 鸭宴
杨涟得知张原与齐党首领亓诗教有往来，大为不满，亓诗教是三党中攻击东林最卖力的，亓诗教三年前的那道奏疏更将东林党比作蛊惑人心的邪教，措词极其严厉甚至是恶毒，已去职的东林元老**星对亓诗教恨之如骨，把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四人比作尧舜时的四凶，**星坚信邪不压正，莫看三党现在把持朝政、打压东林、显赫一时，只要皇太子即位，东林党人就要卷土重来，那时众正盈朝，亓诗教这等奸人在朝中哪里有立足之地，必逐之，**星在给高攀龙、杨涟的书信中都表示过这个意思，所以出于爱护张原的考虑，杨涟觉得有必要提醒一下自己的这个门生，杨涟很器重张原，不想看到张原误入歧途——八月初九这日黄昏，张原出了翰林院大门，却见阮大铖在等着他，阮大铖现任行人司行人，行人司掌传旨、册封等事，凡颁行诏敕、册封宗室、抚谕四方、征聘贤才，以及赏赐、慰问、赈济、军务、祭祀，这些都是行人司的职责范围，也就是说经常要出差，前两个月阮大铖还和魏大中一道去了洛阳福王府代皇帝赏赐褔王世子礼物，魏大中中进士后也留京任行人之职，阮、魏二人都是高攀龙的弟子——张原拱手道：“集之兄从洛阳回来了，行路辛苦。”
阮大铖道：“令师杨给事中在寓所设宴，让我来请你去赴宴，我官职是行人，就是跑腿的。”
张原笑道：“集之兄是奉旨游山玩水，弟实羡慕。”又道：“杨师是宴请阮兄，弟敬陪。”
阮大铖道：“我也是陪客，杨给事中请的是我同乡左光斗，现任中书舍人，介子听说过左光斗左共之此人否？”
张原心道：“左忠毅公，如雷贯耳啊，与吾师杨涟并称杨左，是东林党人中铁骨铮铮的人物，终于也要登场了。”说道：“早听说集之同乡左先生大名，今日就能相见吗，好极。”便吩咐穆真真几人先回去，他与阮大铖说说笑笑往会同馆而来，杨涟至今还住在会同馆。
左光斗四十来岁，白面短须，神态语气比杨涟温和，与张原寒暄，很是客气，不肯让张原执后辈礼，左光斗的中书舍人一职等于是内阁辅臣的秘书，掌书写诰敕、制诏，办公之所就在会极门内的制敕房和诰敕房，与内阁直房比邻，能获知机密，但没有实权，左光斗大起大落的时代还没有到来——一张松木方桌，几样菜肴，杨涟、左光斗、阮大铖、张原四人分坐，喝黄精酒，吃洪湖野鸭，这两只野鸭是杨涟的湖北同乡送来的，用盐腌着，别有风味，喝了两杯酒、吃了几块咸鸭肉，杨涟问张原道：“介子，听闻你与亓诗教、王大智颇有来往？”
张原一听这话就明白杨老师今日请他喝酒的用意了，答道：“杨师容禀，学生在京中有来往的分两种人，一种是杨老师、孙庶子这等贤士，还有我徐师兄以及翰社诸友，这种是既有公义也有私交在的，而另一种是亓诗教、熊明遇、王大智诸人，纯为公务，学生前日拜会亓诗教与熊明遇，是为了辽东边事，不涉任何私谊。”
杨涟与左光斗对视一眼，左光斗微笑道：“张修撰可谓是小叩则发大鸣，不愧是写得出万言廷策的大才子。”
张原忙道：“惭愧惭愧，学生是怕杨师误会，所以才解释一下。”
杨涟却是不露笑意，说道：“道不同不相为谋，你与亓诗教那等人议国事，岂能有好结果！”
张原道：“杨师，学生以为，只要是为的国事，那就有共同之道，去年山东救灾，亓诗教等人也是多方呼吁，这就是惠民利国之举。”
杨涟道：“山东是亓诗教的家乡，若家乡受灾都无动于衷，那岂是有人心者！”
张原道：“亓诗教也曾上疏敦请皇太子出阁讲学。”
杨涟道：“那是齐党为谋后路计，见东宫根基已固，这才见风使舵。”
张原觉得没法说下去了，杨涟对亓诗教偏见太深，这简直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啊。
杨涟见张原眉头微皱不说话，便放缓语气道：“介子，你报效国家之心迫切我甚理解，但你是治《春秋》经的状元，岂不知‘别嫌疑，明是非’的重要，你与亓诗教那等人往来，岂不是自污清誉？”
不能再含糊了，张原淡淡道：“清誉真的那么重要吗？抚顺清河堡五十三位军民被建奴杀害，这是老奴反叛之始，其重要远胜任何党争，若不警醒，必有大患，子曰‘以直报怨’，亓诗教与我并无仇怨，即使有仇怨，只要肯为国家出力，我都会释前嫌、愿交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