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士大夫的非人生活-第8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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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曙明智地没有再问。
很正常的一次问谈，分寸拿捏得很好。走了出来，韩琦一声叹息。此时富弼还没有离开朝堂，闻听后讥讽地看了他一眼。
暂时还没有开始，朝廷开始做一系列的好人好事，原先用东西福田院救济京城老穷孤与乞丐，然给钱米才二十四人。诏并东西各盖屋五十间，所养各以三百人为额，岁出内藏五千贯给之，也就是官办的养老院。又给泗州大对塔施利钱八千贯。不过有人传言说赵曙对乞丐发善心，是因为其母龙游县君任氏以前是一个卖身的叫化子，侥幸落入赵允让府上，为赵允让看中，野合了那么一回，这才有了龙种。因此赵曙对乞丐问题十分关注。是不是有这回事，也没有人敢去查问，郑朗都不敢！
郑朗在郑州，就当不知道朝廷这些事。
沉静了两年多时间，郑朗今年才正式撰写儒学。这得有一个思考过程，有空的仅是这两年时间了，恐怕以后再也没有时间写东西。得想好了写。开始没有写其他，而是先将中庸与仁义以及三分修改了一遍。
原来郑朗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人也是乐观向上的。可是对人性看法却略有些悲观。此时郑朗肯定没有什么好心情，然而对人性看法却出现了一些改变，变得稍稍乐观起来。
无论什么哲学，人性才是根本。不了解人性，就无法深刻思考哲学。
郑朗在新的儒学中，将人性与天性分开，人性是人性，天性是天性，但天是高高在上的，所以万物必须跟着天道变化生长运行。不是儒家所讲的天人合人，有些相通之处，多数却是不同。
而且郑朗说得很刻薄，这种遵循天道变化的生存，实际乃是一个为了自身茁壮成长以及物种繁衔的弱食强肉过程。例如简单的例子，一山不容二虎，没有那么大的地盘，不能提供给老虎足够的食物，故不能象其他物种，以群聚生活。
但越是高级的物种，越有智慧，越是注意各自的分工与配合，以便利用群体的力量壮大自己。特别是人类，人类乃是万物之首，可实际看，力量不及虎豹，速度不及鹿马，繁衍不及鼠兔。为何主宰着大地万物，无他，智慧也。
一个是个体，一个是群体。动物智慧低下，群体配合不好，如一头虎扑向牛群，肯定不及所有牛的对手，然牛只会狂奔逃跑，而不会配合对抗猛虎。但它若扑向了人，人就能配合起来，进山狩杀，为民除害。
由是引出一个结论，人性阴暗的一面，便是自私自利的着重个体享受，人性光辉煌的一面，就是重视群体，谦让合作，分工明确，各伺其职。夫子所说的君臣父子夫妻，是一种明确身份地位，也是一种变相的分工分明，所说的仁治与德治，便是想试图将人性光辉的一面发扬光大。
肯定是曲改了，不过也算是维护统治者地位的，再加上如今郑朗的名声，反对声音不大。然后做出进一步地误导，想要国家稳定，百姓幸福，便要各人在各自的位置上做好各自的本职。官员要做一个好官，皇帝要做一个好皇帝，工匠要做一个能工巧匠，农民要做一个勤奋朴质的农民。
这个过程不但靠教育，国家机器也必须去引导，将人性的光辉一面发扬光大。
不是违背天道，上天给了人类万物生灵之首，同时也给了人类凌驾于万物之上所做努力的权利。还是一种天人合一的行为。
由此开始论证。
比如天下非是所有人的天下，乃是精英的天下。这是最早的说法，但现在郑朗不是这种说法，天下就是天下人的天下。一部分人成为精英，做了许多事，比如兼并，或者放高利贷，鱼肉乡里，贪污受贿。这是人性黑暗的一面。
可就是这些人，也有人性光辉的一面。就看朝廷如何去做，一是舆论去宣传，二是通过一些柔和的措施去鼓励嘉奖，进行诱导，道德与行政的结合，阻止这些丑陋现象蔓延。
不管有没有曲解夫子的理论，但这条思想抛出来，可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写到这里，郑朗想到一个人，雷锋。雷锋是造神造出来的产物，但一个雷锋精神鼓舞了多少人，又给社会带来多少净化作用。后来越来越多的人质疑雷锋，这个精神丢失了，整个社会也迷茫了。
再比如东西方仇富的心态，有价值观的问题，但相对而言西方富人横行霸道的事做得要少，慈善心也更高一点，与美化无关，至少在这一点上，人家做得更好，因此仇富心态也会随之减弱。
不是郑朗这样说，孔夫子也多说仁，可仁在哪里？当真中国富人不好吗？但是朝廷有没有去真正引导他们？
以前的天下乃是悲观的天下，此时的天下却是一个反思的天下！
陆续地将它们发表在报纸上，无数士子附和。
郑朗在报纸上折腾，韩琦不管的，也管不了。只要你在郑州呆着，怎么着都行。
言行合一。
接着推出帝王心慈善会。
随着肥皂的大卖，赚了许多钱帛，不能满足于肥皂一样事物，抽出一部分钱帛放在书院用于开发，一部分是用来改善书院学子的生活条件，一部分是用来研发的物资消耗。
当时三司使乃是蔡襄，军械监乃是三司使管辖，韩琦准许，蔡襄配合，调来一部分分配到军械监，学过格物学的官吏，进入书院再深造。朝廷也抽出一部分人选进入，使学格物学的人达到八十余人。
其中有三十多人随时恒学过一段时间，有一定的基础。加上郑朗为首，以研发为教习，因此研发出许多事物，例如乙醇的进一步工业化。随着真正的工业酒精面世，另一样事物也随之出现，香水。宋朝对衣服薰香，但有没有香水管用？喷一喷，成本又低，香味更浓厚，还能随时更换着喷。还有沐浴露，洗发精，一起出现。
随着这些事物出来，并且半工业化出现，作坊利润随着上升，里面的工人渐渐达到近七百人，成为一个超级的大作坊。又用炉渣灰、石灰与石膏合成土制水泥，成本略有些大，但也是真正意义上水泥的面世。
有了钱帛支持，郑朗于是带着一群学子，攻克一些重要的技术难关。先是冶铁技术，太先进的实现不了，但是采纳了一些明清技术。例如改良风箱，研发活塞鼓风机，焦化煤炭，试用高炉，进化坩埚炼铁法。
这是铁，非是钢，宋朝已出现制钢法，还比较落后，明清时得以改进，灌钢时用泥封铁，炒钢时用涂泥的草鞋覆盖在铁上，第二用生铁与熟铁煅烧，工人不断炒动，是谓炒钢法。这是后世炼钢法的主要原理，不过改进得更科学与先进罢了。还有生产时，将生铁炉的铁水直接注入炒钢炉，将铁炒成钢，节约炼钢成本。
又有苏钢法，非是苏联的钢法，而是来自明朝南京与芜湖一带的新炼钢方法，工匠将炉中的生铁融化后，滴入熟铁之上，使之融合，成为钢。不过技术要求更高。又有焖钢法，将熟铁与少量木炭粉与骨粉以及少数催化作用的物质，一起放入密封的罐内，加热后保温十个小时，提高一些工肯的含钢量与强度。
又对铸造技术、煅造技术进行了改良，又研发梓的冶炼，以前梓矿石熔解温度超出锌的气化温度，冶炼十分困难。宋朝在改进，已经出现一些黄铜制品，不过仍然很落后，郑朗采用明朝的闷罐技术进行冶炼。
没有一个成功的，因为才刚刚开始。
若没有这次郑州丁忧，郑朗也不会有时间考虑这些。若没有那个作坊的收益，也没有资本研发这些。军械监在研发，主要还是以武器为主，不是为了民生。
但随着郑朗思考得越多，越对道德重视，不但说，还要带头去做，于是有了这个帝王心慈善会，不伦不类的名字，不过细细想起来，自会明白郑朗的良苦用心，其实就是红十字会。
第七百九十九章 礼
夏风徐来，又一年夏天到了，郑朗说道：“尧夫兄，茂叔兄，绕了好大的圈子。”
指他的儒学观点改变，以前刻意寻找其真相，实际何谓真相？真正的真相乃是治国安民，不仅要从儒学里延伸出许多做事做人的学问，还要延伸出德化世人。郑朗以前过于重视了前者，忽视了后者。后者虽虚，却是根本所在。没有一个良好的道德风气，国家再富又有何用？
因此对邵雍与周敦颐发出感慨，夫子再三说了德化，自己自十岁起就在儒家经义里钻研，就象没有看到一样。非得回郑州近乎闭关守了两年时间，这才悟出。
也不能这么说，一直也在想，不过因政务想得没有那么深入，他对赵顼说的治国上中下三策，上策已经接近他现在所悟。
思想观念的改变，他的所有儒学一起会随之改变。以前过于实际了，打一个简单的比喻，雷锋可不可能做出那么多好人好事？然后逐一分析。这是一个误区，管雷锋有没有做那些好事，与雷锋没有关系，可以是张锋，也可以是李锋，要的是那种精神，非是雷锋这个人。
这是比喻，放在儒学上不会这么简单的，所有儒学侧重点会随之转移，从冷静的理性，向感性转移，着重分析各个利害关系以及儒学与实际真正结合联系之外，也着重夫子所说的德化。以前也提起，但不及现在地位如此之重。
“郑公，也不易了。”邵雍说道。
“左传说，君子之行也，度于礼，礼何解？”
五人皆深思，绝对不是开玩笑，郑朗所做的事无疑是在开万世太平，至少是为将来统治者竖起治世的法则，又关系到礼，那一个人敢随便回答？
大程大着胆子说道：“此处礼乃指周公之典。”
“是否可以指它为一些很具体的典章制度？”
“这恐怕不行。”张载答道。
“那么是否可以它为制度？”少了典章二字，意思立即变得截然不同。
“孟子云，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这里礼仅是仁义的准则。更象是中庸……”小程犹豫地说道。
按照郑朗的理论，任何事物有正有反两面，有仁就有义，有阴就有阳，实际不可能存在绝对的仁或义，阴与阳，中间还有一个三分，三分才是真实存在的事物，中庸也不等于是三分，三分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中庸是做事的方法。三分是中庸的依据，中庸是三分的实际表现。孟子这句话，无疑用礼取代了中庸这一职责。因此小程产生了怀疑。
大小程教育思想就是在于培养圣人，“圣人之志，只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圣人以天地为心，“一切涵容复载，但处之有道”，在教育内容上，主张以伦理道德为其根本，“学者须先识仁。仁者蔼然与物同体，义、智、信，皆仁也。”
他们是想培养圣人，可哪里找到这个圣人，郑朗的一切举动，越来越接近他们心中这个圣人，但以前郑朗的儒学，让他们颇不喜，随着郑朗回归夫子的原点，重视德化，大小程越来越欢喜。
因此郑朗再修儒学时，二人十分慎重。
郑朗凝眉答道：“君子处仁以义，然后仁也，行义以礼，然后义也，制礼反本成末，然后礼也，三者皆通，然后道也。”
这是荀子说的话。
还好，这时孟子还没有圣人化，荀子地位并不比孟子差多少，同样可以作为儒家的依据。这里，义是给仁以节制，与郑朗所说的仁义对立互生很相符。随着郑朗数次修仁义，已经更多的人承认了这种对立互生关系，而且郑朗进一步完善的仁义，仁不能说全部是好的，义也不能全部是说坏的，仅是二者的一种对立表现，也让大家更容易接受。否则原来那种激进的义，义就是罚，终让人不可思议，也难以接受。
前者没有矛盾，后者就有矛盾了，礼是义的准则，有了这个准则，义才能成，这里的礼显然与孟子所说的礼又不同了。几人全部在沉思，不同不奇怪，孟子有孟子的思想，荀子有荀子的思想，他们在思考两种说法的可取性。
孟子的礼乃是仁义的准则，这个准则起的仅是节制作用。荀子的礼仅是义的准则，却无限地将它抬高，有礼才有义，有义才有仁。但仔细思考，都有了郑朗所说的制度含义。
但没有那么简单，郑朗写仁义，因为仁义虽重要，可十分散乱，散放在各个儒家书籍里面，礼不同，仅是大经中就有周礼，仪礼与礼记三本书，至于其他人撰写的义更是不计其数。
五人仔细地想了想，究竟这个礼是什么，几个大经里似乎也没有讲清楚，只写了各个情况如何去做，比如君王的言行举止，臣子的言行举止，如何问丧学习中庸。有的乃是夫子写的，有的乃是后人修著，这在质古的风潮下勿用质疑了，例如中庸。想到这里张载道：“礼以道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
这里的礼乃是一种防范与感化，还有一种对言行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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