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士大夫的非人生活-第8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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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瑜与程师孟算是郑朗的人，何郯不能称为郑朗的心腹，很老实地说了一句：“欧阳公文章风满天下，可这个吏治之才，与郑公相差甚远。”
不是甚远，就是与田程二人相比，也差得太远。
但不管怎么说，大功告成，欧阳修采用了郑朗的奠定礼仪，自己夯了最后一锤子，亲自剪了彩条，然后锣鼓喧天，鞭炮大作，工程结束了。但欧阳修不放心，然顺流而下，从商胡埽开始，乘船一个看到济水海滨，越看越觉得神奇。
郑朗为了束水，不仅治堤埽，还治了四堤，缕堤，月堤，遥堤与格堤，当时许多人认为过于浪费。现在竣工，就能看到作用。河水还没有起来，因为缕堤是用来束水的，河面相对而言，变得比原先更为狭小。
即便此时河水流量不大，河水仍比原来湍急，于是夹带着大量泥沙，一路东流。欧阳修乘船一直到入海口处，能看到河水带着大量泥沙进入大海。在大海里沉淀，那个不管的。证明冲沙有效了。
当然，河水一大，河流会更急，那么第二道月堤又紧紧地拱卫着缕堤的安全。河水越大，河流越急，冲沙效果越显著。即便河水继续抬高，要月堤后面还有一道遥堤拱卫着河堤内耕地的安全。又有各个格堤横于月堤与缕堤之间，即便缕堤发生事故，遇格而止，不会顺着遥堤而下另成河道，最终影响河堤安全，除非将所有格堤一起冲垮，那是不可能的，就算是万年难得遇到一次的特大汛情，也不能做到。
然后又于低洼地强行划分许多宣洪区。
这是郑朗的痛心之处，前几年要掘滑州部分地区泄水，韩琦不让，于是第六埽决堤。因此去年强行划分，对宣洪区内所有耕地税务减半，但有一个前提，一旦朝廷要放水泄洪，任何百姓不得强行阻拦。
只是其中一部分，还有新运河担水，各个水门与陡门的调节，南北诸河的蓄水分水灌水与排水，尽管工程结束后，每年也要派人维修与巡逻，但欧阳修看着这些大堤，他想不明白，这样的工程，黄河以后还能再决堤么？
这又使他想到一件事，自己建议让黄河东北流，是顺应天道河势，郑朗却强行用巨大的人力财力，将黄河束入济水，这算不算以人力战胜天道？
忽然又想到很久以前，俩人的友谊，微微有些失神了。过去的事也如这黄河之水，永远不可东流。
如今俩人已经成为真正的政敌，再无任何挽回余地。
察看后，确定无事，欧阳修匆匆忙忙返回京城。三个月来，可将他累坏了。但他有没有反思，自郑朗下去后，从两广开始，这些年除了考察河道那两年的转运使外，这些年一直就是这么过来的。也许想过，也许没有想法。就是想过，他也不会说的。
得回去领功请赏。
有赏，立迁为国公。
爵位不算，这将是一笔厚厚的履历，有了这笔政绩，在中书位置上足以高枕无忧。
有赏的还有诸位臣工，郑朗将最大的一块蛋糕让出来，欧阳修也不好意思再打压其他诸臣。是人，终还是要一个脸面的。他也没有想到，不久后，他的脸面被赵宗实会一一强行剥下来。
程师孟迁为龙图阁学士枢密副使，田瑜为龙图阁直学生知江宁府。
对前者的任命，郑朗不大赞成，这两人与程戡一样，地方上是良吏，但进入两府，反而未必有作为，不过也没有反对，不管怎么说能进入两府，以后下放到地方，也会有更多的话语权。
正好朝廷科举完毕，这一年与嘉祐二年科举相比，星光逊色多了。要么有一个人，沈括，前面刚刚高中进士，后面让郑朗要到郑州，别急担任官职，先跟在我后面学习几年。
沈括当然不会反对的，郑朗虽在守孝期间，不妨碍他在家门口教学生。攀上郑朗这层关系，可比在下面磨勘数年也会起更加大的作用。
另外还有状元许将，孔武仲，范祖禹，陈谧等数人，但也不是那种最顶尖的人才。郑朗没有太关注。
书院一天天快要修好，郑朗开始着手请先生。
也不打算招收多少学子，能招到但未必能供养得起，因此也未打算请多少先生。
人选只有五人，这五人未必能全部来。
第一个人选是道州人氏，在荆湖南路二人还做过一番交谈，也就是传说中王安石的老师周孰颐。又有人说王安石得周敦颐赞扬，由是天下知名。前世郑朗忽信忽疑，到这一世时，郑朗才啼笑皆非。
周敦颐活着的时候也许在道州有名气，并且在莲花峰下开设了濂溪书院。不过整个宋朝知道的人了了无几，说不定韩琦此时都不知道。他有什么资格教王安石，或者赞扬王安石。说不定王安石赞扬周敦颐，周敦颐能名闻天下。
因此周敦颐生前事迹世人多不知，史书也无法记录。不过他类似梵高，生前没有几个人知道，死后随着对理学的反省，名气却越来越大。
郑朗要修儒学，因此想请周敦颐来郑州。但未必能来，不是清高，在郑朗面前，以此时周敦颐，根本没办法清高得起来。主要周敦熙自己还有一个书院，看能不能放下。
第二个人是范阳人氏，不过此时在洛阳教书，更难请，邵雍，赵祯屡次下诏授官不赴。郑朗肯定没有赵祯面子大，因此郑朗亲自书写了一封信，不说什么名利，只说学问，反正你也是教人子弟，不如来郑州教，又不远，还能共同讨论儒学。能来不来，郑朗不大能确定。
第三个人乃是嘉祐二年进士，祁州司法参军，不过这个人反而有把握请到，张载。因为其生平，张载是西北人氏，看到西夏对宋朝的侵略，少喜谈兵，曾上书范仲淹边议九条，得到范仲淹器重。但范仲淹却劝他儒家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劝他弃兵读书，十五年后三十八岁的张载考中进士。受文彦博支持，于相国寺设虎皮椅讲易。此人因为郑朗于西北数番大捷，还写过文章讴歌，郑朗同样回过信，算是有一两回神交。一个司法参军，也不是什么大官，反正功名有了的。
因此比之前两位白衣，相反更容易请来。
第四第五个人是一对兄弟，二程。小程程颐未考中功名，不过当老师的时间长，二十四岁便在京城授学。其胞兄大程程颢也是景祐二年的进士，此人仅是上元县的主薄。这对兄弟后来飞黄腾达，十分了不起，现在还不算什么，请来的机率非常大。这五人年龄最大的邵雍已经五十二岁，周敦颐四十六岁，张载四十三岁，大程四十一岁，小程四十岁，都开始有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但都没有受世人重视。
一旦请来，对郑朗修儒学会产生多大帮助，自不用说的，北宋儒学五家就是这个五个人。
但能不能请来，也未必可知。
第七百八十六章 小重山（四）
欧阳修确认河工顺利竣工，赵祯诏书天下，当然，还有……大赦。
随着这道诏书下达，无数鞭炮自京城响彻黄河南北。特别是黄河数流南北，五丈河，汴河以及淮河许多地区，这些年来饱受水患之苦，终于得以解脱了。那一天赵祯又大宴群臣，兴罢而归。
郑朗则在家中，不是在灵棚里，过了百日之孝，要照顾生病的四娘，因此搬回家中来。也没有人说不对，韩琦六诏似乎在开玩笑，不管怎么说，也是六诏。
以郑朗功绩资历，回到朝堂便是首相。
丢之如粪土。
十诏也不行，俺就呆在家中守丧。名声也很重要的，地位、政绩与名声，再加上对儒家的新颖认识，这才是郑朗有把握请五先生来的后盾。至于能来多少，就看这五个先生怎么想了。
先来的是沈括，还有韩琦陆续地塞过来几十名学格物学的弟子。
三十几人正围着槐树，谈论格物。
沈括身份有些特殊，郑朗说做我学生吧，沈括不会排斥，会乐颠颠的过来。如果说做我学生，教你格物学，未必会来了，毕竟格物学在时人眼中与科举无关，仍是小道。
郑朗来了一个迂回方法，不是说传授他格物学，闻君对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那么能不能来我这里，做我书院的老师，与我一道撰写儒家书籍以及注解格物学经义。
老师是一部分，实际是准备将沈括当成最重要的学生。
来到郑家庄后，郑朗还遮遮掩掩，假假地与他讨论一些儒学，随后见到沈括开始对各种科学知识着迷，索性抛开面具伪装，正式教他格物学。至于儒学，见鬼去吧，这个还得等五先生过来。
正在传授时，门客进来禀报，说道：“外面有人求见，说是洛阳程正叔求见相公。”
“大开中门。”郑朗高兴地站起来说道。
来到外面，兴冲冲地对小程说道：“没有想到君果然赏脸到来，让我望眼欲穿哪。”
太客气了，让小程很不好意思。
将小程迎到书房，指着其中一排书，对小程说道：“这是你与你哥哥伯淳所著的书籍。”
五先生当中，二程理论与郑朗的理论十分相仿佛。第一个反对汉朝的流弊，不认为经书是高高在上的，它们仅是载道的工具，是工具，不是道，远不能与道相比。因此每一个人都可以以己意解经，疑经，甚至文义解错也无害。仅这一条，就让郑朗欢喜了，能想到两条，活泼，而不是明清那呆板的朱子理学。还能想到，百花齐放！
第二条还是批汉学，章句训诂，繁琐释经，令人白首到老不能通，不能通的经要它做什么！另外更让郑朗欢喜，痛骂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认为自然界的变化乃是客观自然，与人事不会对应。特别是不能议论尚同，议论专一，将会妨碍更进步的新思想产生。
第三条反对作文害道，时人专务章句，悦人耳目，那么大家看文章中的词句，还是看文章中的道？文章与经义一样，甚至远不及经义，只要讲清楚道理就行了，不用那么多华丽的词藻。比较合郑朗的口胃，但未必合三苏的口胃。
第四条是圣人作经，是为了明道，读经不是死记硬背，而是带着求道之心，将自己放进去，通过读书，寻求圣人之心。其实老子的道德经与佛家的金刚经，也有类似的道理，大道无边无际，有什么人能用言语表达出来呢？不要看文字，不要听语言，得用心去悟那个道。
第五条更合郑朗口味，由经穷理！佛家释教已经成为一个极端，佛祖像也能烧，酒肉也能穿肠过，甚至能骂佛祖，也不用看经书。当然佛教已经走上神坛，也走上一种虚无飘缈的云端，只能感化于民，不能使用施政，后来种种佛经更是脱离了金刚经本义。这个不管的，郑朗修的是儒，非是佛。因此二程说了由经穷理。经在道下，想了解这个道，必须先学习各种经义，先学习，然后感悟，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道是主，是学习最终的目标，但经是工具，是一个过程，虽次，不可缺少。
第六条穷经以致用，达于政事，治经目的是求道，道存于经典当中，可学习与求道的用意，乃是为了入世，治世，必须将学来的道贯彻到日用和政事当中。这一条与郑朗的理论更相吻合。
但有很多冲突的思想，郑朗、王安石、二程思想相同之处皆很多，认为圣人之可改，只是二程与王安石喊得更彻底一点，郑朗则是偷偷摸摸的，主张随时因革，反对泥古拘旧，这一条三人皆相同，郑朗说法更好听，叫与时俱进。最后一条却不同，二程改革是用义理指导，王安石认为义理太过虚缈，改的目标是为了结果，也就是利。郑朗早期与王安石很相近，以利为指导，但随着人生感悟，提出上中下三道治国后，在使国家富强之外渐渐重视自上到下的道德思想改变，也就是以利为辅为表，以道以理为主为里。
其次是重孟子，郑朗却认为孟荀仅是孔夫子以后两个分支，不是那么太重要，做为儒者，应当从夫子本身寻找一条与时俱进的新儒学，而非拘束于孟子那一脉。
第三条是对中庸的看法，认为中只是不偏，偏则不易中，庸是常，是定理。在义理的基础上，加以权衡，经与权相互结合，而不离中。将中与庸狭义化。郑朗认为的中庸非是如此，中不仅是调节，还是三分，阴与阳，黑与白，善与恶等是两个极端，现实世界不可能存在绝对的阴阳黑白善恶，存在的是这个三分，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对其进行调节。
还有其他，不过在五先生当中，二程理论与郑朗理论最为相近。
小程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郑朗又说道：“我看到你们兄弟的书，其中有一段说《春秋》书灾异，盖非偶然，不云霜陨，而云陨霜，不云夷伯之庙震，而云震夷伯之庙，分明是有意于人也。天人之理，自有相合。人事胜，则天不为灾，人事不胜，则天为灾。人事常随天理，天变非应人事。如祁寒暑雨，天之常理，然人气壮，则不为疾，气羸弱，则必有疾。非天固欲为害，人事德不胜也。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