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传-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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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只是摘出其中的几句话，把它们孤立起来，用抽象的概念，加以推敲，终于得出了十分严重的结论。这种思想方法和学习方法，我觉得是很不妥当的。我们对一篇作品所以不能理解，或理解得不对，常常是因为我们对作品所反映的当时当地的生活缺乏理解和知识的缘故。但愿你们不要根据这个说我反对批评。”①信是答复几个师范学校的学生的，但是只要分析一下来信和复信的内容就能明白：当时的读书界和评论界，至少有一部分人的水平，并没有超过这些学生。果然，事情不幸为孙犁言中，《文艺报》原为活跃一下学术空气而登的孙犁的信，招来了“无数詈骂信件，说什么的都有。好在还没惹出什么大祸，我后来就不敢再这样心浮气盛了。”②完全可以想象：这些信件的大多数作者，正是共和国的成年公民。
　　孙犁后来真的极少再用如此坦率的方式为自己的作品进行辩护（确切地说，他为之辩护的不是自己的作品，而是一种原则）。不过，他也没有沉默。对他的作品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发表各种意见的读者、评论者渐渐多了起来。主要是赞歌，例如，在一些人的评论文章里，他读到了许多遍这样的字眼：“独具风格”、“诗情画意”、“抒情诗”、“风景画”、“女人头上的珠花”等等。当然，这类字眼，不见得全是讲他的作品；但在讲他的作品的文章里，一个不落地全出现了。对此，他感到了茫然：所谓“独具风格”，究竟指的是什么？因为无论什么作家都有自己的风格。他觉得有些评论，不从作品的全部内容和全部感染力着眼，不从反映现实、时代精神以及某一时期人民的思想情绪着眼，而仅仅从某些章节、文字着眼，使读者在读这些作品的时候，就只是去“捕捉”美丽的词句以及所谓诗意的情调。对此，虽然是赞扬的话，他也是坚决摇头、不能买帐的：不妨打这样一个比喻：有一只鸟，凌空飞翔或是在森林里啼叫，这可以说是美的，也可以说富有诗情画意。但这种飞翔和啼叫，是和鸟的全部生活史相关联的，是和整个大自然相关联的。这也许关联着晴空丽日，也许关联着风暴迅雷。如果我们把这些联系都给它割断，把这只鸟“捕捉”了来，窒其生机，剖除内脏，填以茅草，当作一个标本，放在漂亮的玻璃匣子里，仍然说这就是那只鸟的“美”，这就是它的“诗情画意”。这就失之千里。抽刀断水不可能，断章取义是很容易的。每个人都可以根据他的爱好，他的需要，在一本书里寻章摘句，并且一定能有满意的收获。……①无须讳言，对于诸如此类的评论，他感到相当隔膜。可以说，这也是他在人际关系方面遇到的一种苦恼，只不过这种苦恼反映在创作和评论的关系上罢了。
　　苦恼也罢，隔膜也罢，不能否认，在进城以后，直到60年代初期，仍然是他创作上的一个黄金季节。在这段时间里，他不只整理、出版了他的一部著名的代表作《白洋淀纪事》（小说、散文合集，1958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后多次再版，现集内各篇作品已分别收入《孙犁文集》有关卷次），还创作了中篇小说《村歌》、《铁木前传》，长篇小说《风云初记》，评论集《文学短论》，散文集《津门小集》，以及其它有关散文和诗歌等等（以上作品和文章，也都多次辑印或再版，现已收入《孙犁文集》有关卷次）。这些作品，除《文学短论》为评论集，《津门小集》为记叙解放后天津城郊生活的散文小品以外，其余绝大部分都是反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历史生活的，是他身居津门，对过去的山地生活和平原生活（当然也包括他的故乡）的艺术记录。这是他在创作上的一个成熟期和收获期，这些作品发表和出版之后（其中不少已被译成英、法、俄等多种文字），他在新文学史上的地位已经不容怀疑了。
　　但是，就在50年代之初，他自己曾经怀疑过自己的能力。1953年夏天，他从安国县下乡回来以后，曾在这年8月6日致函田间，流露了自己的苦闷：我在报社，因无多少工作，所写又系历史小说，时间长了，有些沉闷。我想转移一下。但我又不愿专门当作家（因近感才力不足）。你看像我这样的情形，应该采取一种什么工作方式为宜？
　　俟康濯回京，你们可以代我思考思考。并望不要和其他方面谈及。①在孙犁给朋友的信里，已经不是第一次流露这样的情绪了。七年以前，即1946年的4月10日（那时他刚从延安回到冀中），他也给田间写过一封类似的信，在那封信里，甚至谈得更多：“关于创作，说是苦闷，也不尽然。总之是现在没有以前那股劲了，写作的要求很差。这主要是不知怎么自己有这么一种定见了：我没有希望。原因是生活和斗争都太空虚。”②
　　这都是以前的事了。以后或许有新的苦闷（包括不曾遇到的更大的苦闷），那也都是以后的事了。此刻，在他经历了上面说的那个收获期之后，他的心情该会有所变化吧？
　　在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等方面，他都已尝试过，而且卓有建树。剩下的一个领域，是戏剧电影，我们还可以重开一个话题：
　　1949年进城后，有位相熟的电影导演，要他写一个关于白洋淀的电影脚本。他正在盛年，希望自己的小说能够搬上银幕，于是，在这种“洋玩艺”的诱惑下，不免跃跃欲试。他把自己写过的一些小说、散文，重新编排了一下：已有的用剪报，没有的写新篇，统一内容，串连故事，居然弄出一个用一本旧公文簿剪贴、抄录而成的电影脚本。
　　过了很长时间，导演来信说：脚本先送茅盾审阅，同意了，后又送另一位负责人审阅，否定了，现将脚本奉还云云。这位导演把后者的批示抄录在脚本封皮之后，封面上是茅盾的亲笔题字：“阅，意见在另纸。茅盾。”可惜孙犁没有看到这张纸。另一位负责人的批示大意为：这些故事，想象的成分多，还是以拍别一部小说为好。孙犁说：“别一部小说”，也是写白洋淀的，当时颇流行。
　　我翻看了一下，其中实录部分固然不少，却发见我的一篇作品，也被改头换面，采录在内。这是有书可查、有目共睹的事，绝不是出于我的“想象”。当然，我那个脚本只是一次尝试，写得也确实很不像样子。一部作品，根据审定程序，谁肯定，谁否定，都系平常的事，其中并无恩怨可言。我把脚本新写部分摘出来，改成了一篇短篇小说，就是《采蒲台》，此脚本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发还后，我清理旧稿时，用它生了火。从此打掉了我的兴头，以后，对写电影脚本的事，我一直持极其冷漠的态度，并劝别人也不要轻易搞这个。①关于他要写电影脚本的愿望，就这样化做了泡影。但事情并不就此完结，他的小说，如《荷花淀》、《风云初记》等等，后来终于被人搬上了银幕。不过，他那时再也提不起兴趣来了。当有人提出改编，他便说：“你改编吧，愿意怎样改，就怎样改去吧。不要和我谈，也不要和我商量。因为我身体不好，不愿意掺伙这些事。”当有的改编者说：“我们很喜欢你的小说的风格，我们一定保证你的风格，在这部片子里，得到充分的理解和体现。”他便说：“那太好了，你们去弄吧。”
　　他心里明白，小说是语言的艺术，电影是借助科技成果而展现的综合艺术，风格云云，因人、因事而异，还是不要过早地下结论吧。
　　他看过《静静的顿河》这部电影，其中男女主人公在向日葵地里相恋，画面里出现的向日葵，仅寥寥数棵，而且不像自然生长的，像是插上去、做布景的。他记得萧洛霍夫描写的向日葵，场面是那样宏大而充满生机，相比之下，电影里的男女主人公恋爱得再热烈，也令人觉得寡味了。在他看来，在这里就已经损失了原作的风格。
　　他也记得看电影《安娜·卡列尼娜》的情形。赛马一场戏，渥伦斯基掉下马来这一事件，是由看台上安娜的面部表情表现的，表现得恰如其分。只这一个细节，就使影片再现了托尔斯泰长于心理描写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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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孙犁认为：“电影能否再现小说的原有风格，并不是一句话就能做到的。编剧、导演、演员的艺术修养，趣味，都要与原作取得协调融合，才可做到。而做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①
　　这样，虽然他在电影这个领域里的尝试遭受到了挫折，他对这门艺术的了解和修养，还是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如上所说，从进城到60年代初期，他都是在困难、误解和挫折中前进的，但他终于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峰。他说过，从事写作正如爬山，要有“处下不卑，登高不晕”的气概②。他就是这样做的。
生病和旅行
　　1956年3月，孙犁正紧张地写他的《铁木前传》，已经写到第十九节了（现在读者看到的这部中篇，一共是二十节）。这天午睡起来，他忽然感到一阵眩晕，接着摔倒下去，左面颊跌在书橱的把手上，碰破半寸多长一道口子，血流不止。报社同人把他送到医院，缝了五针就回来了。
　　从这时起，长期劳累的身体终于暴发为一场大病，而且一病就是十年。关于他的身体状况，我们前面做过一些介绍。他自己这样说过：“我身体素质不好，上中学时，就害过严重的失眠症，面黄肌瘦，同学们为我担心。后来在山里，因为长期吃不饱饭，又犯了一次，中午一个人常常跑到村外大树下去静静地躺着。”“但我对于这种病，一点知识也没有，也没有认真医治过。”①在标明为“芸斋小说”的《无花果》②里，说得比较具体——他说明过，这些小说其实是纪实，今一并引述如次，作为参考：“大体说，这是一种心病，由长期精神压抑而成，主要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对自己不喜欢的，嫉恶如仇；对自己喜欢的，爱美若狂。这种情绪，与日俱增，冲动起来，眼前一片漆黑，事后又多悔恨……”这就难怪了，1980年春天，李季以心脏病逝世，他在悼念文章里，说诗人患有心脏病，这就是致命伤。患心脏病者不一定都是热情人，而热情人最怕得此病，特别是诗人。因为诗人的心本来就比常人跳动得快速、急骤、多变、失调，如自己再不注意，那是很危险的③。这原是知己之谈，现在正好用来分析他自己，虽然他得的并非心脏病。他骨子里也是一个热情人，而从事的又是文学事业（广义地说，这也是诗的事业）。1951年1月，他在《天津日报》副刊写作小组的一次会上，向青年作者们说：“没有真实的激动了的感情，就写不成好文章。”“我们必须激动起来，才能写好文艺作品。”④1954年8月，在一个暑期讲座上，又结合自己的情况向听讲的同学们介绍说：“……在创作的整个过程中，心情是沉重的。也许写作这种工作，感到沉重的时间长，感到轻松的时间短一些吧。当然也有一边写作一边歌唱的时候。这个工作，对我来说是感到很沉重的。”①身体底子原来就有些问题，加上长期积劳和如此这般的情况，哪有不生病的？说老实话，幸亏他的身体底子还有另外一些良好的素质（依我们看，主要是他的内脏和神经系统具有相当强的活力），否则，将不容乐观了。事实也如此。这年秋天，他的病显得很重，“就像一个突然撒了气的皮球一样，人一点精神也没有了，天地的颜色，在我的眼里也变暗了，感到自己就要死亡，悲观得很。家里人和同事们，都为我的身体担心，也都觉得我活不长了。”②最悲伤的是妻子，她常常在一边悄悄地哭，想不出丈夫为什么生病，而且一病如此？倒是老母知子，对儿媳说：“你别看他不说不道，这些年，什么事情不打他心里过？”但这也只是“知子”而已，对于儿子的病，她也是悲观的。这时康濯由北京来天津看他，很伤感地说：“我给你编个集子，还要写一篇长一些的后记。唉，恐怕你是看不到了。”
　　那可怕的病情，其实是神经衰弱到了极点的表现，毫无精神准备的亲友，一下子都慌乱起来了。
　　前面说，他是写到《铁木前传》第十九节时发病的。这一节是什么呢？说来也有意思，这一节只有千来字，主要是傅老刚和九儿父女两人的对话，它竟数次提到了劳累、生病和休息这些事，这究竟是出于偶然，还是他那紧张到了极度的神经系统发出了某种信号呢？
　　自然，小说情节的发展有它自身的逻辑，它甚至于不以作家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但这一节的文字气氛也够凄凉的了，它不能不给作家那善感的、容易激动的心灵以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