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传-第3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洹保叩牡缆罚且恢肿跃醯难≡瘛＞驮诓痪靡郧埃员收咚担核煨易约嚎拐揭豢季筒渭恿烁锩杂谧约鹤吖牡缆罚敛缓蠡冢ù笠猓Ｋ皇侨劝释粒懒导蚁纾缟厦嫠担蚕裉赵髟薷琛耙酪佬胬镅獭币谎薷杷摇拔荻ド系拇堆獭绷恕�
苦恼
进城以后，孙犁很快发现，在人和人的关系方面，发生了他不喜欢的变化。
1950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他去滨江道光明影戏院看《青灯怨》，他注意到，一张门票卖到五千元（相当于今天的五角），而一斤玉米面是一千四百元。坐下后，他看到前后，左右的观众，照农村水平来看，都是生活富裕者。置身于这样的人群中间，他忽然感到，这是跋山涉水、吃糠咽菜的时候不能想象的。
正片前加演的新闻片上出现了皖南救灾的场面。一张张农民的干瘦的面孔，和褴褛的衣衫、破败的小屋同时出现。这一景象把他拉回到过去，刺痛了他的心：“难过不在于他们把我拉回灾难的农村生活里去，难过我同他们虽然共过一个长时期的忧患，但是今天我的生活已经提高了，而他们还不能，并且是短时间还不能过到类似我今天的生后。”“我同他们的生活已经距离很远，有很大悬殊……这种生活的对照，在电影院里，只有一楼之隔。”①这就是说，他首先在自己和周围人们的身上，发现人和人的关系有了微妙的变化：他似乎从曾经同甘共苦过的那些人们当中分离出来，来到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对那个世界人们的痛苦，似乎下再感同身受。他留心到了这一点，只觉得十二分的不舒服。其实，他凭一个作家的良知留心到这一点，就证明他并没有忘记那个世界：“艺术在这一时刻把我拉到他们的面前，使我从感情上得到一次激动，得到一次陶冶，使我想到在我们祖国的幅员上，大多数的人民还处在这样的一种生活水准。虽然，我们的城市生活也还需要建设得更幸福，然而以我们眼下的生活作标准，饱经忧患，勤劳朴素，对祖国有过重大的贡献的农民是梦也不会梦到的。”①这天晚上，他已不再注意《青灯怨》演了些什么，他觉得这段新闻片尽够他“消化”的了。
看过电影的次日，他约张同志去北站外宁园。正当暮春天气，游人如织，有划船的，有品茶的，从服装外表看，多是昨晚在影院里看到的那样的人们。
孙犁忽然感到有些憋闷。他很想到那边长堤上站一站，吹吹久别的农村原野的风。他把自己的想法和张同志谈了谈，对方另有一番见解：
“你有些观点是不正常的，落后的。玩玩耍耍，滑冰驳船，饮茶谈心，口红糖香，正是生活的正常现象，也就是我们战斗的理想。我们从青年就参加了游击战争的生活，习惯于山峦漠野，号角枪声，勺饮壶浆，行军热炕，其实这都是反常的，都不是我们生活的目的。我们生活的目的，就是像眼前这个样子，康乐富强！”
这番话说得振振有词，孙犁不得不承认，那道理是对的。是啊，“我们生活的战斗的目的是全体人民的康乐富强，”——这，他也是赞成的。但现在这样还不够，例如，他觉得昨晚电影上映出的农民生活，离目前情景就很远。另外，他也看到，天津的许多工人住区，还处于贫困之中，那些窄小的胡同、老朽的砖房、低矮的灰土小屋，甚至还有那些有待清除的野葬和浮厝，那些孳生蚊蝇的秽水沟……都说明工人的生活也还不高，那里的情况，在他看来，简直和冀中端村那样的集镇没有什么区别。因此，他认为天津广大的工人群众也需要提高生活，需要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和卫生设备。
这样，如果说不是反驳，那也是含蓄地修正或补充了张同志的意见。他说：
如果有的同志有些牢骚，有些不开展，那只是说，从这些乡下人来看，眼前这些人，很多还是过去那些不事生产的，而有时，他们乐的更没道理，加强着他们的剥削的、寄生的、丑恶的意识。我们所以不能以眼前的样子为满足，是因为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建设起全体劳动人民的新的康乐富强的生活，在建设过程中，并改造人们的思想，传统的优越感和剥削意识。①
进城初期，应该说他的生活进入了一个相对安定的时期；但人际关系方面的这种隔膜感、冷淡感，却又困扰着他。这可以说是一种新的焦虑，在当时进城的人中间，恐怕还很少人有这样的焦虑，——我们姑且也把这唤作一种“忧患意识”吧，——有谁料到，这种“忧患意识”，会出自一个不久前还被批评为有“小资情绪”（如他的短篇小说《碑》、《钟》、《琴和箫》等，都曾受到过类似的批评）的作家呢？
他非常怀念从前在山地、在平原一起战斗过、生活过的那些人们，他慨叹进城以后，人们已经不像在战争年代那样互相挂念、互相关心，虽然生活在一个人口密集的大城市的“人海”里，却有些漠然而处、“相忘于江湖”了。
他大概也是怀着这种寂寞感，来理解和看待赵树理的。1950年冬季，有一天早晨，赵树理来到他住的地方。他们是头回见面，谈话内容，孙犁已不记得，但对赵树理印象极深：“恂恂如农村老夫子，我认为他是一个典型的农民作家。”①见面之前，孙犁读过他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小说，那是在抗战刚刚结束、从延安回到冀中以后。孙犁觉得，赵树理的小说突破了前此一直很难解决的文学大众化的难关；但是，如果没有遇到抗战，没有和这一伟大历史环境相结合，赵树理的创作前途，就很难预料。所以，他认为赵树理的成功，不取决于文字形式，也不单单取决于写什么（文学题材），也不取决于对文学艺术的见解和所学习的资料，——这些，以前的人们也都解决了或具备了，但并没有出现赵树理型的小说。赵树理的成功，在于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应运而生”。但是，当赵树理进入城市，这朵花的颜色就暗淡了下来：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土地改革的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随着全国解放的胜利锣鼓，赵树理离开乡村，进了城市。
全国胜利，是天大的喜事。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问题就不这样简单了。
从山西来到北京，对赵树理来说，就是离开了原来培养他的土壤，被移置到了另一处地方，另一种气候、环境和土壤里。对于花木，柳宗元说：“其士欲故”。①
仔细品评一下这些话，不是也有些像是说他自己吗？对于他，同样是“其土欲故”。
不过，在进城初期，借着战争年代建立起来的“余风犹烈”的革命风尚，他还是写了不少富有感染力的动人的作品，而且，当他写作这些主要是反映过去年代的“历史小说”时，他又生活在他所喜欢的那些人们中间了。
例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石猴》、《吴召儿》、《山地回忆》、《秋千》、《小胜儿》、《正月》、《女保管》等小说，就都写于这个时期。他的仅有的两部中篇之一的《村歌》②，也写于这个时期，——根据篇未的日期，我们知道那恰好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一个月，即1949年9月1日。在这部小说里，作者还为我们提供了一段关于人与人的关系的很有启示性的描写，让我们也一并介绍一下。
小说描写的事件的背景，是孙犁参加土改工作的那个张岗镇——河间府通往保定府的大道上的一个重要村镇。小说描写的贫农姑娘双眉，是土改中涌现出来的一个非常能干的积极分子，她热情泼辣，为大家的事常常忘了自己，但有时急躁冒进、脱离群众。总之，这是那个年代人们常见的那种具有“暴风骤雨”气息的人物。正是在这个人物身上，党支部书记李三（他是一个兼会木工手艺的劳动能手，非常正派、朴实）发现了一种潜在的危险。当时土改已接近胜利，在开会和下地劳动时，双眉手里总是提着一根青秫秸。她正要求入党，李三就从这里谈起：“眉，我们说个笑话。就说那些日子你手里提的青秫秸吧，提着那个有什么用？”
“有什么用？你说有什么用？在斗争大会上，我拿它训教那些地主富农；在地里训教那些落后顽固队！”
“可是，我看见你带领妇女大队，手里也是提着那个家伙。”
“我没有打过农民！”
“我见过你把青秫秸指到小黄梨的鼻子上。”李三说，“一举一动都要分个里外码才行！”
“那是我一时性急。”双眉低头笑了。
李三说：
“经过斗争，群众的认识提高了，多数的，并不比我们落后。我们再欺压他们，他们会找机会训教我们。”
李三在这里说的，可以看做是孙犁的一种预言，因为群众“找机会训教我们”的事件，已经多次地发生了。这，只要想一想1958年以后农村工作中普遍存在的瞎指挥风和强迫命令风，以及“文革”期间出现的种种事情，就会明白。
孙犁十分向往过去那些年在人们之间建立起来的诚挚、融洽的伙伴关系，所以，当他1950年7月，在自己那间十分简陋的小屋里动手写作《风云初记》的时候，他暂时排开了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的冷漠感，在心中升起了诗的暖流，唤起了伙伴的感觉。写这样的长篇，他只起了一个朦胧的念头，“任何计划，任何情节的安排也没有做，就一边写，一边在报纸发表，而那一时期的情景，就像泉水一样在我的笔下流开来了。”①
但是，生活在小说里，就像生活在梦中，到底不能解决现实中的问题。所以，他想到了下乡。
1952年冬天，他到安国县下乡。他到的村子叫长仕，距离他的家乡——安平县的东辽城村有五十华里路。长仕有一座远近闻名的庙宇，从前香火很盛。他还记得，在他童年时，他的母亲和其他信佛的妇女，每逢庙会，便带着头天晚上煮好的鸡蛋，步行到那里，在寺院听一整夜佛号，她们也跟着念。
但孙犁并没见过当年法事的盛况。他是第一次到这里来，不只没有了庙会，连庙也拆了，尼姑也还俗了，那最年轻最漂亮的一个，成了村支部书记的媳妇。
孙犁在长仕住了半年，写了《杨国元》、《访旧》、《婚俗》、《家庭》、《齐满花》等多篇散文①。值得一提的是，在该村居住期间，他曾徒步到博野县大西章村看望小红一家。大西章村是他1947年夏天参加土改试点时呆过的村子，在小红家住过，并和这家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小红家共三口人：母寡居，另有一个弟弟叫小金。孙犁在他的自传体散文《〈善閛纪年〉摘抄》②里，地写下了这样的话……一家人对我甚好。我搬到别人家住时，大娘还常叫小金，给我送些吃食，如烙白面饼，腊肉炒鸡蛋等，小红给我缝制花缎钢笔套一个。工作团结束，我对这一家恋恋不舍，又单独搬回她家住了几天。大娘似很为难，我即离去。据说，以后大娘曾带小金到某村找我，并带了一双新做的鞋，未遇而返。
但这一次孙犁到大西章村的专程拜访，结果却有些出乎他的预料：“不知何故，大娘对我已大非昔比，勉强吃了顿饭，还是我掏钱买的菜。”这事变得如此乖谬，是什么原因呢？孙犁也不大明白，他只能这样解释：“农民在运动期间，对工作人员表示热情，要之不得，尽往自己身上拉。工作组一撤，脸色有变，亦不得谓对自己有什么恶感。”以后几年，小金教书，因为课文中有孙犁的作品，曾写信求助，并赠大娘照片。孙犁复信，寄小说一册，但“自衡感情，已很淡漠，难责他人。”不过，他还和这一家人维持着联系，直到“文革”起来，才断了联系。
乍看起来，这是一段太平凡的往事；但仔细想来，其中未尝不隐藏着某种时代悲剧。这种悲剧对孙犁灵魂的震憾太大了，所以，他竟在一篇用墨极省的《〈善閛纪年〉诗抄》中不厌其详地记下了它。
关于这一次大西章村之行，他写了上面提到的那篇《访旧》。其中有这样动人的场面：……
院里很安静，还像五年前一样，阳光照满这小小的庭院。靠近北窗，还是栽着一架细腰葫芦，在架下面，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子在纳鞋底儿。院里的鸡一叫唤，她抬头看见了我，惊喜地站起来了。这是小红，她已经长大成｜人，发育出脱得很好……她把鞋底儿一扔，就跑着叫大娘去了。
大娘把我当做天上掉下来的人，不知道抓什么好。
大娘还很健康。
但是，这个动人的场面却不是事实。“归来，我写了一篇‘访旧’，非记实也。”孙犁在上述《〈善閛纪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