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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8章

东唐再续-第2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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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大雨,六月二十三日班师雁门”,三十日“却回,收却忻、代州”。可知,据忻代而自称留后自当由中和元年(881)七月始,而天子诏命其为雁门节度,时在克用率部真正南向京师行至河中之时。其时间,《太祖实录》订为“明年(即中和二年)正月”,而《太祖纪年录》与上引《通鉴考异》俱订为二年十二月,据上诸考,当依张昭《纪年录》及司马光等十二月说。由上观之,所谓“太祖杖钺雁门”,实为陷忻代而自称留后,其时间自中和元年(881)七月始,至二年十二月南向京师止。而(册府》等所谓“杖钺雁门”,乃为隐恶夸饰之语。

4.崇韬之投李氏,非在李克用自称忻州兵马留后之前

据《资治通鉴考异》卷二四所引《唐末见闻录》、《太祖纪年录》等载,唐乾符以降,李克用虽于大同兵变后自称大同防御留后,然国昌、克用父子之势力只在代北。于其时也,代州为河东节度所辖,李克用虽时南下侵掠,但代州始终为河东抵御沙陀之前哨。于此期间,沙陀最大一次南下时在广明元年(880)正月:据《通鉴·唐纪六九》可知,其一路风驰而下,意在剽掠,并未得攻入代州城内。故可知崇韬不可能于此时投李氏。又据薛史及《通鉴》,乾符六年(879)冬,李钧将上党(按,即潞州,今山西长治市,时为昭义军治所,上党为其秦汉时旧名)太原之师屯于代州;广明元年(880)春,天子复命李涿率兵数万屯代州;三月辛未,宰相郑从傥充河东节度,由是沙陀不敢冒犯;至六月,李涿攻蔚州(山西灵丘),国昌战不利,七月,“独与克用及宗族北入鞑靼”。

由上可见,广明元年之前,在时人眼中,李国昌父子乃北蕃加叛逆,看不出日后将有飞黄腾达之势,故崇韬于此时断不会叛朝廷弃父老而投沙陀。设若居然如此,当国昌“独与克用及宗族北入鞑靼”之时,其将焉往?以是推定,崇韬之投李氏,肯定不早于中和元年五月李克用南下据忻、代之时。

由上可订,崇韬之投李氏,当在中和元年七月至二年十一月间。

(二)随李克修于昭义典军务之时间

关于李克用何时得潞州及泽州,诸史所载错讹纷乱、杂无头绪。本文限于主旨,不能细陈爬梳考核之始末,今权将结论归纳如下:

1.关于昭义分为两节及克用初只取一郡说

(1)关于昭义之有几郡。《元和郡县志》卷十及《旧唐书·地理志》皆载,昭义节度,又称泽潞节度、上党大都督府,治潞州,领潞、泽(今山西晋城)邢(今河北邢台)沼(今邯郸东北)磁(今河北磁县)五州。然而,《新唐书·孟方立传》所载之昭义,却只有“潞、邢、沼、磁四’。那么,泽州哪里去了?据宋人张齐贤《洛阳揞绅旧闻记》卷二《齐王张令公外传》、《通鉴考异》卷二五、薛史《张全义传》等考之,光启二年(886)之前,泽州为河阳军(治所河阳,今河南孟县西)诸葛爽部所据。

(2)克用非同时取泽、潞二郡说。上引(孟方立传》又载,因孟方立“谓潞险而人悍……乃徙治龙冈(即邢州)”,由是引起潞人怼言,遂致引克用取潞州。“自是,孟方立以山东三州为昭义,而朝廷亦命克修,以潞州旧军畀之,昭义有两节,自此始。”《旧唐书·僖宗纪》,薛史《武皇纪上》、《李克修传》,《通鉴·唐纪七一》皆因此说,谓克修初只取一郡。那么,克用何时方得泽州?据《通鉴考异》卷二五所引后唐张昭《太祖纪年录》、薛史《张全义传》、《武皇纪上》、《李克修传》考之,光启三年,河阳军内战,李罕之、张全义以泽州赂克用以求相助,克用遂以安金俊为泽州刺史。依司马光所考,其时间当在六月。

2.关于克用连得泽潞二郡说

《通鉴考异》卷二五“十月,克用取潞州”条引薛史(孟方立传》(按,非今所传之薛史),“四年二月克用自河中陕度河”条引《太祖纪年录》及《旧唐书·王徽传》等又认为,中和三年十月前已据泽州,或日,光启三年时,克修既已“连收泽潞二郡”。

3.当以初只取一郡说为是

考唐末之泽潞,乃为各家纷争之地,易手频繁,诸史之异,或各据一端。由中笔者疑中和三年(883)至光启四年(887)之间,克用或曾一度占据泽州,既而复为河阳所据。今权采初只取潞州一郡说。其取潞州之时间,薛史《武皇纪上》订为中和三年十一月;而《李克修传》及《通鉴考异》卷二五所引《孟方立传》皆订为十月;《通鉴》则进一步订为“冬十月辛亥(十八)”。今依《通鉴》。由此,订克修当于中和三年冬十月辛亥(十八)之后仅称留后,至四年八月始表为昭义节度较为合理。

4.崇韬典军务之时间

由上可知,崇韬之典军务,自当在中和三年(883)十月辛亥(十八)之后。

(三)奉旨凤翔及用为中门使

1.奉使凤翔

此事详情不见史载,笔者推测,事当在大顺元年(890)夏秋之季张涪伐河东之时。据史,克修于大顺元年三月卒,由是,崇韬“归隶太原,以为典谒”。五月壬子,张?睿帅师发京师,六月,“会宣《武、镇国、静难、凤翔、保大、定难诸军于晋州。”至八月,克用部将李存孝擒孙揆,伐河东之众遂节节败退,至十一月大败而归。由此分析,崇韬之“奉使凤翔”,时当在五月至八月之间,旨在游说凤翔帅李茂贞,以瓦解张涪伐河东之行动。据《通鉴》,此次进兵中,“邰、凤之师未战而走”,“(韩)建兵不利,静难、凤翔之兵不战而走……静难、凤翔、保大、定难之军先渡河西归,溶独有禁军及宣《武军合万人,与韩建闭城拒守。”《通鉴考异》卷二四引《太祖纪年录》云:“邰凤之师望风遁归。”由上可以看出,如果说李茂贞的凤翔军在此次行动中起了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每战率先“不战而走”、“望风遁归”,以陷张溶于孤立挨打之境地。据史,此后一段时间李茂贞渐与克用密切,故日崇韬“奉使凤翔,称旨”。(册府》卷三四七、三0九俱载:“奉使凤翔,称旨”,迁左教练西宫使。依上考,事当在大顺元年(890)六月间。

以上考证主要参照刘国宾先生《郭崇韬生平事迹考辩》,转论并致谢。

第209章 出镇河中(七)

李曜听了,心里多少也还是有点得意,他打河中的主意不是一天两天了,以他这种万事三思于前的性子,岂能没有备用计划?需要用到水军的可能性,他早有考虑,而且他的军械监麾下,的确有两百多艘大船,甚至这其中还包括不少试制的战舰。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此时不出面,更待何时?

不过李曜如今试制的战舰,并不算多么先进,这主要是因为河东比较缺乏造船业的人才,也缺少适合建造大型战舰的场所,甚至造船器材都很缺乏。因为这些原因,军械监目前试制的战舰,也就是目前主流水平,这还是军械监日益强大之后各方搜罗技术人才和图纸才达到的水平,要不是去了一次扬州,这一点都办不到。

船舶作为水上交通以及商贸运输的工具,在没有汽车火车的大唐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李曜以制造商船为掩护试制几艘战舰,自然不成问题。作为有着现代社会思维的人,他对水运的重视性远高于此时的“古人”,这或多或少的体现了他心中对海洋的向往,他虽然从没想过什么扬帆四海争霸世界,但他的确希望将海洋探索精神植入这个时代。

大唐的航运事业十分发达,李曜利用航运河道将军械监的商业触角遍布天下,自然不会忘了顺带将造船也带动一下,为今后提前作个准备。所谓“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又有说:“凡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大唐航运,以长江为东西主干线,南北有众多支流及运河相沟通,其它江河水道交错密布,处处可通舟航。凡是水路可通之地,都可以见到船舶的频繁往来。

不过若说造船,最盛者当在长江流域。

在长江上游,造船业有着雄厚的根基。早在隋朝初年,信州总管杨素就曾“居永安,造大舰”。武德年间,夔州总管李孝恭东下征战,于此“大造舟楫”。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太宗准备跨海征辽东,下令各州打造舰船,鉴于蜀地“百姓富庶”,于是“遣右领左右府长史强伟于剑南伐木造舟舰,大者或长百尺,其广半之”。舰船造成后,“别遣使行水道自巫峡抵江扬,趋莱州”。后蜀时,孟昶“取蜀官殿材,造船二百艘”。自隋至五代,四川地区的造船行业始终保持旺盛的势头。

大唐剑南道的物资主要通过长江航运直下荆、湘,既能远帆出海,也能转航北方。杜佑说:“蜀汉之粟,可方舟而下,由白沙趋东关,历颍、蔡,涉汴河抵东都。”沿长江直下,商贸交通畅行便利,往来船只难以计数,对此,唐朝诗人多有描述。薛逢《题剑门先寄上西蜀杜司徒》有云:“梯航百货通邦计”;卢纶《送何下第后归蜀》云:“水程通海货”。杜甫更有“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风烟渺吴蜀,舟楫通盐麻”、“青帘白舫益州来”的诸多吟咏。

到了长江中游,航道舒阔,沿江支流及湖泊增多,船舶的数量又明显多于上游。李峤《为第二舅让江州刺史表》说:“荆门东会,舳舻相接”;符载《土洑镇保宁记》曾说荆门至夏口四百里的航线上:“士民工商,连樯如云,必将沿于斯、溯于斯,……输其缗钱鱼盐丹漆羽毛。”由长江主航道南穿洞庭,进入湖南水域,船舶格外密集。刘禹锡说武陵:“拥楫舟为市”,沈传师说潭州:“丹槛缭郭千艘屯”。潭州是唐朝的重要的造船基地。据《唐鉴》卷三记载,贞观年间,朝廷“输直雇潭人造船,……大船一艘庸绢二千二百三十六匹”。就船值与造价来讲,潭州能够承建大吨位的船舶。

从鄂州下江州,便可通过鄱阳湖直抵洪州,在这段水域内,船舶最为集中。《唐国史补》中记载:“洪、鄂之水居颇多,与邑殆相半”、“舟船之盛,尽于江西”。广德元年(公元763年),“鄂州大风,火发江中”,一次就“焚船三千艘”。可见鄂州江面上船只的密集程度。洪州一带的船舶数量也不亚于鄂州。独孤及《豫章冠盖盛集记》记载:“豫章郡左九江而右洞庭,……由是越人、吴人、荆人、徐人,以其孥行,络绎荐至大江之涯。于是乎宏舸巨鹢,舳接舻隘。”符载也说:“斯郡也,……地侔千乘,艘驾万轴”。洪州地区的造船能力相当充实,一次便能铺开数百艘船只持续打造。贞观年间,太宗皇帝曾委任阎立德“为大匠,即洪州造浮海大航五百艘”,并随从这批海船渡海征辽东。后来,朝廷所需船舶常向洪州定做。《资治通鉴》也曾记载太宗“敕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及双舫千一百艘”。

而长江下游一带,素以水乡泽国而著称,其船舶拥有量及其航运能力更是在唐朝首屈一指。靠近扬州的江面上,船只格外见多。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扬州府……江中充满舫船,积芦船,小船,不可胜计。”《唐大和上东征传》也说此处“江中迎舟,舳舻相接。”东南各地的水道口岸都与扬州通航,大小船队,往来如梭。陈鸣《庐州同食馆记》说:“郡米数万石输扬州,舳舻相继,出巢湖,入大江。”《河东记》云:“自浙东抵扬州,……舳舻万艘,隘于河次,堰开争路,上下众船相轧。”可见,四方船舶都通过水路汇聚扬州。《五行志》记载:“天宝十载,广陵郡大风,驾海潮,沦江口大小船只数千艘。”根据李曜上次在扬州的见闻,猜测这其中必定包括外来的船舶。

李曜这一趟扬州之行,在扬州可不光是呆在养心阁养心,他不仅暗中操控军械监在扬州扩大势力,而且不动声色的网罗了不少造船业的人才,从设计到工匠,花重金大把的搜罗。

扬州是长江下游地区最大的造船中心,官营造船工场也多设在此州之内。唐中宗时,洛阳要购买“竞渡船十只,请差使于扬州修造,须钱五千贯”,平均每只船的造价为五百缗。刘晏任盐铁使后,“于扬子置十场造船,每艘给钱千缗”,其造价高过中宗时所造竞渡船的一倍。为了严格掌握造船的质量,刘晏还派“专知官十人,竞自营办”,前后制造“歇艎支江船二千艘”。刘晏根据扬州船业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对合理的造船费用标准。用高价格吸引造船者,同时分场设官员,允许各船场之间公平竞争。这样,不但保证了造船的工期和所需数额,也大大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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