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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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无疑是最后通牒。但是,叶名琛却不这么看,中英争端以来,他在香港等处派有大量探子,收集情报。从史料记载来看,他的情报数量非常之多。可是他不会用国际战略的眼光去分析,仍用陈腐的观念去判断。他最信赖的情报有四个:一是英国女王的“国书”已经送到香港,令“中国事宜务使好释前嫌”,“毋得任仗威力,恃强行事”;二是英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被打得大败,赔俄国军费7800余万两,因而要求入城,每日在城内、城外各收地租1万两,另每日收货税1万两,合计每月收银90万两;英国又因镇压印度土著士兵起义,财用耗尽,军饷都发不出来了;三是额尔金在镇压士兵起义之中被打得大败,陆路奔逃,被士兵追击到海边,适遇法国军舰经过,连开数炮,吓退了乱兵,额尔金幸免于难;四、法国国王在葛罗临行时指示,中英交战,法国“只在守约通和,不准助势附敌”。
所有这些,都是子虚乌有之事。真不知叶名琛是从哪里弄来这些情报的,或许他的探子都是送假情报的双重间谍?凭借着这些情报,叶名琛气壮如牛,竟然认为额尔金的最后通牒是英方技穷之后的“求和”行动!其目的是想讹一些银子,就如1841年广州被围时靖逆将军奕山付给赎城费600万两一样。他还认为葛罗发出照会是受英方怂恿所致,并非出自本心,受到美国的揶揄已自生惭恧。因此,叶名琛于12月14日复照额尔金、葛罗,拒绝了英法的要求。10天的期限过去了,英、法并未进攻。又过了两天,12月24日,中方才收到英、法的照会,声称已将事务移交给军方。同日,英法海陆军总司令亦发出照会,限两天内广州清军退出90里之外,叶名琛仍复照拒绝。两天的期限又过去了,英、法仍未攻城。叶以为英、法不过是虚辞恫吓而已,此外他相信扶乩,这两天的谶语无不大吉大利。现实和天意都预示着,最难过的一段日子就要过去了。1857年12月27日,即收到额尔金最后通牒的第15天,叶名琛兴致勃勃地给咸丰帝上了一道长达七千余字的奏折,声称“英夷现已求和,计日准可通商”,表示要“乘此罪恶盈贯之际,适遇计穷力竭之余”,将英方的历次要求“一律斩断葛藤,以为一劳永逸之举”。这一份奏折整整在路上走了21天。1858年1月17日,咸丰帝收到此折,心中悬虑甚久的中英争端,竟能得到如此圆满的结局,叶名琛不负朕望,不辱君命。当日发出的谕旨更是不乏坚定的信心: 叶名琛既窥破底蕴,该夷伎俩已穷,俟续有照会,大局即可粗定。务将进城、赔货及更换条约各节,斩断葛藤,以为一劳永逸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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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外患又来了(6)
咸丰帝完全在重复叶名琛的话,完全受了叶名琛的蒙蔽。如果他知道此折在路上的21天内广州城发生了什么,即使他杀了叶名琛都不会解恨。在咸丰朝,臣子们哄骗皇帝司空见惯,不是什么新鲜事。局势那么坏,君上的要求又那么高,若不行欺瞒延宕之术,哪一位官员都不可能混下去。叶名琛主持对外事务,许多事情我行我素,不请示不汇报。“亚罗号”事件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中英已经开战,他仅上了六篇奏折,可谓少得不能再少。而且他完全颠倒了广州的战况,明明是一败涂地,竟被他说成是屡挫敌焰。叶名琛并不能一手遮天。咸丰帝若勤于政务,早就能发现破绽。曾在鸦片战争中弹劾琦善私许香港而名噪一时的怡良,此时在两江总督任上。他通过上海这一窗口,了解了广州战况。1856年12月15日他上一折,因见叶名琛为咸丰帝所宠信,不敢明言直陈,只是婉言透泄。咸丰帝对此全然不信,称此为“英夷造言耸听”,下旨让怡良“勿为所惑”。当然咸丰帝也作过一些调查。曾在1856年秋外放广东乡试正、副考官的鸿胪寺卿王发桂,掌陕西监察御史张兴江,“亚罗号”事件时正在广州。他们的奏折对战况的描述相对真实一些,但在基调上却肯定了“该夷始有却志,民心亦渐次安定”。进京觐见返粤的广东巡抚柏贵也于1857年8月有一折,但与叶名琛同出一调。
官官相护本是官场上的规矩,咸丰朝尤其如此。这两份伪词也使咸丰帝误入歧途。与当时绝大多数官员粉饰作伪还有所不同,叶名琛谎报的仅仅是战况,而对局势的未来发展,却是出自内心的判断。既然自己完全有能力处理危机,又为何用这些微小败仗去干扰圣听!他早就看出咸丰帝是左右摇摆并无定见的主子,一旦报告真相,很有可能被撤职。新派大臣主持其事,很有可能对外示弱,局势岂不变得更糟?再说,轰破了城墙,损失了几条战船,伤及了几名士兵,又有什么了不起?当年十万红兵围攻广州,局势比这严重多了,自己不也硬挺过来了吗?按照传统道德,叶名琛犯了欺君之罪,但深谙传统道德精义的叶名琛却认为,他胸怀着另一种忠诚。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叶名琛敢于作伪,不仅是一种自信,而且也因看出咸丰帝的心思。在广州城陷时,他终于说了一句心中的真话,“有人劝我具疏请罪,不知今上圣情,只要尔办得下去,不在虚文请罪也”。
强烈的责任感,使得他擅权自专。本是主管对外事务的钦差大臣,正是利用咸丰帝的过分宠信,利用咸丰帝倦怠政务,成了清朝对外政策的决策人。在广州的外国观察家称这位太子少保、世袭一等男爵、体仁阁大学士、两广总督、管理五口通商事务钦差大臣,是大清朝的“第二号人物”。且不论此说是否可靠,但从前面已介绍的修约、亚罗号事件等交涉来看,咸丰帝已被他牵着鼻子走,至少在这些事务上,他是大清朝的第一号人物。 “将将”、“将兵”,正是统帅与将军的区别。 “用人”是天下君主的第一大政。在咸丰朝的汉族官员中,曾国藩是咸丰帝最为疑忌的重臣,叶名琛是咸丰帝倚为长城的疆吏,两人正好形成对照。我在这里不厌其详地描绘这两位人物,不仅因为他们处于历史漩涡的中心,而且正是通过这些描写说明咸丰帝的用人之道,同时也想借此机会说明咸丰朝地方政治的实情。
1857年12月28日,即叶名琛上奏英方技穷的第二天,英法联军以战舰20艘、地面部队5700余人进攻广州。密集的炮弹如雨点般地落到了两广总督衙署,兵役再次逃匿一空,而叶名琛依旧镇静地在署内寻检文件,并声称:“只此一阵子,过去便无事。” 29日,英法联军攻入城内,广州城陷。逃难的市民挤满了街道。叶名琛仍居住在城中,并不避逃。对于部属各种议和的要求,他仍坚持不许英人入城之定见,只同意给一些银子。1858年1月5日,英法联军搜寻广州各衙门。叶住在左副都统署之第五院,敌军第一次来搜,未至第五院,家丁劝其赶紧离开,叶仍不肯。不久敌军复至,将其捕去,送上英舰。直至此时,他仍保持钦差大臣的威仪,准备与英、法专使进行面对面的谈判!此后,他被送往印度,仍以“海上苏武”自居,三个月后客死于加尔各答威廉炮台。叶名琛的所作所为,被时人讥讽为:“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亦罕有。”
1858年1月7日,叶名琛被捕后的第三天,以广州将军穆克德讷为首的广东全体高级官员联衔上奏,报告广州城失陷的消息。二十天后,1月27日,这份奏折送到了御前。十天前刚刚看过叶名琛大报平安的咸丰帝,闻广州又来奏折,以为有了上好消息,哪知竟会出此等事情,头脑一下子转不过弯子,用朱笔在该折尾写了几个大字: 览奏实深诧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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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外患又来了(7)
咸丰帝得知怀庆未失守,写“喜报红旌”四字,命做成匾额。今故宫博物院军机处堂内依旧挂着咸丰帝所书“喜报红旌”匾。
第九章 公使驻京问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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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第二次鸦片战争最初阶段的一切失策,都可以归罪于叶名琛,咸丰帝至多不过落下个“用人不当”的罪名,这也是儒家史学为君主辩护的常用套路;但是,从此之后,咸丰帝被迫走向前台,亲自主事,一切责任都应由他来负了。咸丰帝久读孔孟圣贤之书,熟于性理名教之义,唯独对外部世界一片茫然。英吉利、佛兰西、米利坚、俄罗斯当时都不是生词,可“天朝”大皇帝不屑于过问“夷”人之事,对当时的国际社会行为方式、思维方式更是闻所未闻。因此,咸丰帝一接手对外事务,举措之可笑一点都不亚于叶名琛。广州城失陷后,咸丰帝将叶名琛革职,以前四川总督黄宗汉继任,黄未到任前,由广东巡抚柏贵署理。他发给柏贵的第一道训令竟是:英国等国所恨者为叶名琛,现在叶名琛已经革职,柏贵与英人“尚无宿怨”,正可以出面“以情理开导”。如果英国退还广州,请求通商,“可相机筹办,以示羁縻”;如果英国仍肆猖獗,“惟有调集兵勇与之战斗”。
从近代国际观念来看,咸丰帝的对策完全荒谬,但在中国的传统中却并非没有来历。本来朝廷对于各地的反叛和边患,不外乎“剿”、“抚”两手。“剿”即武力镇压,不必多说了,而“抚”的常用手法就是以主办官员当作替罪羊加以惩办,再作一些让步,以能恢复常态。由此观之,咸丰帝的谕旨是“剿”、“抚”两手并用。他将前来侵华的英军当作传统的边患,将中国的传统治术运用到对外关系上了。可是,现实恰恰相反。就“开导”而言,咸丰帝似乎忘记了1854年英方修约要求18项,他的那些“情理”又何能打动“夷”人之心?就“战斗”而言,叶名琛历来对外强硬,又何尝不想武力相抗?然在全国陷于内战的困境中,又何来可战之兵可筹之饷?叶名琛“以静制动”的方略,不正是苦于无兵无饷吗?咸丰帝的这道谕旨,今人一看便知无法实行。不过,广州局势又有变化,柏贵即便想遵皇命,也已无可能。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急于恢复秩序,以防民众小股骚扰,袭击英法士兵。
1858年1月9日,被英法联军羁留于观音山的柏贵,在刺刀的簇拥下回到巡抚衙门“复职”,与所谓的“英法总局”共同治理广州。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西方殖民者建立的傀儡政权。柏贵尽管名为“巡抚”,却已无行动自由,别人也无法探视。广州政治实由“英法总局”的英方委员、英驻广州领事巴夏礼一人操纵。可以肯定,柏贵收到了咸丰帝的谕旨,只有苦笑而已。1858年2月11日,与咸丰帝设想的英国请求通商的情景相反,英法联军自行宣布解除封锁,恢复了中断一年多的对外贸易。由于湖南巡抚骆秉璋等人的奏折,咸丰帝得知柏贵已被“胁制”。于是,他命令骆秉璋派专差去广东,将一密诏送交给广东在籍侍郎罗惇衍等人,要求他们“传谕各绅民,纠集团练数万人”,将英军(直至此时咸丰帝尚不知法国已对华开战)逐出广州,“然后由地方官出为调停,庶可就我范围”。
咸丰帝以为,英军只有数千,团练能集数万,以十当一,又何不胜之?咸丰帝又错了。这里且不论以松散的团练来正面攻击训练有素的英军,在军事上是多么失策,结局只能是一败涂地;更荒唐的是,在咸丰帝的心目中,中英两国之间的战争,可以转化为民、“夷”之间的战争,清政府竟然可以充当中立者,出面调停“交战双方”的冲突。这种手法,咸丰帝在此前此后皆有运用。毫无疑问,我们仍旧可以在传统治术的武库中找到它的原型。在专制社会中,天子的圣旨是绝对正确的真理,谁也不能对此有丝毫的怀疑。到了咸丰朝,圣旨因破绽百出虽已自我动摇了神圣的地位,但抗旨仍是臣子们不敢为之的事情。于是,罗惇衍等团练大臣在颂扬圣明之后又以军费无出而延宕时日,新任两广总督黄宗汉不断隐瞒实情,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