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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3章

重生之红星传奇-第2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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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一民来的时候,伏案工作的毛泽东正好停笔休息。刘一民敬礼报告后,就询问主席有没有华北日军的最新动态情报。

毛泽东看着刘一民,满脸都是笑意,问他如此关注华北局势,是不是有什么新见解啊?

刘一民不能说七月七日就要发生卢沟桥事变,现在已经是六月底了,全面抗战就在眼前,就说:“主席,周副主席去南京与蒋介石谈判不知道结果怎么样,我感觉华北的局势越来越危险,我党应该马上动手,在平津留下隐蔽力量,其他力量迅速撤回。同时,尽可能动员北大、清华、南开这些学校迁往陕西。整体迁移不可能的话,动员一部分师生来陕西也行。”

毛泽东想了想说:“我们的蒋委员长自从解决了两广事变后,基本实现了统一,腰杆儿变硬了,不好说话了。对谈判小组谈妥的条件又提出了修改,一个是要我们彻底退出四川、甘肃,一个是不同意我们红军改编方案。他只愿意让我们改编成几个师,要是按他的设想,光是我们的七军团就得撤掉两个师呢。那怎么能行呢?所以,恩来正在和他打嘴皮仗。我们不急,性急吃不了热豆腐。等日本人把他打疼了,他就着急了。到时候他自然会转变态度的。”

刘一民心里着急,这大变在即,国共双方还谈不妥,难道非得象历史上那样,等日军全面侵华后,蒋介石才同意红军改编成八路军、新四军么?

但急归急,刘一民心里知道,这个时候,国共双方谁也不知道卢沟桥事变即将爆发,自己不能当神棍,就是当神棍也没有人相信。可是,眼看着大变即将发生,让刘一民如此无所作为,那比杀了他还难受。刘一民就对毛泽东说:“主席,我有个建议,就是我们红军已经这么久不打仗了,部队训练虽然没有放下,但毕竟是出于休整状态。你看,是不是总部下个命令,让各军团收拢部队,随时准备应对突然事变。等周副主席和蒋介石一谈妥,我们就可以迅速动员。红军大学学员也要紧急毕业,返回部队。”

毛泽东点点头,说道:“几个军团训练都抓得很紧,但是应该进行演习。这样,你回去做好七军团的工作,我让总参谋部制定个演习方案,准备全军进行对抗演习,让部队进入临战状态。红军大学学员完成课程,可以提前毕业。不过,学校还要继续招生。就是日本鬼子打来了,我们的红军大学也要继续办下去。我们不怕蒋介石,自然也不怕小日本,他们奈何不了我们。”

刘一民敬礼后就回七军团去了。

此时,在庐山美庐别墅,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正在面见蒋介石,就国共谈判的关键内容与蒋交换意见。

国共双方谈判小组在西安的工作早已完成,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陪张群等人四月份就返回南京,已经与蒋介石谈了几次了,在关键问题上蒋介石一直不松口。在小组谈判中,双方已经基本达成协议,红军改编为五个军,四川方面退出绵阳、南充一线,以巴中、广元辖区为界,甘肃方面维持现状。不料,到了南京后,蒋介石一看就大怒,斥责张群误国。周恩来等人只好一次又一次请见蒋介石,结果已经见了三次了,依然没有结果。

“委员长,我们已经谈了几次了,有些问题需要双方正视现实。我们红军主力部队现在有25万人,编为五个军本身就有点吃亏,再说,我们在四川已经做出了让步。我看,本着团结抗日、团结救亡的精神,这个协议对双方应该说是都可以接受的。”

一听周恩来说红军主力有25万人,蒋介石胸中的怒火一下子就起来了。娘希匹,剿来剿去,把红匪剿得壮大到这种程度!这还了得!马上就冷冷地说:“恩来,我们认识很久了,你也了解我的脾气。这协议要想达成,一是你们必须退出四川和甘肃,可以把陕西划给你们做根据地。二是红军不可能改编成五个军,你们的士兵老弱病残的比较多,早就该让他们退役回去种地了。还有一部分是刚丢下锄头的农民,你们鼓动他们当兵,结果必然是荒废田园。我看红军就是三个师的编制,最多给你们四个师的编制。你们同意这两点,就可以谈,可以签协议,政府也可以承担军饷。否则,就是你们没有诚意。”

周恩来气得直想笑,扫了一眼董必武和叶剑英,就见叶剑英的眼睛都快喷火了。想了想,也不能由着蒋介石的性子,关键时候还得刺激他一下,不然他会以为红军怕他呢!笑话,现在的红军岂是以前的红军?如果不是为了抗日,和他啰嗦什么,直接打就是了。

想到这里,周恩来就说:“委员长,我们来和国民政府谈判,为的是抗日救国。委员长身为一国领袖,在外敌入侵的情况下,应该团结动员全国力量共同抗日,没有削减军队的道理么!再说了,以我们红军目前的实力,也不是怕了国民政府。如果不是为了抗日,就是国民政府想和我们谈判,我们也不一定会同意。现在双方经过大量工作,协议基本谈妥。委员长如此苛刻,我想不透是什么原因。不行的话,我们就返回西安了。什么时候委员长想通了,我们再接着谈。”

蒋介石两眼精光一闪,娘希匹,竟敢出言威胁,要不是日本人不识时务,老子早就挥动大军攻向西安了,还能让你们在那里蛊惑人心、休养生息?

蒋介石之所以有这种想法不奇怪。自解决两广事变后,广东全部纳入了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不说陆军了,单单是空军,力量就大大壮大。加上由于担心日本扩大侵略,他也为抗战做了积极准备,一个是抓紧编练德械师,从德国开始进口大炮等武器,装备部队,修筑要塞工事;另一个是派人与各国联系,争取国际支持。连后来大名鼎鼎的陈纳德也已经到了中国,担任为其三个月的顾问。蒋介石甚至还派人与苏联谈判,寻求支持,准备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这个时候的蒋中正,信心极度膨胀,如果没有日本人侵略,他有把握将红军剿灭。

见周恩来如此说,蒋介石还是镇定一下,慢慢说道:“恩来,你们服从中央领导,放弃你们的苏维埃共和国和暴力没收土地的主张,是好的,我很欣慰。但是这四川牵涉国家抗日战略大局,你们如果真心团结抗日的话,就应该让出来。至于红军主力改编为多少部队,我看不能突破五个师,其余的就复员,让士兵们也回家与亲人团聚,享受一下天伦之乐。也可以留几千人转为地方警察,维护地方治安。你们回去好好想想,不必急于答复,也不要急着回西安。我们慢慢谈。什么时候你们想通了,可以再来见我。我累了,要休息一会儿。”

周恩来只好告辞。出门的时候,周恩来还是忍不住提醒到:“蒋委员长,日本人最近在华北又开始闹事了,最好多收集点他们的情报,以防万一。”

蒋介石点点头,让侍卫送周恩来几个出去。

刘一民回到军团部后,开了个党委会,然后就命令参谋处通知各师,结束休整,进入临战状态,请假人员一律返回部队,准备迎接全军演习。又命令参谋处给11师、12师、13师、骑兵师、独一师、独二师和军团直属部队发放山西、河北地图。军团教导队学员马上结束学习,返回部队。后勤司令部迅速行动,秘密通知辎重团全部出动,去军工厂拉炮弹、子弹、手榴弹、地雷、炸药包,扩大弹药、被服、粮草储备量,着手准备利用渡船在黄河上搭建浮桥。

曾中生有点不解,既然说是演习,为什么要发放山西、河北地图?

吴征也不解,说是演习,看军团长的命令纯粹是要杀向山西的架势。

但是,不理解归不理解,命令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整个七军团的战争机器已开始上紧了发条,运转起来了。

部署完七军团的工作,刘一民赶到红军大学,要求肖劲光加快课程进度,取消周六休息,七月上旬必须完成所有课程,准备让学员提前毕业。

晚上回到家里,刘一民交待唐星樱,最近有空的时候,教教父母学点军事常识,最起码知道躲避空袭,会开枪。毕竟是红军干部了,要有自保能力。

唐星樱问是不是要打仗了?

刘一民说短期内红军不会打仗,可能会组织演习。

唐星樱不相信,说他不相信妻子,不打仗为什么想起来让父母学打枪啊?

刘一民笑着说:“我是红军的军团长、红军大学校长、陕西省军区司令,我的家人不会打枪,别人会笑话我的。再说现在毕竟是战乱年代,就是有警卫员,也不如自己会打枪。让别人保护,哪里有自己有方未能力来的舒坦。”

唐星樱这才相信。

吃过饭,刘一民扯着儿子在院子里散步。这个时候,孩子已经一岁多了,会走了,也会喊爸爸了,稚嫩的声音、蹒跚的脚步、虎灵灵的眼睛,刘一民看一眼心里都是甜的。小家伙也可爱,没走多远,就张着小手喊爸爸抱。刘一民哈哈大笑,把儿子抱起来,亲了几下,就抱着儿子在院子里散步。

唐星樱看丈夫如此宠儿子,心里幸福得不可言表,紧紧地跟着刘一民,一家三口在院子里甜甜蜜蜜地漫步。

走着走着,刘一民的心就已经飞到了北平城下,不知道此时二十九军对日军有所防范没有,要是还是象历史上那样,就得吃亏了。明天得想法怎么着提醒他们一下,让他们提高警惕。再一想,就觉得自己发晕。二十九军将士哪一天放松过警惕啊!只不过他们当家的宋哲元摇摆不定、心存幻想而已。这个时候,宋哲元怕是还在老家装深沉呢!

算了,既然日本人要侵略,要打,那就让他们来吧。让他们葬身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火海中吧!小日本,老子已经迫不及待了!爷爷在等着你们呢!

第一八四章 第一枪

卢沟桥事变前的日本,已经是一个军国主义泛滥的疯狂国度了。

所谓“军国主义”,中国的《辞海》上是这样解释的:“把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一切为了侵略扩张的黩武思想和行动”。日本的《广辞苑》则是这样解释的:“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政策、组织为战争而准备,重视以军备力量对外发展,用战争来高扬国威的思维方式”。

虽然用词有点不同,但基本意思是一样的。那就是军队无法无天,政府不能管军队,军队可以管政府,一切为了侵略扩张。

日本军国主义的鼻祖是山下有朋。

日本近代陆军起源,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后的1871年。这一年,萨摩、长州、土佐三藩献给天皇6300名“御亲兵”,明治天皇以这个兵力为基础进行了“废藩置县”的改革。这些“御亲兵”后来改名为“近卫”。

1877年(明治十年),被内讧赶下台的明治维新最大功臣、陆军大将、前近卫都督西乡隆盛发动了被称为“西南战争”的大规模反叛,从鹿儿岛、九州北上,包围了熊本。西乡隆盛反叛的旗号不明不白,竟然是“有话要对政府说”, 还放出话来,说要到大阪、东京去溜达溜达。

明治政府派个文官叫炽仁亲王的做征讨总督,又找了两个武将陆军中将山县有朋、海军中将川村纯义帮忙做参军,开始平叛。兵力不够,把东京警视厅的警察们(当时叫“巡查”)也弄到前线去玩命去了。

这一打就打了七个月,总算把叛乱镇压了。事后总结教训,弄了三条,一个是文官挂帅,一个是武将事事请示贻误战机,另一个就是没有好的参谋。这三条教训总结出来后,对日军日后发展起了关键作用。

不料这边刚总结完教训,那边就发生了竹桥兵变,200多个炮兵因为军饷、评功等问题反他娘了,在竹本兵营里,架起大炮,对着大藏大臣大隈重信家就打开了。

这个事件,给山县有朋在日本建立军国主义体系提供了契机。

山县有朋这个时候已当了日本明治政府的陆军卿,为了维持军权,他以不让国内政治左右军队的大道理为借口,把军队统帅权从政府和议会那里拿过来,直接交给了天皇。这就是日本独有的“统帅权独立”。在伊藤博文制定的明治宪法,也就是《大日本帝国宪法》里表述为天皇统帅陆海军,而不是天皇是陆海军的统帅。这就为日本形成军事体制军政、军令分开的二元制,提供了法律依据。在今天看来,军政、军令二元制,实际上就是政略、军略背离,必然导致政治和军事不统一,是一个国家最大的隐患。可当时的日本人不是这样想的,伊藤博文到死都没有想到,他制定的宪法上的这个漏洞,最后成了埋葬他和许多人一起建立起来的帝国的黑洞。

日本军政、军令二元制的标志,就是1878年12月5日成立参谋本部。本来,在西南战争中,暴露了军令不畅、指挥不顺、参谋不力的问题,确实需要加强陆军省参谋局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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