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啸大明-第69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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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明将王永镇，占领了延安，杀死清廷的延安知府宋从心，以廷安、榆林两地为基础，与高友才的义军互相呼应。
与此同时，甘肃回族将领米喇印、丁国栋、黑承印等人也在甘肃地区发动了反清起义，连克甘州、凉州、肃州等地，清廷的甘肃巡抚张文衡、甘肃总兵刘良臣、肃州副总兵潘云腾、凉州副总兵毛镔、甘凉道林维造、西宁道张鹏翼等地方官员都被擒杀。接着米喇印、丁国栋等人引兵东进，攻破兰州，杀同知赵冲学、知县赵翀；连克临洮、河州、洮州、岷州等地。这一次起义，参与的不仅有汉族百姓，也有大量的回族百姓，也反映了甘肃等地区的回民对清廷的暴虐统治严重不满。
不过在北方各地的反正起义中，反清声势最为浩大，范围最广，同时也是对时局影响最大，还数在山西发生的原明将领，清廷的大同总兵姜瓖起兵反清。
姜瓖是陕西延川县人，原来是明朝挂镇朔将军印大同总兵。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大顺军攻克太原后，姜瓖投降了大顺军，李自成仍然让他镇守大同。同年五月，大顺军在山海关战败之后、姜瓖又发动叛乱，杀害大顺军守将张天琳，归附了清朝。姜瓖降清之后，仍然还是继续充当大同总兵，并且曾随英亲王阿济格西征，在镇压陕北大顺军高一功等部时，表现颇为卖力。
不过在姜瓖降清之前，因为并不了解清廷有入主中原的意图，因此在大同拥立了一个名叫朱鼎珊的明朝宗室为王，以号招人心，而这一事件也使清廷对姜瓖始终难以放心，对他多方质疑，并且还命姜瓖将长子送到北京入朝侍卫，实际就是充当人质。
姜瓖自以为不费清朝一兵一卒，把大同地区拱手献给了清廷，接着又在陕西榆林击败大顺军，不仅功高无赏，反而备受猜疑，因此也憋了一肚子怨气。
在北京暴乱发生之后，清廷虽然最终决定对百姓以安抚为主，但对手握军权的汉族将领猜忌益深，而大同地区的清朝官员又奉命征集粮草，急如星火，使百姓怨声载道，对姜瓖也多有指质其征催钱粮不力，怀有异心等等。
而就在这时，中华军的水军袭击大沽口，山东地区又发动对清的进攻，姜瓖本来就对清廷十分不满，这时也觉得机会来了，于是乘宣大总督耿焞等人出城验草的机会，突然关闭城门，下令易冠服，并自称大将军，公开揭起了反清的旗帜。
姜瓖在大同举义反正之后，山西各地的汉族官绅纷纷响应，原明大学士山西曲沃人李建泰，原明宁夏巡抚李虞夔等人也都在家乡积极策动乡绅共襄义举反正。
另外还有原明将领刘迁、万练等人也起兵响应，速度占领了宁武、岢岚、保德州、代州、繁峙、五台等州县之地。在山西东南，有胡国鼎、陈杜、张斗光等人起响应，攻克泽州、平顺等地。而在山西西南，蒲州到陕西韩城一带，也有虞胤、韩昭宣、李企晟等闻风响应，克陷蒲州及蒲属临晋等县。
结果在很短的时间里，山西全省除了省首府太原和少数城池外，差不多都被反正的义军占领，同时姜瓖还派人潜入南方，和商毅联络，希望能够得到商毅的影响和支持。
在这一系列的起义反正中，最大的特点是，并不是像一般的农民起义一样，只有农民参与，或是以农民为主体。而且在农民起义爆发之后，很快就有大量的原明官员和将领广泛的参与其中，由于他们都居有相当的军政经验和能力，因此在短时间内，也将起义反正的声势造得非常大。
另外这一系列的起义反正表面上看来，还是北京爆乱的余波，但从根本上来说，是北方的汉族人对清廷统制不满的一次集体大爆发。
本来在明朝灭亡之后，由于大顺政权的施政不当，对占领地区的官绅地主实行的追赃助饷政策，黄河流域一带的汉族官绅一度受到大顺政权的沉重打击。因此在清廷入关，击败了大顺军之后，也公开表示，维护当地官绅的既得利益，北方的许多地区的官绅地主，也把清廷看成维护自身利益的新靠山。同时清廷打出的“代明剿贼”，“吊民伐罪”等旗号，也起到了一些收垄人心的效果。
因此在清廷刚建立时，在北方反抗清廷的基本是以农民起义为主，而汉族官绅基本都选择投靠清廷，并且积极帮助清廷攻击大顺军，以及镇压反抗清廷统治的农民起义。在这样的情况下，清廷才能够迅速的平定北方，连续击败大顺军，并逼迫大顺军南下。
如果清廷在这个时候能够抓住这一时机，稳定人心，完全可以使自己在北方的统治稳定下来，就算南征失利，也可以立足北方，形成南北对持的局面，但可惜随着清廷在北方统治稳定之后，错误的推行了一系列的错误政策，如剃发令，圈地令，逃人法，投充法等，而在政治上又推行民族歧视政策，重满轻汉，而在汉人之中，又重辽人而轻新附汉人。使北方官绅地主的尊严和利益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因此他们在政治态度上随之发生分化。
尽管还是一部分官绅忍气吞声的乞怜于清廷；但有相当一部分官绅在由依附清廷转变为公开、秘密反清活动，或者是反清的想法，包括有许多一开始公开投降清廷的原明官员。而在这时，南京政权也随之成立，也成为不少北方的汉族官绅的希望。
北京爆乱的发生只是第一根导火索，使许多在清廷并不得意的原明官员、武将，也都认为清廷实力有限，自己大可一试身手。也不少人由此而开始有了起事反正想法；而中华军攻破大沽口是第二根导火索，让人们见识到中华军完全有能力向清廷发动进攻；而中华军在山东发动对清廷的进攻以后，也让北方的汉人明白，中华军准备大举北伐了，因此反正举事起义的爆发也成为推倒的多米若骨牌，一爆而不可收拾。
当然从地理位置来看，山西紧靠京师，因此姜瓖在大同举义反正，对清廷的威胁极大。毅虽然知道，姜瓖本身不过是一个反复无常之辈，这次举兵反正，也并不是出于什么民族大义，纯粹是出于对清廷的崇满歧汉政策不满，自己在清廷不受重用，再加上现在南北局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清廷的统治并不那么稳定，因此才起兵反正，在这乱世中再投机一把。
但无论姜瓖举义反正的动机会如何，在客观上是有利用中华军对清廷的进攻，因此商毅和南京政府内阁、统战部经过商议之后也决定，向清廷发动全面进攻，于是统战部也正式下令，湖广军区的司令部，立刻出兵进取南阳，进而收取洛阳；淮南军区也马上出兵，向宿州、毫州一线平推，然后进取徐州；而南京军区做为预备兵力。
而山东军区，仍然继续岀兵，进取兖州、济南，配合另外两路的进攻。同时商毅又下令，让驻守海州的郑成功部，率军进入山东，增加山东战区的兵力，协助山东军区作战。
第021章 北方大变（下）
同时统战部对这一次进山东的战斗计划提出了批评意见，认为这次战斗的失利，主要在于没有坚持执行商毅一惯提倡的机动灵活，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和先打弱小之敌，后打强大之敌的原则。
同时统战部也对再次进攻兖州、济南的战斗计划提出一些建议。认为在目前清军在山东地区的兵力比较雄厚，而且阿巴泰又在山东经营多年的情况下，想要一举击败清军，迅速攻取山东全境的想法并不可取，还是应该稳扎稳打，战术灵活多变。另外尽管清军的所有兵力都集中在从济南到兖州的狭小地区内，但由于清军要分兵驻守五六个地方，只要是有耐心，还是可以找到对清军进行分割包围歼灭的机会。
因此可以集中兵力先进兖州或济南其中的一地，或直接攻占城池，或围城打援，先歼灭山东清军的兵力，然后再逐步攻取山东全境。统战部的建议是首先进攻兖州府，一来是因为清军在兖州府的兵力相对较弱，而且在山东地区爆发的任七、张七农民起义，以及曹州的李化鲸、郑隆芳、姚文昌等人反正，都是在衮州府的西南地区。因此首先进攻兖州府，可以得到许多其他支持。
其实在撤军之后，山东军区司令部也对这一次出兵的失利原因作了深刻的反思。众人也都认识到，这一次出战进取山东失利的最大原因就在于，兵力过于分散。由于在岀兵之前的胃口太大，想一口就把整个山东省全都吞下去，而且又速胜心切，因此才同时对兖州、济南发动进攻，结果反而欲速则不达，相反造成了自已的兵力分散，而且进攻的目标也过于明显，在进攻章丘和泗水两个县时，清军都已经做好了充份的准备，中华军只能向清军发动强攻。这样的进攻计划，显然是不符合中华军一惯的战术特点。
因此统战部对山东军区提出的批评意见，十分准确，也让众人都非常心服，而提出再次进攻兖州、济南的建议，也都非常赞同，由其是周少桓，也才意识到自己和商毅的差距所在，虽然这份建议是以统战部的名议发出，但周少桓十分清楚，这绝对是商毅的意见。
原来周少桓在山东处处效仿商毅的作风，并且还因此而获得了一个“小督师”的雅号，虽然在商毅称王之后，周少桓也严令山东军区，不许再提“小督师”这个称号，但在私下里，心里也颇有几分得意，能够和商毅相提并论，也是十分光荣的事情。但现在看来，自己和商毅差得可不是一点半点。
而商毅以私人名议，给山东军区写的信，在信中，商毅鼓励山东军区，不能因为这一次失败而气馁，以致于一蹶不振。由其是以周少桓为首的司令部成员，一定要首先站起来。先打几个胜仗，又碰了钉子，然后又打几个胜仗，这种胜败的交替，是正常的战争规律，中华军建军以来，也是在胜败的反复中前进，而军官、将领的作用，就是在失败了，栽了跟头以后，带领着士兵站起来，走向胜利，而军官首先就要自已先站起来。
看完了这一封信，也让山东军区司令部的众人都十分感动，因为在现在的情况下，确实需要安慰和鼓励。而且在得知目前的时局所发生的变化之后，众人也都大为放心。在这样的情况下，清廷已经自顾不暇，根本就不可能再向山东地区増派兵力，而山东军区得到郑成功部的补充之后，兵力也有所加强，因此周少桓也决定，按照统战部提出的建议，首先集中兵力，向兖州发动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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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多尔衮收到阿巴泰的告急之后，也不敢大意，济南可是京师南面的屏障，绝不容有失。派出李国英增援山东，确实只是前部人马，因为李国英部就驻守在河间府，离山东最近。
在派出了李国英部之后，多尔衮本打算派遣英亲王阿济格亲自带队，统领八万大军，包括神工营的人马，再增援山东，出动这样庞大的兵力去増援山东，不仅要保住济南、兖州，多尔衮也希望能在山东打几个胜仗，以鼓舞清廷的士气，扫除前一阶段北京暴乱和大沽口失败的不利影响。
那知人马还没有聚集，就连续收到在山西、陕西、甘肃等地发生的起义反正。多尓衮得知以后，差一点又急得吐血。但叛乱已经发生，也不能坐视不管，好在是这时山东又传来新的战报，阿巴泰总算是抗住了中华军的进攻，中华军撤军了。
虽然多尔衮十分清楚，中华军只是暂时撤军，山东的危急并没有解除，但现在也是火燎眉毛，只能先顾眼前，因此这一次多尔衮也打算亲自领军出征，平定山西之乱。
自从山海关战役以后，多尔衮就再也没有亲自统兵出征过。一是清廷入主北京之后，多尔衮做为清廷实际的掌权者，百务丛集，难以分身；二是满洲贵族内部权力之争十分激烈，就连多尔衮也一度称病不出，因此也不敢轻离京师重地；三是多尔衮贪酒恋色，颇多内宠，近年来他的健康状况也不是很好。
但这次多尔衮要亲征大同，也实在是迫不得已，山西比邻京师，陕西、甘肃等地反清运动，也都势若潮涌，一但久乱不平，而且一但中华军这时全面出击，和北方的这些叛乱遥相呼应，让北方的叛乱也成了气候，京师也难保全，因此必须趁着山西叛乱刚走，根基尚不稳定的时候，尽快将姜瓖给平灭下去。
而且现在清廷的大部份主将都在南北边境地区，留在京师，可以独当一面的人并不多，另外多尔衮也不放心让别人领军，原因还是山西离北京太近了，万一有人生出异心，忽然调转枪头对准北京，多尔衮根本就来不及反应，只有自己亲自领军才能放心。
而随军出征的还有承泽亲王硕塞、多罗谦郡王瓦克达，郑亲王济尔哈朗等人，几乎把留在京师的亲王、郡王全都带走了。主耍原因还是多尔衮对这些人并不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