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父海母-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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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千篇一律的同样分数的考试试卷，曾使所有人误认为考试时其中一个或共同作了弊。为此，上小学时红霞曾在每次考试时将二人远远地分开，并特别注意她们有无串通行为。上到初中，每一个老师也象红霞一样试验过，可她们仍然会得同样的分数，对便一起对，错便一起错。这种危险的信号，不仅没有引起众人的高度警觉，所有人甚至还将其与水水看透人心思的双眼一样，当成世间奇事处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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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早晨，当二人不懈世故地同时将被血水沾脏的内裤好奇地拿给全家人看时，也只是遭到了刘氏的一连声喝斥。也就是在此后不久，她们把对孩子王郑明的种种顽劣行径同时看作英雄举动，盲目的崇拜随着郑明离家去省城迅速凝聚成痛苦的思恋。
在教室里，她们共同在心底呼唤和草纸上用笔写着同一个名字；在共同的居室，她们把同样的心里话写在封面相同的日记本上，渲泄彼此间互不知晓却内容雷同的同一个秘密。初中毕业成为一队社员后，两个人开始试探着给身在异地的小伙子写信。因为信的内容别无二致，她们便时常收到一封来自省城的书有“邓花花、邓叶叶收”的信。
姊妹两人产生隔阂由此开始。
一天傍晚，当红霞把一封写着两个人名字的信交给花花时，叶叶劈手夺了过去，接着信又被花花抢回。于是，两人当着一家人的面闹得不可开交。起初，大家以为两个人在开玩笑，直到终于没抢过姐姐的叶叶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大哭，才知道姐俩动了真格的。
这种事情后来一连发生过多次，把全家人搞得莫名其妙。不久姊妹二人同时忽然得了场大病，她们在昏迷中喊着郑明的名字，各自说了一大堆梦话。这些，都是她们清醒时说不出口的。到此，她们各自藏了许久的秘密变得公开化了。
刘氏第一个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开始为两个孙女担起心来。她采取的第一步行动就是封锁二人与郑明的书信来往，叮嘱红霞，凡外界寄给花花、叶叶的信一律交给自己。她把这些信件不分清红皂白全都在做饭时扔进灶坑，不留一丝痕迹。
病愈后的双胞胎姐妹对此一无所知。她们还象先前一样把一封封信寄出去，焦急地等待着省城的来信。每天下工回家，眼巴巴地等着红霞下班，希望看到红霞手里拿着一个信封。在希望一次次落空后，姐妹二人日渐削瘦，面色憔悴，整天都听不到她们说一句话。刘氏视而不见，她固执地认为，如果自己不采取断然行动，后果将比现在两个孙女的身心煎熬可怕百倍。
她把焚烧省城郑明的来信当成最为要紧和秘密的任务，不仅瞒过两个孙女，还不让家里任何一个人看到，她反复叮嘱红霞保守这个秘密：“这可不是个小事，我不能眼看着两个孙女象她小姑青菊那样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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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纸里包不住火啊，”红霞显得左右为难，她提醒刘氏道，“再有一个半月，郑明就要放暑假了。”
“这我知道，”刘氏语气异常坚决，“到时候再想办法。”
然而，并没有等到郑明暑假回家，刘氏便将自己烧信的事全盘端出了。这是因为不久孪生姐妹已仇视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她们在毫无指望的祈盼中，同时怀疑是对方隐藏了自己的信件。但是，谁也没有为此质问对方的勇气，靠各自薄弱的耐力压抑对另一方的怨恨。有一天，花花只不过在晾衣服时无意中把几点水珠溅到了叶叶身上，叶叶便马上使起了性子，把花花刚刚搭上晒衣绳的衣服拽下来扔在地上，骂姐姐不长眼睛。结果，姐妹发生了一场谁也无法劝阻的打闹。
从那天起，她们完全忘记了在一床被子里睡到初潮到来的友谊和亲情，产生了再也无法勾通的隔膜。她们虽然仍同居一室却已没有了共同的一件东西，两个靠在一起的木床也远远地拉开。她们不允许另一方用自己的每一样东西。这对于朝夕相处的姐妹来说是滑稽可笑的，如同唇齿不许相碰一样难以做到，由此引发争吵也便再所难免。一天早晨，叶叶把晒在马扎上的花花的袜子误认为是自己的穿在脚上，立刻遭到花花的喝斥。叶叶恼怒地将袜子扔在地上。花花命令她捡起来。
“你没长手吗？”叶叶并不示弱。
“有啊。”花花被连日来妹妹的无理取闹激怒了，她伸着一双手走到叶叶身边，狠狠地打了妹妹两记耳光，当家人听到哭骂声起来时，姊妹俩的脸上已同时留下了对方的指甲痕，伤痕处殷殷渗着血水。这一次，刘氏再也按捺不住了，虽然此前她决心死也不把自己烧信的事儿说出来。她严厉地打断两个姑娘对自己所受对方欺侮的痛诉：
“我知道你们为什么整天打打吵吵，信都让我当柴禾烧了。”
刘氏的话立马使二人停止了哭叫，一齐瞪了眼睛看着刘氏。
刘氏的脸变得少有的严峻，一字一顿地对两个孙女说：“要是想嫁人，我这就托媒人给你们说婆家，可谁也别指望象你们小婶冬青一样不出邓家的门就当媳妇。”
谁都知道刘氏所说的话在这个家庭的分量，大家还清楚的记得她用鞭子把兆禄和花赶出门的情形。两个隐私被揭穿的姑娘同时陷入了绝望。此后很长时间，再没见她们与家里人说过话。
红旗和红霞是家里最能理解花花、叶叶痛苦的人。他们很早就发现了两个涉世未深的姑娘的荒唐秘密。当红霞将郑明的一封封交给刘氏时，没有对红旗隐瞒。
“奶奶这样做没错啊。”红旗也觉得这是阻止姐妹二人走向绝路的唯一办法。那天刘氏向花花、叶叶表明自己的态度时，两个人都在现场。刘氏最后的话让红旗听起来特别不舒服。一方面因为奶奶不近人情，而更重要的是这话听起来有点象说他和红霞。因此，当天晚上，他象往常一样溜进红霞的房间时，对红霞说：“今天早上，奶奶是在说花花、叶叶，与别人没关系。”
“你想说什么？”红霞看着红旗的一脸憨态，忍俊不禁。
红旗的脸一下子变得通红，结结巴巴地说：“就是象娘和三叔那样被奶奶赶出门，我也会娶你。”
这是红旗第一次用带有同情和赞许的语气提到母亲和三叔。
年轻人多年来一直将此当成自己的耻辱，不仅没去过兆禄和花在村外瓜园边的住所，还绝口不提有关于此的话题。他曾在不同场所与母亲不期而遇过。这些相遇看起来纯属偶然，其实是花苦心安排的。
她曾为红旗从鸽场那间封闭的屋子里走出而激动地流了一夜的泪，而此前，花几乎对红旗失去了信心，认定红旗会在那间房子里呆一辈子。她在上工的社员队伍里，在年轻人聚集的地方，处处搜寻着红旗的影子，并以母亲独有的敏锐，在草桥沟边，在乡间的小路旁，等待着儿子的出现，但是每次见到红旗不仅没与他说过一句话，她还从儿子眼睛里看到了比怨恨更为可怕的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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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不认我这个娘了。”她向兆禄哭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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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禄蛮不在乎，他指着在地上嬉闹的三个孩子说：“只要你愿意生养，要多少我们有多少。”
兆禄的蛮力象他旺盛的性欲一样，丝毫没有因年龄的增加而有一丝衰退。他和花住进园屋子的第三年，瓜园已和其它地块一样碱得只长荆条疙瘩了。他于是学着社员们的样子，将数十亩的瓜园全部改造成了稻田，并挖出了一条引水沟渠。这项繁重的工作都是他自己干的，整整用坏了二十多张上好铁锨和十辆小推车。
数十亩稻子的收入使这个特殊的家庭丰衣足食。虽然他们的住所离蛤蟆湾子村仅隔几百米，但他们已与村人毫无联系。
不久前的一天，公社妇女主任刘兰青发现了这个单干户。她以公社干部的身份去过兆禄家，惊讶的不仅是这个家庭毫无集体观念，男女主人甚至还不知道政府已开始计划生育。花腼着圆圆的大肚子接待她，两个看上只差了一岁的孩子光着屁股在稻田时里戏水。
刘兰青将这一情况及时向公社党委、革委作了汇报。两天后，她再次出现在数十亩稻田边的两间小屋前时，身后跟着三名穿着军装的公社干部。刘兰青耐心地向男主人讲解政府的政策和公社的决定，但是不等她说完，兆禄已按捺不住了。
“你的意思是说，要把我这几十亩稻田归公？”兆禄冷冷地质问对方。
“是啊。”刘兰香没注意到兆禄的强烈反应，“还有，我今天还要正式通知你，你们生下这个孩子就不能再生了，政府的生育政策是最好生一个，最多生两个，按政策你们肚子的第三个已经不允许生了。”
兆禄被对方的话逗笑了。起初他以为一口一个“政府”的女人只是在打几十亩稻田的主意，没想到连生孩子的事也要管，他回答妇女主任说，地，你们也要不走，那是俺用铁锨和小推车改造过来的，至于生孩子那是自己家的事，谁不管不着。
刘兰香没想到粗大汉如此顽固透顶。她向兆禄发出警告：和政府作对没什么好下场。
“政府算个球？！”浑身的血液一时在兆禄的身体里沸腾起来，他把刘兰青的警告当成了对自己的公开挑衅，指着前屋蓄满清水的水缸，“政府就象这个瓷缸。”没容大家明白他的意思，他已双手把水缸举了起来，在水花飞溅中，兆禄将水缸摔成了瓦砾。
事后，刘兰青才明白蛤蟆湾子大队支部书记鲍文化不肯与她一起执行公社“两委”决定的原因。她暗自庆幸没象鲍文化那样被扔出那个是非之地。花却为此担心了好一阵子，试图劝男人不再要孩子了。可就在她生下老三的两个月后，在与兆禄不分昼夜如饥似渴的男欢女乐中，明白无误地感觉到，又有一个生命被种在了身体里。“生不生孩子得听老天爷的安排。”兆禄已把刘兰青不允许他们再生孩子的事忘得一干二净。
此时，蛤蟆湾子村人和整个河父海母之地所有村的居民一样，全都陷入了计划生育带来的恐慌里。恐慌首先来自对“结扎”一词真实含意的理解。这个新鲜的名词村人最先是从宣传计划生育的公社干部那里听来的，很快，村里几名妇女便成了这一名词的实践者。
她们全是村里已生下两个孩子的党员，显然是听从组织安排，为全村妇女做个样子的。她们胸前挂朵大红花被拖拉机拉往公社医院，仿佛是去完成一项光荣而神圣的使命。她们回村后向每一个探视者讲“结扎”的好处，说只要结了扎，夫妻间即使一夜做三次也保证不会再有怀孕和生孩子的麻烦。
当其他女人问“受不受罪”时，她们异口同声，说那只不过是动一个再小没有的手术，和蚊子叮一口没啥两样。
但是，这几名妇女说话时有气无力，一连十多天下不了炕。“结扎”一时成了村人议论最热的话题，这一新名词很容易被理解为“截闸”，不让女人生孩子就象把沟渠中涌动不息的水流截住。可很快，在结过扎的鲍文化妻子牛俊英和周婶发生争吵的一场对骂中，所有人对这个词才彻底理解，“结扎”只不过是被割、被阉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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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女人是因为一个水桶发生口角的。牛俊英在担水时发现自己的水桶底部漏水，想起前一天周婶曾借用过。她提着破水桶找上门要求对方以旧换新，说自己家的水桶一直好好的，肯定是周婶家借用时碰坏的。周婶根本不买书记夫人的帐，说自己送还时水桶好好的，并反问牛俊英，自己只不过让儿子担两趟水，怎么就能碰坏水桶。这时已引来了十多个围观者，牛俊英见周婶不认帐，话变得苛薄起来。她说谁知道你借水桶干过什么事儿，你不是用铁桶盛几斤面看过人家临过门的媳妇破没破身吗？这等于揭周婶的伤疤，因为就在不久前前还有不少人向她兴师问罪。
“你这个老劁头！”周婶把最难听的字眼骂了出来。她仿佛要借此渲泄自己长时间以来受人嘲讽的恶气，“你不是整天把结扎结扎说得天花乱坠吗？其实你这点破事根本用不着去医院，常三就是办这事儿的老把式，他年轻的时候一天能劁二十头母猪！”
这话把牛俊英骂得张口结和舌，最后哭着跑回家里，把周婶的话原原本本地讲给鲍文化听，希望男人能为自己出这口气。听完妻子的哭诉，鲍文化眼前一亮。他不仅没有因为妻子受到最为难听的辱骂而生气，还自以为找到了做通村人思想工作的突破口。
连日来，他隐隐觉出了村人对计划生育的冷漠和抵触情绪。在包括自己老婆在内的几名党员妇女结扎之后，尽管公社干部挨户做工作，却没有一个妇女再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