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无爱:中国另类孩子教育报告-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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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之二：见《北京晚报》1999年1月26日报道（记者张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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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生杀死亲生母亲
本报讯：一个十九岁的中学高三生在没有深仇大恨和严重矛盾的情况下，竟然用极其残忍的手段将自己的亲生母亲杀死后碎尸抛入湖中。昨天下午在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朱宇故意杀人案带给人们深深的思考。
在昨天下午的庭审中，旁听席上座无虚席，被告人朱宇被带上庭后，人们发现他还是一个脸上显露着稚气的男孩，然而当他用平静的口吻叙述所做的一切时，人们被深深震惊了。
今年十九岁的朱宇正在上中学，面临着高考，他的家庭物质生活优裕，父母都受过高等教育，对他寄予了厚望。然而去年3月，朱宇萌生了杀母的恶念。朱宇说他对母亲的不满是从1996年开始的，当时他父亲因肝病住院，后来终因病重去世，他认为父亲的病本来是可以救治的，但母亲怕花钱多没用好药，所以父亲才死。父亲死后，母亲与一个男人来往密切：朱宇认为母亲就是为了这个男人而不去救父亲，平时因朱宇的母亲对他学习管得很严，母子俩经常争吵。去年3月25日，朱宇交女朋友被母亲反对，两人又爆发了一场争吵，朱宇在这一天起了杀心。
朱宇找到同学崔楠，把杀母亲的想法告诉了他，让他帮助一起干。由于两人是好朋友，崔楠同意了。于是两人开始了周密的准备工作，朱宇翻阅了一些案例资料和有关人体生理解剖方面的书籍，接着买了一瓶镇定剂和一盒感冒冲剂。3月28日中午，朱宇的母亲匆匆从外面赶回家中，不顾自己感冒，准备帮助儿子温习政治，准备考试。朱字佯装关心母亲，就去冲了一杯感冒冲剂，他把碾碎的镇定药放在冲剂里，母亲喝了药，不一会感到很困，就进屋睡了。朱宇在屋外耐心等了一个多小时，直到母亲睡得完全没有知觉了，他和崔楠用早已准备好的尼龙绳猛勒母亲的脖子，又割开了她腕上的动脉，杀死了亲生母亲。
朱宇和崔楠将他母亲的尸体肢解了，第二天早上抛入一公园湖中。然后朱宇到派出所报案说他母亲失踪了。接着他找人打开了母亲放在家中的保险柜，拿出一张八万元的存单，兑换了现金，给自己买了BP机、手机等物，并且筹备着用这笔钱开一家咖啡厅，直到去年4月16日，他被公安机关怀疑并拘捕。
在庭审中，北京金桥律师事务所的何桂深律师担任朱宇的辩护人，他认为由于父亲过世，高考紧张，和家长缺乏交流，感受不到家庭温暖等原因，朱宇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严重的人格障碍，使思维意识逐渐偏离了现实，导致了他杀母的罪行。
朱宇的事同样引起了北京市广大市民的强烈反映，《北京晚报》在披露此事的那几天里电话不断，因为法庭审理此案时正值当年高考生紧张复习的最紧要关头。据值班编辑介绍，市民们的来电中，除了一部分人觉得朱宇这样连亲生母亲都要如此残忍地杀害，且杀害之后又采用恶毒的手段，必须严刑制裁外，很多人指出：朱宇杀母的根源正是朱宇的母亲太看重和逼迫儿子的高考学习。有位与朱宇同时正准备参加当年高考的学生在电话里对编辑说，像朱宇杀亲生父母的心他们同学中不少人都有。“因为大人们为了让我们考上大学，简直把我们当作牲畜一样对待，我就被父亲用皮带抽过好几回。当父亲在空中挥动皮鞭抽在我身上的时候，我真想拿起刀砍断他的手，并且在他知疼的那一刻再问他一声：我是不是你的亲生骨肉？如果是，你就不应该对我这样狠毒；如果不是，那你这样打我，我就可以杀死你，公安局找我算账时我不怕，因为我是在自卫……”一位高三同学用亲身的感受谈了自己对朱宇事件的看法。
在写到朱宇这件事时，朱宇这位只有十九岁的高中生，已受到了法律的严厉制裁。我与审理朱宇一案的法官和熟悉他的人进行了交谈，问他们朱宇杀母与他母亲对他的高考期望值太高，有没有直接和必然的联系。法官的回答非常肯定，因为朱宇自己“悔悟”时曾谈到，他母亲平时工作比较忙，对他的要求只有一个，就是学习要好。母亲在朱宇的父亲死后，有自己的生活打算，今后不可能跟儿子过一辈子。但作为对前夫的一个交待，儿子必须考上大学，也只有儿子考上大学，她才能既对得起死去的丈夫，也好重新安排自己后半生的生活，因此她对朱宇上大学的事逼得特别紧，甚至有种非考上不可的强烈和迫切的愿望。邻居介绍，朱宇从小聪明，脑子反应快，学习也不错，但因为他在交女朋友后成绩有所下降，他母亲就大发雷霆，不是采取正确的引导，而是逼得更紧，不许他放学后随便乱跑，星期天也不能随便出家门。朱宇认为，母亲这样对待自己，如果一旦高考不能录取，他不就成了母亲生活中永远的绊脚石了吗？母亲不就会采取更严厉的手段对付自己吗？与其母亲不要我活，还不如我先不让她活。就这样，在不懂法的前提下，朱宇便有了常人不可理喻的极端行为。
值得反思的是在朱宇的这起恶性案件中，还有一个凶犯是朱宇的同学崔楠。从案件的整个过程中，崔楠的行为也是让人不可思议。这位因为是朱宇的好朋友而参与了凶杀的高中生，除了哥们义气外，办案人员对他审讯时曾经问过他难道对参与同学杀母的严重危害性自己一点也不知道？崔楠道出过自己的心里话，他起初当然也害怕过，也动摇过，可当他问朱宇为什么杀母亲时，朱宇告诉他就因为母亲非要他考上大学，逼得他学习太紧，紧得简直不当是人这些话后，崔楠听后大有同感：日他妈的，天下父母一般黑。崔楠也在经历高考前的折磨和种种压力，正是朱宇的动机和想法使崔楠心底里仇视高考的那份不满得以以某种方式泄愤，于是也跟着当了回毁灭他宝贵一生的刽子手。
这实在是高考指挥棒下的人间悲剧。据有人调査证明，每年在高考前的半年左右时间里，全国约有近万人的应届高中生最后是被父母逼得离家出走，或与父母发生严重冲突致使造成伤害罪的不下百例（或者家长将儿女致伤致亡，或儿女忍受不了父母的高压而伤害父母。）如果加上中学和小学升学过程中造成的家庭成员间的相互伤害案件，那至少相当于每年都有近五万人永远地丧失了学习的机会，沦为无用之人……
这就是现实。活生生的严酷现实。
这活生生的严酷现实的制造者不是别人，恰恰就是那些期望儿女成龙成凤的父母亲。
写到这里，不知为什么，我的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个可怕的人名，他就是黑帮恶縻张君。杀人恶魔张君可以说是最没有人性的一个家伙，死于他手下的无辜者不下几十个，就是这样一位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在他即将走上断头台前却也道出了一段颇为动情的辛酸往事：
小时候，我家里太穷，日子过得很苦。我家有六姊妹，五个姐姐，同母不同父。姐姐她们出嫁后，也没嫁到富人家。家里还是穷，从小学到初中，我连白布做的新衣服也没穿过一次，全是穿姐姐她们穿下得的破烂货。后来我母亲生了病，一直无钱治，就去投靠在长沙城里的叔叔。在叔叔家，母亲坐了一下凳子，婶婶就马上过来用酒精擦了又擦。母亲受了侮辱，很伤心。后来我有枪之后就很想杀了婶婶，但又觉得是过去的小事，才放过了她。我母亲很苦，我很想让母亲幸福。14岁那年，我存了8毛钱，到街上买了一小块肉，因此給母亲蜣了一碗汤。母亲脸上露出了微笑，叫我好好读书，勤劳种地，自食其力。谁知这是母亲給我最后的遣言，第二天早晨她就上吊自尽了……母亲的死，使我失去了爱，失去了温暖，周围变得一片冷酷和苍凉。
读这段情真意切的话，谁能想象他竟出自一个杀人狂之口？张君的变态其实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心理因素。早在17世纪时，英国一位知名教育家约翰洛克先生曾说过一句名言：再有爱心的家长，即使他们的棍棒出于严管，可最后的结果总会适得其反。这句话其实并不深奥，但恰恰补充了中国传统教子秘方的后半部分的经验。我们中国也有一句老话，叫做严师出高徒，棍棒底下出状元。虽然无数经典式的例子可以证明中国的这两句老话能继续传世几千年，但其实它比英国教育家的教子方法少了一半内容，而正是这缺少的一半内容，使我们中国的孩子不知多受多少罪！
而孩子们多受些罪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像徐力、朱宇这样的孩子他们一旦在父母亲的强制专横下失去心理平衡时，后果便不堪设想。从已获知的材料看，像徐力和朱宇原先都不是坏孩子，他们即使在残害自己的母亲之后仍然表现出某种善良，可就是这样的品行尚健康的孩子，他们在向母亲举起屠刀时的残忍则令人沭目惊心，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太压抑了，而这种长期的压抑和苦闷不是别人给予的，恰恰是自己的亲人，因此他们更加无法忍受，终于有一天爆发。也许当这种制造压抑和苦闷的罪魁祸首来自于学校和外人时，他们可能还会表现出某种屈从，但当他们发现这样的罪魁祸首恰恰正是自己最亲的母亲时，他们从内心深处爆发的残忍与解脱心理变得尤为强烈和不可抑制。
谁之错？父母之过也。
中国是个仍处在发展中的国家，尤其是教育的发展还远不能满足多数人的愿望，上大学对多数人来讲，依然是个梦。即使有能力的人也要花尽难以估计的心血拼搏几番才能闯越独木桥，但普天下哪些望子成龙的家长们则虽知其事实，却又通常不明其理，把一个望子成龙变成了逼子成龙，这一逼便逼出了无数个徐力、朱宇式的孩子来，到头来，子没成龙，自个儿反落得命丧九泉的悲剧。
天下为父为母者，谁甘愿落得此般结果？可天底下还有多少为父为母者仍在高举着逼子成龙的屠刀，威胁着自己的亲生儿女？今年这个五一节我在家里赶写这部作品，休息时我打开了互联网，又看到了一则这样的消息：4月28日，山东费县梁邱镇34岁的农妇钱某因儿子不好好学习，一怒之下用毒药，将11岁的独生子毒死……看到这样的新闻，我的心头几天都直发闷，同时又急着想早早把这部作品完成。
拯救这样的孩子迫在眉睫。
第六章 天塌半边，我非入火坑不可？
天不能塌一半，就像人不能没有左手或右手一样。当一个完整的家庭存在的时候，你的孩子的心是完整的，你的生命也将是完整的。可是有人常常把这最基本和普通的道理忘却了。
你自然有权选择你人生的完整，你也有权选择你情感甚至是物质生活方面的完整，但一个真正完整的父母，一个完整的家庭——即使是重新建立的家庭和婚姻——应该首先考虑完整（你再婚前或者离婚后的孩子的完整生活），只有这样你才能获得真正的完整（自我的未来）。
谁都无权指责你的选择，任何个人的选择都属于自由范畴。但只有一种选择不可能是自由的，那就是你的婚姻和感情的重新完整不能建立在孩子的痛苦上。
2000年4月17日上午，山东烟台市芝罘区法院的法官们遇到了一件更为荒唐的事：
这天法官们正在忙着审理一件案子，突然门口溜进一位五六岁的小男孩，他的身边没有大人。开始法官们并没在意，以为哪家的调皮孩子玩耍到了这儿，可几小时过去了，这孩子还一直胆怯地留在法院门口，似乎有什么事，可又不敢说。
法官们便过来问孩子：“谁带你到这儿的？”
“是妈妈。”孩子说。
“那她现在到哪儿去了？”
孩子摇摇头：“她说让我找法官叔叔……”
法官们已经感到了奇怪，问：“为什么你妈让你找我们？”孩子又摇头。
“你现在想找到妈妈吗？”
孩子：“不。我想姥姥。”
法官：“你不想妈妈，光想姥姥？为什么？”
“姥姥好，妈妈不要我了……”
法官感到出了问题，这又是一个不幸的弃儿。
“你叫什么名字？”法官看来不管这孩子已经不行了。
孩子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他叫李海鑫。
“那你的爸爸在哪儿？他跟你妈还住在一起吗？”法官问。
“不，他跟我妈前几年离婚了。”
法官根据这位孩子提供的这些情况，迅速査阅了前几年离婚案中的李氏，马上找到了小海鑫父母离婚的存档。那民事书上写着：李海鑫的父亲李忠义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