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录-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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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不愿意再当这种西班牙式的情人的角色了，而且我又没有一只吉他，于是便决定写信给葛莱芬丽小姐。我本想直接寄给她的女友，可是我不敢；我觉得还是先写给葛莱芬丽小姐比较好些，因为我是先认识她的，经她介绍才认识了另一位，而且我和她也比较熟悉。信写完了，我就送到吉萝小姐那里去，这种通信办法是这两位小姐在我们话别时想出来并约定的。吉萝小姐以刺绣为生，有时到加蕾夫人家里去作活，所以有进出她家的便利。然而，选中这位信使我并不认为十分妥当，但是我又担心如果对人选过于挑剔，她们就找不到别的人了。再者，我又不敢说她对我还有自己的打算。如果她居然也象那两位小姐一样把我看成对象，我是会感到羞辱的。最后，我想有这样一个递信人总比没有好，我只得孤注一掷地去碰运气了。
我刚一开口，吉萝小姐就猜中了我的秘密；其实这并不怎么困难。先不说托她给一位少女送信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单凭我那愚蠢和为难的样子就把我的一切秘密都暴露了。大家可以想象，托她去办这件事，是不会使她感到十分愉快的，可是她接受了，而且忠实地完成了任务。第二天上午我跑到她家去，我得到了回信。我是多么想马上跑出去读这封信，并且尽情地来吻这封信呀！这都用不着说了。应当多谈几句的倒是吉萝小姐当时的态度，我觉得她所表现的安详与稳重是出乎我的意料。她有足够的理智来判断：以她那三十七岁的年纪，一双兔儿眼，齉鼻子，尖嗓门和黑脸蛋，和这两位如花似玉的美丽少女相抗衡，显然是处于不利地位的。她既不想破坏她们的事，但也不愿为她们尽力；她宁愿失去、也不愿为她们而留下我。
麦尔赛莱得不到她女主人的任何消息，前不久就有意回弗赖堡去。现在在吉萝的敦促下，终于做出了决定。吉萝不仅劝她回弗赖堡，而且还提醒她最好找个人把她送到家，并且建议要我送她。年轻的麦尔赛莱并不讨厌我，欣然同意了这个建议。她们俩当天就象事情已经完全决定了似地来和我谈。我对于这样随意支配我丝毫没有感到有什么令人不快的地方，而且马上就答应了；我认为，走这一趟充其量不过是七八天的事情。吉萝小姐却有她的一套想法，她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我不得不说明我的经济情况。她们也想到了这一点，麦尔赛莱答应担负我的路费；而且为了把担负我的费用节省出来，她还按照我的建议，决定先把她的小包裹寄走，以后我们就把旅程分为几段慢慢地步行。后来就这样做了。
我在这里谈到有那么多少女在爱我，心中很过意不去。但是由于我不能吹嘘自己在这些艳遇中得到过什么好处，所以我认为可以毫无顾忌地把真实情况谈出来。麦尔赛莱比吉萝年轻，又不象她那样什么都懂，从来也没有公开对我说过调情的话。但是她却模仿我的声音、我的语调，或者重复我的话，她对我表示了我理应对她表示的关切。而且，由于她天性胆小，一路上她最关心的事就是到晚上我们必须睡在一个房间里，显然，这种亲密的安排，对于在一起旅行的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和一个二十五岁的姑娘来说，很少能停留在这一点上。
然而这一次正是停留在这一点上。虽然麦尔赛莱并不令人讨厌，但由于我过分单纯，一路上我心中不但没有搞点风流艳事的打算，甚至根本没起过这样的念头；即使稍稍有这么一点念头，我也傻得不知该怎么办。我想象不出一个年轻姑娘和一个小伙子怎么会睡在一起的。我认为这种担惊受怕的安排需要几个世纪的准备。如果可怜的麦尔赛莱想用担负我的旅费的办法得到什么报答的话，她就失算了。我们和从安讷西动身时一样，规规矩矩地来到了弗赖堡。
路过日内瓦的时候，我谁也没有去看望，但是当我在桥上的时候，心里觉得异常难受。每当我见到这个幸福城市的城墙，或进入市区的时候，没有一次不由于内心过分激动而几乎不能自持。在自由的崇高象征使我的灵魂上升到美妙境界的同时，平等、团结、优良风尚的象征也使我感动得潸然泪下，一种强烈的后悔心情不禁油然而生，后悔自己不该失去这种种幸福。我曾陷入多大的错误啊，可是，我这种错误又是多么自然的啊！我曾经料想在自己的祖国可以看到这一切，因为我心里老怀念着这一切。
尼翁是我们必经之地。难道我过家门而不见见父亲吗？如果我真敢这样做，我以后会后悔死的。我把麦尔赛莱留在旅店，不顾一切地去看了我的父亲。唉！我以前的恐惧是多么没有道理呀！他一看到我，就把充满了他内心的爱子之情完全倾泄出来了。在我们互相拥抱的时候，流下了多少眼泪啊！最初，他还以为我是永远回到他身边来了。我对他谈了我的情况和我的打算。他只稍微劝了我一番，他向我指出我可能遭到的危险，并对我说少年的荒唐时期总是越短越好。不过，他并没有强留我的意思，这一点我觉得他做得对。但是，可以肯定，他并没有尽其所能把我留下。这也许是由于他看出我已不能从我走上的道路回过头来，也许是由于他不知道对我这样年岁的孩子到底应当怎样办好。后来我才知道，他对我的旅伴有一种十分不正确的、远离事实的看法，但这也是自然的。我的继母是个善良而稍微有点圆滑的女人，做出要留我吃晚饭的样子。我没吃；不过我对他们说，回来的时候我打算和他们多团聚些日子。我把由水路寄来的一件小包裹寄存在他们那里了，因为我觉得带着太累赘。第二天一清早我便动身了，我心里非常高兴，因为我看到了我的父亲，并且有勇气尽自己的义务。
我们平安到达了弗赖堡。当旅行快要终了的时候，麦尔赛莱小姐对我就逐渐不那么殷勤了，及至到达目的地以后，她对我就显得相当冷淡，再说，她父亲的生活并不富裕，也没特别招待我，我只好去住小店。第二天我去看他们，他们请我吃午饭，我也接受了。我们毫不依恋地道别。当晚我回到小店，第二天就走了，至于到哪里去我自己也不太清楚。
在我一生中，这是又一次上帝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过幸福日子的机会。麦尔赛莱是个很好的姑娘，虽无动人的姿色，可是长得一点也不难看，不十分活泼，却很聪明，有时也闹点小脾气，但是哭一阵子也就完了，从来不会因此而起更大的风波。她对我的确有意，我可以毫不费力地娶她为妻，并承袭她父亲的职业。我对音乐的爱好也会使我喜欢他的职业。这样，我便可以在弗赖堡安家立业；这个小城虽不太美，但居民都是十分善良的。毫无疑问，我会因此失去很大的享受，但我一定能够过一辈子平静的生活；而且我应该比谁都清楚，在这项交易中是没有什么可踌躇的。
我不想返回尼翁，而是要到洛桑去。我想欣赏那个美丽的湖，因为在洛桑看湖水，可以饱览无遗。支配我行为的内心动机大都不是很坚定的。远大的志向，在我看来总是那么渺茫，致使我难以行动起来。由于我对未来没有信心，总认为需要长期执行的计划是骗人的诱饵。我和任何人一样，也会抱有某种希望，但这必须是无需费劲就能实现的希望。如果这需要长期的艰苦努力，我就办不到了。所以，唾手可得的一点小小快乐对我比天堂的永久幸福的诱惑力还要大。不过，我对于事后一定会感到痛苦的快乐是不追求的，这种快乐引诱不了我，因为我只喜爱那些纯粹的快乐，如果准知道后来要追悔的话，那就不能算做是纯粹的快乐。
不管是哪儿，我急需找个落脚的地方，而且越近越好。我由于迷失了路，晚间到了木东；在那里，陈留下了十个克勒蔡尔以外，我把仅有的一点钱都花完了，第二天吃了一顿饭，那十个克勒蔡尔也光了。那天晚上，我到了离洛桑不远的一个小村庄。当时我身上一个铜板也没有，我走进一家小旅店，进去究竟怎么样，我自己也不知道。我饿极了，就装出大大方方好象完全能付钱的样子要来了晚饭。吃完了饭，我什么也不想就上床睡觉，睡得十分安静。第二天早晨，吃过早饭以后和店主人算了算账，共计应付七个布兹。我想把我的短外衣押给他，那个好心人拒绝了，他对我说，感谢天主，他从来没有扒过人家的衣服，也不肯为七个布兹破例，他要我留着我的外衣，等有了钱时再来还账。他的善心感动了我，但是，当时的感动实际上还不够，也远不如我以后回想起这事的时候感动得深。不久，我就托一位可靠的人把钱给他送去并向他致谢；可是，十五年以后，当我从意大利回来又路过洛桑的时候，我感到非常遗憾的是，我竟忘记了那个旅店和店主的名字。不然的话，我一定会去拜访他并以一种出自内心的真正快乐向他提起他那时的善行，还向他证明他那番好心并没有被忘掉。毫无疑问，在我看来，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而给人帮忙，就是比这再大，也不如这个老实人毫不浮夸、朴实而又厚道的行为更值得感激。
快要到达洛桑的时候，我心里就考虑自己所处的窘境，怎样设法摆脱穷困，不叫我继母看见我这副潦倒的样子。我把这次徒步旅行中的我比作刚来到安讷西时的我的朋友汪杜尔。我对这个想法十分兴致勃勃，不考虑我既没有他那样善于辞令，也没有他那样的才能，就硬要在洛桑做一个小汪杜尔，把我自己还不懂的音乐教给别人，自称我是从巴黎来的，其实我根本没到过巴黎。在这里，没有一所能使我在其中谋到个下级职务的音乐学校，而且我也不愿冒险混入内行的艺人中间；为了执行我那美妙的计划，我只好先打听哪里有既能住宿又花钱不多的小旅店。有人告诉我，有个名叫佩罗太的人，家里留宿过路客人。这个佩罗太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他非常周到地接待了我。我把预先准备好的一套假话向他说了一遍，他答应为我张罗，给我找学生，并且对我说，等我挣到钱以后才向我要钱。他定的膳宿费是五个埃居。这个数字本来算不了什么，可是对我说来就很可观了。他建议我开始时只入半伙。所谓半伙就是午餐只有一盘相当不错的浓菜汤，除此以外，什么也没有，到晚上可以好好吃一顿晚餐。我同意了。这个可怜的佩罗太以最大的好心肠百般关怀我，凡是对我有所帮助的事无不尽力而为。
为什么我年轻的时候遇到了这样多的好人，到我年纪大了的时候，好人就那样少了呢？是好人绝种了吗？不是的，这是由于我今天需要找好人的社会阶层已经不再是我当年遇到好人的那个社会阶层了。在一般平民中间，虽然只偶尔流露热情，但自然情感却是随时可以见到的。在上流社会中，则连这种自然情感也完全窒息了。他们在情感的幌子下，只受利益或虚荣心的支配。
我在洛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他把我的小包寄来了，并附了一封充满忠告的信。我理应从他的教诲中得到很好的启发。我在上面已经谈过，有时候我的理智竟处于一种不可思议的错乱状态，使我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下面又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要了解我晕头转向到了什么程度，我使自己汪杜尔化（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到了什么程度，只要看看我这时干了多少荒唐的事就够了。我连歌谱都不认识就当起音乐教师来了。固然，我曾和勒·麦特尔一起呆过六个月，我受到过一些教益，但这六个月是不够的，何况我又是跟这样一位大师学的，注定是学不好的。我这个日内瓦的巴黎人，新教国家的天主教徒，认为必须更名改姓，就象我曾经改变宗教和祖国一样。我总是在尽一切可能使自己和所模仿的那个人物相似。他叫汪杜尔·德·维尔诺夫，于是我便把卢梭这名字改拼为福索尔，全名为福索尔·德·维尔诺夫。汪杜尔虽然会作曲，却从不夸耀这个；我本不会作曲，却向人人吹嘘自己会作曲。我连最简单的流行歌曲都不懂，却自命为作曲家。这还不算，有人把我介绍给一位法学教授特雷托伦先生，他喜欢音乐，经常在家里举行音乐会；我想给他一个可以显示我的才华的样品，于是我竟冒失地装出真会作曲的样子，为他的音乐会作起曲来。我为这一优秀作品一直干了两个星期，誊清、标定音部、满有信心地划分乐章，好象这真是一出音乐艺术的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