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报仇看电影-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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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史

张柏芝

张柏芝复出，以一千万的片酬，接下黄百鸣电影《最强事》，却辞演对她有提携之功、知遇之恩的尔冬升的电影《大魔术师》（尚未上映），港媒爆出猛料，说张柏芝与尔冬升合作告吹的真正原因，是张柏芝“坐地起价”，尔冬升因此在背后大骂她“忘恩负义”和“反骨”。两边都否认这传言，张柏芝经纪人称“没有这样的事”，但尔冬升多年好友兼搭档方平的一番话却显得意味深长：“老实说，大明星哪个不贪钱？。。现在所有的大明星都那么贵，我们这些幕后很惨的。”

方平的不平之感，自有来历，三年前，张柏芝的片酬，不过三百万，三年后，却暴涨三倍。有人将此归结为有号召力的女演员的稀少，以及张柏芝在隐私照事件中的刚烈表现对她影响力的提升，当然，她的进化、她的不可复制性，是她片酬暴涨的原因，只是，将这种分析放到明星片酬纷纷暴涨、广电总局甚至表示要限酬的背景下，仍然不算完整，完整的原因，或许是，有定价权的明星，要在通胀的时代，重新确定自己的价值。

一部金钱史，就是不断重新确定价值的历史。要想更方便地窥看这过程，明星片酬，真是个很好的样本——他们的钱，总是在明处，而且总是最先被时代起伏所影响，顶级明星的片酬，则是这个样本里最敏锐的部分——他们往往是重新定价的领头人。

1915年，卓别林的片酬，达到一百万美元。这个标准维持了好些年，有起伏，但起伏不大，直到1963年，伊丽莎白·泰勒在这一年，凭借《埃及艳后》创造了新标杆，她拿到了一百万美元片酬。十年后，马龙·白兰度因为《巴黎最后的探戈》，拿到了三百万美元。

此后，却是急弦繁管，片酬增加的速度，越来越快。1991年，施瓦辛格凭《魔鬼终结者2》，获得了史上最高片酬——一千五百万美元，这个纪录迅速被刷新，1996年，哥伦比亚为金·凯瑞的《王牌特派员》开出了两千万美元的片酬，让他成为两千万俱乐部第一位会员。大牌演员参与票房分红也渐成常态，到了2010年，《福布斯》列出的好莱坞收入最高的十大男女演员，排在第一位的约翰尼·德普和桑德拉·布洛克的收入，分别是七千五百万美元和五千六百万美元。这个收入不是单纯的一次性片酬，还包括了票房分红和广告收入，但显然，顶级明星的金钱标杆，已经越来越高了。

世界大同。中国影人，也在不断用数字来确认自己身处何世。上世纪三十年代初，银元时代，“明星”公司给胡蝶的月薪是两千元，已属天文数字，当时的糙米是十四块银元一石（二百二十市斤），而在上海税务部门供职的胡蝶的父亲胡少贡的月薪也不过六十元。四十年后的七十年代，邵氏最赚钱的男星岳华的片酬是三万港币，谢贤在他最红的八十年代的片酬是四万港币，而当时，尖沙咀山林道的房子，一套不过三万六，随后，经济增长，通货膨胀，明星片酬三百万、五百万地涨上去，到了2010年，一线男星甄子丹的片酬已是两千万人民币，张柏芝的一千万片酬，显然是有来由的，并不能算悍然出世。只是，一千万片酬所能保证的生活水准，恐怕也不比胡蝶的两千元高出多少。

通胀也并不是孤零零地来的。《现代：从1919年到2000年的世界》一书提到《凡尔赛和约》之后发生在德国的超级通货膨胀时，这样说：“这样一种动乱肯定会引出政治结果。”恶性通膨的年代，通常也是动荡年代，人们不但要抵御通膨，还要抵抗时局造成的各种意外损失。还是胡蝶，在1941年，日军占领了香港之后，为了逃避日本人的控制，匆忙逃离香港，逃离前，将自己拍片积累的财富，装进三十只箱子，托奇女子杨惠敏运回内地，却不幸遭劫，经此重创，胡蝶大病一场，随后再度复出拍片。

“一个人需要隐藏多少秘密，才能巧妙地度过一生”，这是网络流传的疑似仓央嘉措诗，又有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流行歌《追赶太阳》的歌词：“为了追赶太阳，我跨上一朵红云彩”，如果把两个句子里的关键词改为“通胀”，似乎也无比通顺。人生太长了，而且没有一劳永逸，这世界有的是手段，刺激人们以不停的劳动，来供养它的繁荣，南方人常说的“手停口停”，虽然悲摧，却到底无怨无怒，因为那是人生真意。

如何造就一个蛇蝎美女

《愈堕落愈英雄》一九九八年

《愈堕落愈英雄》是拍给我这等影迷看的电影。像电脑游戏，在各个环节上都是高度控制的，机关铺在何处，宝物藏在哪里，让普通人迷惑，却刚好让熟手看出来，并因此获得破解的快乐。《愈堕落愈英雄》里的玄机，是一种近乎明白无误的玄机，包括那点意趣溢出到什么地步，都是预先设计好的，只为让我这种水准的影迷“把它找出来”，并得到共鸣。

《愈堕落愈英雄》得益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香港电影对“男性情谊”的大力普及，貌似是对江湖语境下“男性情谊”的进一步探讨，但它对女性的态度，倒更接近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黑色电影（filmnoir），是对黑色电影诸多要素的沿袭和夸张。

全片沉浸在一种故意设计出来的厌女症氛围里，不但故事主线以“男性义气”为掩护，夸张地表达出厌女恐女情绪，连角角落落里的宣讲机会都没放过，小混混“泡错妞”得了性病，大佬因为“泡错妞”导致输钱，两位主人公冷森和一条被阿玲陷害，一朝沦落，江湖上人人奔走相告：“女人是用来骗的，千万不要爱她们”，有一种特别令人忍俊不住的、故意制造出来的、强调得过了头的惶惶然气质，半真半假，特别可爱。

负责在明处担任欲望投射对象的一条，时刻不忘表达他的“阉割恐惧”——对男性气质丧失的恐惧，他既对自己和冷森的亲密怀有懵懂的隐忧，害怕那会有损于自己的男性气概，因此要用夸张的猎艳行动进行掩盖，却又矛盾地发下这样的毒誓：“谁不讲义气，谁就性无能”，然而，影片的氛围就是要揭发他的可能性，把他逼到另一个阵营里去，不但要用女性的背叛、诡计、毒辣、无情无义，彻底毁灭他的男性自信，还要让男性帮助他获得重生。最后，他用自己和阿玲定情的戒指扣动了扳机，观众于是满意了。

阿玲充当的是黑色电影必备的“蛇蝎美女”（femme　fatale），她像所有的蛇蝎美女一样，是恋物的、人造的、浓艳的，影片派给她的是暖色调——这被认为是“病态和腐败”的色调，而且随着她毒辣程度和势力的增长层层推进。她起初被粉红浅白围绕，和一条在一起之后，甚至一度拥有了冷色调，背叛之后，得势之余，属于她的色彩日趋浓烈，青绿的眼影，深紫的指甲，黑色的假发，蛇鳞一样的衣服，还要配上红色丝绒的沙发作为背景，以及烟和酒作为道具。属于她的音乐，则是圣咏风的吟唱，是反讽，也是悲悯、救赎。与她相对的，却是一个纯白的世界，一条、冷森、阿晶始终穿白衣服，冷森去精神病院救一条那段，当一条睁开眼，不论光线还是色彩，都刻意纯白，仿似天堂。

更重要的是，阿玲具备蛇蝎美女形象的最重要特质，来历不明，身世和情感都含混不清，不表达完整的人的属性，这一切，为的是阻止观众对她产生同情。而一条和冷森不但呈现立场鲜明的情感世界，而且有母亲和儿子，拥有一个完整的人的全部根系。

凡事一旦故意到刻意的地步，就必然有个目的。王晶以一个热烈的花国大王的形象，突然进入“男性情谊”的领地，实在耐人寻味，何况又这样处处刻意。大概，他是要用对黑色电影的刻意戏仿，嘲笑八十年代以来，在“男性情谊”表达上，那种放不开手脚的、扭扭捏捏的、曲折迷离隐晦的作风，所以，不但片名山寨关锦鹏的《愈快乐愈堕落》，片头也续接《愈快乐愈堕落》的结尾，还要请出陈锦鸿，让他从《愈快乐愈堕落》里文质彬彬的小职员，变身放浪的杀手。不过，这也正是卖腐的现实处境：或者是支离破碎的写实，或者直白酣畅，但却是神话，总之，都知道石头大，要走，却要绕着走。

中年周慕云的太虚幻境

《2046》二零零四年

若曹雪芹登上《百家讲坛》，讲解自己创作《红楼梦》的心得，会是一种什么情形？林黛玉其实是谁家的小姐，王熙凤聚合了哪几个人的性格命运，现实中的史湘云最后下落如何，在西山黄叶村陪着自己写小说的，到底是麝月还是湘云。。不，这样还不够有趣，更有趣的是，如果，他能用另一部小说来解说自己如何创作《红楼梦》。

就像历史上那些用小说来说明自己如何写小说、用电影来剖解自己如何拍电影的精妙之作——我一向对这种作品情有独钟——那真是偷艺的最佳时机。伊恩·麦克尤恩的《赎罪》其实是一部隐秘的作家成长史，斯蒂芬·金的许多小说，也不过是恐怖故事掩盖下的小说创作谈，《阮玲玉》呈现的是关锦鹏如何搭建电影结构，昆汀·塔伦蒂诺的《无耻混蛋》呈现的是他对电影的欲求。或者戏中戏，或者模糊现实和虚幻的界限，务必要把创造过程和创造物放在同一个展台上，原型怎么来的，细节如何构建，世界观怎么形成的，全都历历在目，在最初的素材和最终成型的作品的落差里，叙述的诡计无处遁形，矫饰和润色的过程也水落石出。秘技在身的人，没有一个肯衣锦夜行，把秘密带给蛆虫，总得以一种较为曲折的方式，讲述自宫和葵花神功之间的辩证关系。

当然，曹雪芹没能来及这么做——彼时的小说观还没有先进到这一步，但王家卫却用《2046》这么做了。《2046》里，看得到王家卫从前电影里的许多影子，《花样年华》、《堕落天使》，乃至《春光乍泄》，都在《2046》里面还魂，是王家卫倦了？不，这样一遍遍复写、仿拟，让那盏路灯比上次旧一点，让女孩子躺在床上的姿态似曾相识，让男人和女人以何宝荣和黎耀辉的姿态情境出现，让每句话似乎都有点前因，只是因为，《2046》是总结，是剖解，是自陈，是创作谈，周慕云的作家身份，就是为了方便这种总结，他的观察，他的剖析，都是一个创作者的自剖和示范：他所看到的一切，会经过怎样的提炼、升华、伪装，他所经历的爱情，在他眼里是什么样貌，又会以什么方式被他讲述。

那种讲述，是苍凉的，哀伤的，但却也是顽皮的，所以，现实中的旅馆女儿和下南洋的登台女，会成为未来列车上的机器人。这种亦庄亦谐，提示着那个讲述者的存在和性格中幽暗的幽默。

之所以能由《2046》联想到《红楼梦》，是因为它们有着相同的讲述动机，生命中的女人，记忆里的盛景，被供奉在生祠里，供中年之后的失魂落魄的幸存者，在西山黄叶村或者颓败的旅馆里慢慢咀嚼和回忆，渐渐酝酿成女性和往昔时光的颂歌，颂歌里的女性，是哀伤的、被命定的命运笼罩着的，看得见过去和将来，但却是美丽的、不老的，曹雪芹让她们成为永远明艳的神仙妃子，而周慕云让她们成为永远的机器人，在他们的太虚幻境里，被一次次重温。由真至幻，是对她们的慰藉，也是对他们的安抚。而实际上，她们老了，她们在天涯，此地只有无限思量，徒留怅惘，在扑朔迷离的讲述里，透露一星半点，而之所以节制、迷离，只是因为，不肯承认回忆的重要性是最后的一点自尊。

给小狗的一朵玫瑰花

《爱与狗同行》二零零八年

拍摄以狗为主人公的催泪电影，一直是日本人的长项：《导盲犬小Q》、《八千公物语》、《柴犬奇迹物语》、《我和狗狗的十个约定》。。每年如果没有一部催泪的“狗电影”，日本电影人的年度总结就缺了一块。现在我们也有了一部“狗电影”，这就是由香港电影导演陈安琪拍摄的纪录片《爱与狗同行》。

纪录片《爱与狗同行》的主旨，是爱与失去，导演陈安琪拍它的原因，也是因为失去，陪伴了她十六年的小黄狗，终于衰老直至死去，她除了不停为它录影，多留下一些与它有关的影像，没有别的办法控制这局面，扭转这如期而至的失去。在它临死前最后一年留下的影像里，它已老眼昏花，走路都要撞墙。失去，在刚刚得到时，在尚还拥有时，已经潜伏，已然注定。

陈安琪由此开始思索，什么是生，什么是死，什么是失去，在一只小狗身上，有人生的哪些映像？我们该如何面对爱与失去？她于是与大导演严浩（或许你还记得他导演的《似水流年》、《滚滚红尘》）合作，遍访包括黄贯中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