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那些范儿-第1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孪铩罚故恰吧傩±爰依洗蠡兀缫粑薷镊廾ァ保ê刂隆痘叵缗际椤罚伎梢杂谩镀炕ā返谝徊糠值男衫闯�
赵元任的早期爱国歌曲《尽力中华》，是利用传统音调推陈出新很有创造性的一例。这首歌曲唱的是“焰口调”。童年时代的赵元任住在无锡乡下，经常有丧事人家请和尚到家里去“拜忏”三天，“追荐”死者；其中有一天做的法事，白天是“斋王”，晚上是“施食”。施食时搭起高台，老法师和众和尚坐在台上，念念有词，唱着一个小孩子们很喜欢听的曲调，呼唤四方饿鬼“来受甘露味”。这个很好听的曲调就叫“焰口调”——“焰口”是佛经中饿鬼的名称。后来他进了小学，老师教他们唱《尽力中华》，唱到“啊中华，啊中华”时，小赵元任觉得这个曲调似曾相识，感到十分亲切，所以特别爱唱这首歌。令人惊奇的是，这个带有神秘气息的曲调，竟能和“听我们同唱中华”的爱国歌词配合得天衣无缝，丝丝入扣。
在音乐上有绝好听力的说法，赵元任大概就是有绝好听力的人。有一次他到西湖游玩，忽然看见湖上有个木鱼店。这个店开设在湖上，赵元任忽发雅兴，棹了一叶轻舟，到店里去选购。他左敲敲，右敲敲，不一时选了十来个。只见他一手持一根木鱼槌，竟敲出宫、商、角、徽、羽诸般声调。他两手互击，挥洒如意。一曲奏终，竟是当时很流行的一首歌《教我如何不想她》。
赵元任在音乐领域的主要成就表现在音乐作品及音乐理论方面。在大学期间，他就开始创作曲子。“五四”时期，赵元任创作了大量的新音乐作品，他和陈田鹤等人给当时的新诗歌配以新音乐，使音乐作品呈现出全新的面貌，把中国音乐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赵元任音乐作品中音乐界评价最高的是他在“五四”时期创作的《新诗歌集》，《教我如何不想她》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首。
赵元任试图把民族风格与西洋音乐技巧结合起来，他大胆的探索，为现代音乐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的音乐创作，得到音乐界的高度评价，萧友梅在介绍赵元任《新诗歌集》时称其是10多年来最有价值的作品，赵元任是中国的舒伯特，说这种舒伯特派的艺术歌曲“替我音乐界开了—个新纪元”。
赵元任提出的建设中国现代音乐的理论，事实已经证明是正确的：简谱、五线谱早已代替了工尺谱；ABCDEFG也早已代替了五音的说法；和声以及许多西洋音乐的作曲技巧已经在中国民族音乐中广泛运用。西洋音乐与中国音乐的结合，给中国民族音乐走向世界带来了新的希望。
赵元任在音乐方面的活动大部分是业余的，但是由于他的音乐创作紧随时代前进的潮流，反映了“五四”以来一代要科学、要民主、要改革的社会进步人士的思想感情，因此很有影响。赵元任极富创新的性格，在音乐的理论和作品方面也打下了他创新的深刻烙印。
“言有易，言无难”
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出自于赵元任门下。当时赵元任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并列为清华四大导师。王力1926年夏考入国学研究院，同班32位同学只有他跟赵元任学习语言学。他对赵元任的音韵学课十分感兴趣。受赵元任影响，后来他去法国学习语言学。王力的论文《中国古文法》，梁启超给予很高的评价，并写有“卓越千古，推倒一时”的评语。赵元任却专找王力论文中的毛病。王力的论文中在谈到“反照句”和“纲目句”时，加上了“反照句、纲目句，在西文中罕见”的附言。赵元任看到这个附言后给了如下批语：“删附言！未熟通某文，断不可定其无某文法。言有易，言无难！”在赵元任看来，绝对不可以根据看过的部分材料就轻易地下结论。
王力当时虽然采纳了导师的意见，但是对“言有易，言无难”的深刻含义并没有深刻领悟。不久，他又写了一篇题目为《两粤音说》的论文，赵元任把这篇论文推荐发表在《清华学报》上。文中说广州话没有撮口呼。当时赵元任还没调查过广州话，没有把握断定有无，但他仍然记着这件事。1928年赵先生到广州进行了方言调查，发现广州话没有撮口呼的结论是错误的，立刻给在法国学语言学的王力写了一封信，信中以“雪”字为例，证明《两粤音说》的错误。王力至此才真正理解了“言有易，言无难”这六个字的含义，并从此将赵元任的六字批语作为座右铭。
一天晚上，陈寅恪、吴宓与赵元任夫妇闲谈，赵元任忽然问吴宓：“雨僧，你怎么老是叫陈寅ke是陈寅que？”吴宓非常诧异，反问道：“大家都叫他寅que，难道不对吗？”陈寅恪微微一笑：“大家都那么念，我也没办法。”赵元任严肃地说；“总要有个标准。这个字就是该念ke，我是在民国十三年才发现寅恪自己拼写德文，写作YinkoTshen的。寅恪是谦谦君子，不好意思纠正别人。但是我是喜欢咬文嚼字的。这个字念错了，以讹传讹，可不得了。”
陈寅恪的“恪”字，的确应该念ke而不是que，只是因为陈寅恪的江西口音比较重，所以不少人都跟着他错了。王国维和赵元任都喜欢音韵学，两人早年都曾熟读《说文解字》。王国维曾说，识字自《说文》始。要成为大学者，没有哪个不用心钻研的，这正是他们能做大学问的基础。
在康奈尔大学研究院毕业前夕，赵元任与同校的中国留学生胡适、胡明复等人筹划成立中国科学社，并创办了《科学》月刊。月刊于1915年1月正式出版，这是中国最早的综合性科技学术刊物。赵元任在第一卷第一期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和音乐作品《和平进行曲》。1915年10月，中国科学社正式成立，任鸿隽任会长，赵元任担任书记。这个社团后来发展成为组织完善的科学社，当大多数活跃分子毕业归国之后，科学社迁到上海，一直办到1950年。为了出版《科学》会刊，会员们要用从奖学金中节省钱，来支持这个刊物。有一段时间，赵元任只能以汤和苹果饼作午餐以节省更多的钱，以致得了营养不良症。
1915年赵元任获得了哈佛大学乔治与马莎·德贝哲学奖学金，到哈佛大学开始了为期3年的攻读哲学博士学位的紧张学习生活。在哈佛研究院的日子里，赵元任继续研究语言学，他选修了《言语学入门》，还选修了梵语。这时他养成了一种漫步思考问题的习惯，经常边走路边思考问题，甚至路遇熟人也看不见，看起来像个心不在焉的教授，因此获得了“Prof。”的外号。此外，他还经常到麻省理工学院听中国朋友讲方言，并向他们学习。
1918年5月份，赵元任获得了哈佛谢尔登博士后旅行研究奖学金，到芝加哥和加州的柏克莱继续深造和研究。后来转移到加州，健康状况开始好转，但是诊断证明他患了胃下垂。这一时期，赵元任在病理、心理和生理方面时常出现不安与波动。经过反复思考，他决定回母校——清华教物理。
赵元任在大学读书时选修的课程很广泛，并且他学一门，钻一门，精一门，并不因为是选修课就马虎敷衍。他选修德语课，课外他还通过函授学习语法。法语函授采用“听——说”的教学方法，作业通过录音寄给老师听并由老师纠正。他非常欣赏这种教学方法。于是他采用自己跟读私塾时的方法，大声朗诵和背课文，最后他的考试成绩获得“优”。
1920年下半年，罗素来华讲学，由于罗素讲学涉及到高等数学、逻辑学、哲学等多门知识，一般人很难胜任翻译工作，所以学术界名流蔡元培、丁文江等人都出面与清华学校当时的负责人金邦正交涉要“借”赵元任担任罗素的翻译。校长同意让王赓代课，赵元任得以陪同罗素到各地去讲学。一路上他又学会了几种方言。每到一个地方，他就用当地方言把罗素的话翻译出来，罗素非常满意。赵元任与罗素因此建立了终生的友谊。
1922年春季开学后，赵元任在哈佛大学开设了中国语言课。他以前曾经开过数学、物理、哲学、心理学等课程，在国外开设中国语言课还是第一次。考虑到通过认识方块汉字来学习中文及语言，自然是一种正规经典式办法，但是需要的时间很长，对于外国人尤其困难。他将自己学习语言时“目见不如耳闻，耳闻不如口读”的方法，贯彻于他教授外国学生学习中国语言的过程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新人物的新式婚姻
14岁那年，赵元任大姑婆告诉他，他就要和一个姓陈的女孩订婚了，他在日记上记载说：“婚姻不自由，我至为伤心。”后来这个婚约终于解除，“我和这个女孩订婚10多年，最后我终于得到自由。”
1921年，32岁的医学博士杨步伟与赵元任结婚。二人别出心裁，先到中山公园格言亭——当年定情的地方照张相，再向有关亲友发了一份结婚通知书，声明概不收礼。下午一个电话把胡适和朱徵请到家中，然后杨步伟亲自掌勺，做了四碟四碗家常菜、掏出一张自己写的结婚证书，请他们俩做证人、签字。为了合法化，贴了四角钱印花税。
然后，赵元任和杨步伟将格言亭的照片和结婚通知书一起寄给亲友，一共寄了400份左右。相片上刻的格言是“阳明格言：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丹书之言：敬胜怠者昌，怠胜敬者灭”。寄给亲友的通知书上，他们说：“赵元任博士和杨步伟女医士十分恭敬地对朋友们和亲戚们送呈这份临时的通知书，告诉诸位，他们两人在这信未到之先，已经在1921年6月1日下午3点钟，东经120度平均太阳标准时，在北京自主结婚。”并且声明：“除了两个例外，贺礼绝对不收，例外一是书信、诗文，或音乐曲谱等，例外二是捐给中国科学社。”在结婚书上定的结婚时间，他们其实是正在邮政局寄发通知书和照片呢。
胡适回忆那晚写的话：赵元任常到我家来，长谈音韵学和语言罗马化问题，我们在康奈尔读书的时候就常如此。以后我注意到他来的没有那么勤，我们讨论的也没有那么彻底。同时我也注意到他和我的同乡杨步伟（韵卿）姐时常来往。有一天，元任打电话给我，问我明晚是不是有时间来小雅宝胡同四十九号和他及杨小姐，还有另一位朋友朱春国（湘姊朱徵的号）小姐一块吃晚饭。城里那一带并没有餐馆和俱乐部之类用餐的处所，我猜想是怎么一回事。为了有备无患，我带了一本有我注释的《红楼梦》，像礼物一样，精致地包起来。为防我猜错，在外面加包一层普通纸张。那晚，我们在精致小巧住宅里，吃了一顿精致晚餐，共有四样适口小菜，是杨小姐自己烧的。饭后，元任取出手写的一张文件，说要是朱大夫和我愿意签名作证，他和韵卿将极感荣幸。赵元任和杨步伟便这样结了婚。我是送给他俩礼物的第一人。
第二天，晨报以特号大字标题《新人物的新式结婚》。后来赵元任问罗素先生，我们的结婚方式是不是太保守，他答称“足够激进”。威斯康星州威廉斯贝夜可思天文台的比斯布罗克教授接到了赵元任的英文通知书，就贴在天文台的布告牌上，让他的同事们看1921年6月1日下午3点钟东经120度平均太阳标准时，发生了何种天文现象。于是赵元任杨步伟的结婚成了一种“天文现象”。
赵元任是一个地道的文人。“天性纯厚，道德风采，有修养，对人和蔼可亲，从不与人争长短，语言风趣”，是谦谦君子。杨步伟言行却具男性的雄风，“天性豪爽而果断，思想灵敏，心直口快，无话不说”。其慷慨正直、热心助人是有口皆碑。
1946年6月1日，乃是赵元任夫妇银婚纪念日（25周年），胡适是赵元任夫妇的证婚人，这天却因故没能亲临祝贺，寄来贺诗一首（《贺银婚》），“蜜蜜甜甜二十年，人人都说好姻缘。新娘欠我香香礼，记得还时要利钱。”
1961年，在他俩结婚40周年纪念会上，有人将赵元任做学问的求实精神比之《西游记》的唐僧玄奘，说玄奘之所以能成功，应归功于观世音菩萨的保护，杨步伟就是赵元任的观世音菩萨。赵元任一生的成就和贡献，的确也是与杨步伟的帮助和鼓励分不开的。1973年6月，他们伉俪作了一次阔别故土后的首次大陆游。周总理、郭沫若、竺可桢等接见了他们。在受到周恩来长达3小时的亲切接见时，杨步伟竟充当了主要角色。赵元任对周总理诙谐地说：“她既是我的内务部长，又是我的外交部长。”
1971年6月1日是赵元任夫妇的金婚纪念日（50周年），二人又各写《金婚诗》一首，押胡适《贺银婚》原来的韵。杨步伟女士写：“吵吵争争五十年，人人反说好因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