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手孔子,右手老子-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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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节：第二章 孔子的一生（15）
楚昭王想把七百里大有居民里籍的地方封给孔子。楚国的令尹子西（即公子申，昭王之兄）阻止说：“大王使臣出使到诸侯各国的，有像子贡这样称职的吗？”昭王说：“没有。”子西又问：“大王左右辅佐大臣，有像颜回这样贤能的吗？”昭王说：“没有。”子西又问：“大王的将帅，有像子路这样英勇的吗？”昭王说：“没有。”子西再问：“大王各部主事的臣子，有像宰予这样干练的吗？”昭王也说：“没有。”子西接着说：“况且我们楚国的祖先在受周天子分封时，名位只是子爵，土地是跟男爵相等的方五十里。如今孔丘遵循三皇五帝的遗规，效法周公、召公的德业，大王如果用了他，那么楚国还能世世代代公然保有几千里的土地吗？想当初文王在丰邑，武王在镐京，以百里小国的君主，两代经营终而统一天下。现在孔丘如拥有那七百里土地，又有那么多贤能弟子辅佐，对楚国来说并不是好事。”昭王听了就打消封地给孔子的念头。这年秋天，楚昭王死在城父。
楚国装狂自隐的贤土接舆，唱着歌走过孔子的车前，他唱道：“凤呀！凤呀！你的品德身价怎么这样低落？过去的已经无法挽回补正了呀！可是将来的还可以来得及避免的。罢了！罢了！现在从政的人都是很危险的啊！”孔子下了车，想和他谈谈，他却快步走开了，没能跟他说上话。于是孔子从楚国回到了卫国。这一年，是孔子六十三岁，也是鲁哀公的六年。
第二年，吴国和鲁国在缯（今山东峄县境）的地方会盟，吴王要求鲁国提供百牢（牛羊猪三牲俱备曰一牢）的礼献。吴太宰嚭召见季康子，康子就请子贡前去应对，经子贡据理力争才得免了。
孔子说：“鲁、卫两国的政事，真是兄弟一般的情况。”这个时候，卫君出公辄的父亲蒯聩不能继位，流亡在外，这件事诸侯屡次加以指责。而孔子的弟子很多都在卫国做官，卫君辄也想要孔子来佐理政事。子路就问孔子说：“卫君想要老师去帮他掌理政事。老师打算先做什么？”孔子说：“那我必定要先端正名分吧！”子路说：“有这回事吗？老师太迂阔不切实际了！有什么好正的？”孔子说：“你真是鲁莽啊，仲由！要知道名分不正，说出来的话就不顺当；说话不顺当，政事就没法成功；政事不成功，礼乐教化就不能推行；教化不能推行，刑法就无法适中；刑罚不适中，那老百姓就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所以君子定下的名分，一定是可以顺当说出口；说出了的话，一定可以行得通。君子对他说出来的话，要做到没有一点的苟且随便才行。”
又过一年，冉有为季氏率领军队和齐国在郎亭（在今山东鱼台县东北）地方作战，把齐兵打败了。季康子对冉求说：“你对军事作战的事，是学来的呢？还是天生就懂的呢？”冉有说：“是向孔子学的。”季康子说：“孔子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冉有回答说：“想用他，要有光明正大的名分；即使向百姓公开宣布，或明告于鬼神，都要是没有遗憾的。如果是像我目前所到的这种情况，就是把千社（《索隐》：二十五家为社）这么大的地方给他，我们的老师也不会接受的。”季康子说：“我想召请他回来，可以吗？”冉有回答说：“如果真想召请他回来，就要信任他，不可让小人阻碍他，那是可以的。”这时卫大夫孔文子想攻打卫文公的后人太叔疾，向孔子问计。孔子推说不知道，随即招呼备车就离开了。说道：“鸟是选择树林子来栖息，树林子哪能选择挽留他。”正好季康子赶走了公华、公宾、公林这几个人，备妥了周到的礼节来迎接孔子，孔子就回到了鲁国。
孔子离开鲁国，一共经过了十四年的时间才又回到鲁国。
鲁哀公问孔子为政的道理，孔子回答说：“为政最重要的是选任好的臣子。”季康子也问孔子为政的道理，孔子说：“举用正直的人来矫治邪曲的人，这样就能使邪曲的人也变为正直的了。”（《论语·颜渊》篇作孔子答樊迟问知之语）季康子忧虑国内的盗贼多，孔子告诉他说：“如果你自己能够不贪欲，就是给予奖赏，人们也是不去偷窃的。”然而鲁国终究是不能用孔子，而孔子也不求出来做官。
第30节：第二章 孔子的一生（16）
在孔子的时代，周朝王室已经衰微，而礼乐的制度教化也废弛了，诗书典籍零散残缺。于是孔子探循三代以来的礼制遗规，厘定书传的篇次，上起唐尧、虞舜之间，下到秦穆公止，依照事类秩序加以编排。他说：“夏代的礼制，我还能讲述个大概来，只是夏的后代杞国已经不足取证了；殷代的礼制，我还能讲述个大概来，也只可惜殷的后代宋国已经不足取证了。要是杞、宋两国保有足够的文献的话，那我就能拿来印证了。”孔子考察了殷、夏以来礼制增损的情形后，说道：“以后就是经过百代，那变革的情形也是可以推知的。因承袭不移的是礼的精神本体，增损改变的是礼的文采仪节。周礼是参照了夏、殷两代而制订的，他的内容文采是那么样的盛美啊！我是遵行周礼的。”所以书传《礼记》是出于孔子的。
孔子对鲁国的大乐官说：“音乐演奏的过程是可以知道的。刚开始的时候，要八音五声齐全配合，接着乐音慢慢放开之后，要清浊高下和协一致，又要宫商分明节奏清爽，更要首尾贯串声气不断，这样直到整首乐曲的演奏完成。”又说：“我从卫国回到鲁国之后，才把诗乐订正了，使雅诗、颂诗都能配入到原来应有的乐部。”
古代留传下来的诗原有三千多篇，到了孔子，把重选的去掉，选取可以用来配合礼义教化的部分。所取诗篇，最早的是追述殷始祖契、周始祖后稷的诗，其次是歌颂殷、周两代盛世的诗，再次是讽刺周幽王、厉王政治缺失的诗，而一切都要以男女夫妇的家庭伦常为起点，所以说：《关睢》这一乐章是《国风》的第一篇；《鹿鸣》是《小雅》的第一篇；《文王》是《大雅》的第一篇；《清庙》是《颂诗》的第一篇。三百零五篇诗，孔子都把它入乐歌唱，以求合乎古代《韶乐》（虞舜乐）、《武乐》（武王乐）以及朝廷雅乐、庙堂颂乐的声情精神。先王礼乐教化的遗规，到此才稍复旧观而有可称述。王道完备了，六艺也齐全了。
孔子晚年喜欢《易》学，他阐述了《彖辞》、《系辞》、《象辞》、《说卦》、《文言》等。他读《易》很勤，以致把编书简的皮绳都弄断了三次。还说过：“再让我多活几年，这样的话，我对《易》学的研究就可以文辞义理兼备充实了。”
孔子用《诗》、《书》、《礼》、《乐》做教材来教人，就学的门生大约有三千人，而精通六艺的有七十二人。像颜浊邹一般很受到孔子教诲却没有正式入籍的学生，为数也很不少。
孔子教导学生有四个项目：诗书礼乐等籍典文献，生活上的身体力行，为人处事的忠诚尽心，待人接物的信实不欺。孔子戒绝了常人的四种毛病：不揣测、不武断、不固执、不自以为是。所特别谨慎的事是：祭祀前的斋戒、战争、疾病。很少轻易谈及的是利，和命，和仁（此句异说不止一种，今从何氏《集解》暂译）。孔子教人，如果不是心求通而未通的，是不去启发他；举述给他个道理，却不能触类旁通推演出相似道理的，就不再对他反复费辞了。
孔子在自己的乡里，容貌恭敬温厚，好似不大会讲话的样子。他在宗庙祭祀和朝廷议政时，却言辞明晰通达，只不过态度还是恭谨小心罢了。在朝中与上大夫交谈，态度中正自然，与下大夫交谈，就显得和乐轻松了。
孔子进国君的宫门时，低头弯腰以示恭敬；然后急行而前，态度恭谨有礼。国君命他接待贵客，容色庄重认真。国君有命召见，不等车驾备好就尽快出发前往。鱼不新鲜，肉已发味，或切割不合规矩的都不吃。不适当的位子，不就座。在有丧事的人旁边吃饭，从没有吃饱过的。在这一天里哭过，就不唱歌。见到穿麻戴孝的人、瞎子，即使是个小孩子，必然改变面容表示同情。
孔子说：“只要是有心向学，即使在三个人同行之中，必有可做我老师的。”又说：“德行的不修明，学业的不讲求，听到正当的道理不能随之力行，对于不好的行为不能马上革除，这些都是我忧虑的。”孔子听人唱歌，要是唱得好，就请人再唱，然后自己跟着唱起来。
第31节：第二章 孔子的一生（17）
孔子不谈论关于怪异、暴力、悖乱以及鬼神的一些事情。
子贡说：“老师所传授《诗》、《书》、《礼》、《乐》等方面的文辞知识，我们还得以知道；至于老师有关性命天道的深微见解我们就不得知道了。”颜渊赞叹地说：“老师的道术，我越仰慕它久了，越觉得崇高无比！越是钻研探究，越觉得它坚实深厚！看着它是在前面，忽然间却又在后面了。老师有条理有步骤的善于诱导人，用典籍文章来丰富我的知识，用礼仪道德来规范我的言行，使我想停止学习都不可能。即使是用尽了我所有的才力，而老师的道术却依然高高的立在我的面前。虽然尽想追随上去，但是却无从追得上！”达巷党（五百家为党）的人说：“孔子真是伟大啊！他博学道艺，却不专一名家。”孔子听了这话说道：“我要专于什么呢？专着驾车，还是专着射箭？我看是专着驾车罢！”琴牢说：“老师说过，我没能为世所用，所以才学会了这许多艺能。”
鲁哀公十四年的春天里，在大野（今山东巨野县北）地方狩猎。叔孙氏的车夫 商猎获了一只少见的野兽，他们认为是不吉利的事，孔子看了说：“这是一只麒麟。”于是他们就把它运了回去。孔子说：“黄河上再不见神龙负图出现，洛水中也不见背上有文字的灵龟浮出。圣王不再，我想行道救世，怕是没有希望了罢！”颜渊死了，孔子伤痛地说：“是老天要亡我了吧！”等他见了在曲阜西边猎获的麒麟，说道：“我行道的希望是完了！”孔子很感慨地说：“没有人能了解我了！”子贡说：“怎么没有人能了解老师呢？”孔子说：“我不抱怨天，也不怪罪人；只顾从切近的人事上学起，再日求精进而上达天理，能知道我的，只有上天了吧！”
孔子说：“不使自己的志气受到屈降，不使自己的身体受到玷辱，只有伯夷、叔齐两人了吧！”评论柳下惠、少连：“志气降屈了，身子也玷辱了。”评论虞仲、夷逸：“隐居在野，不言世务，行事合乎清高纯洁，自废免祸也权衡得宜。”又说：“我就跟他们的做法不一样。我不偏执一端，一切依情理行事，所以没有绝对的可以，也没有绝对的不可以。”
孔子说：“不成，不成！君子人最遗憾的就是死后没有留下好声名。我的救世理想已经无法达成了，我要用什么来贡献社会留名后世呢？”于是根据鲁国的史记作了《春秋》一书：上起鲁隐公元年，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前后一共包括了十二位国君。以鲁国为记述的中心，尊封周王为正统，参酌了殷朝的旧制，推而上承三代的法统。文辞精简而旨意深广。所以吴、楚君自称为王的，《春秋》就依据当初周王册封时的等级，降称他们为“子”爵；晋文公召集的践土会盟（事在鲁僖公二十八年），实际上是周襄王应召前去与会的，《春秋》以为这事不合法统而避开它，改写成：“周天子巡狩到了河阳。”推展这类的事例原则，作为衡断当时人行事违背礼法与否的标准。这种贬抑责备的大义，后代如有英明的君王加以倡导推广，使《春秋》的义法得以通行天下，那窃位盗名为非作歹的人，就会有所警惕惧怕了。
孔子过去任官审案时，文辞上如有需要与人共同商量斟酌的，他是不肯擅作决断的。到他写《春秋》时就不同了，认为该记录的就振笔直录，该删削的就断然删削，就连子夏这些长于文学的弟子，一句话都参酌不上。弟子们接受了《春秋》之后，孔子说：“后世的人知道我是在圣王之道的，只有靠这部《春秋》；而怪罪我以布衣借褒贬来行王者赏罚的，也是因为这部《春秋》了。”
第二年，子路死在卫国（蒯聩夺位之乱）。孔子病了，子贡前来谒见，孔子正拄着手杖在门口慢步排遣，一见就说：“赐啊！你怎么来得这么迟呢？”孔子随即叹了一声，口里哼道：“泰山就这样崩坏了吗？梁柱就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