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南北朝:宋齐北魏的纷争史-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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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啥两样。
二十 萧衍代齐
南朝自萧道成以后，兰陵萧氏的人士就层出不穷。一群老萧、大萧、小萧，虽说是同宗，却又有亲疏远近，简直要把头脑都给“萧”晕。我们有必要在此补叙一下萧懿、萧衍兄弟的背景资料。
萧懿兄弟十人，他们的父亲萧顺之我们已经提过，官至丹阳尹，死后被追赠镇北将军。萧顺之是萧道成的族弟，再说得明白点，他们二人的高祖父是同一位，即西晋末年南迁的萧整。
所以按照家谱辈分这么一排，齐武帝萧赜、齐明帝萧鸾和萧懿、萧衍等人都是同辈的兄弟。兄弟是兄弟，可不见得就一家亲，毕竟隔了那么多代。萧鸾对他堂兄弟的后代如此残酷无情，萧懿这样的远亲又岂能信得过？
萧宝卷的心里就是那么嘀咕的，他身边的茹法珍等人也是这么唠叨的。不过，这次他们可都看走眼了。
萧懿是个“忠臣”，甚至忠得有点迂腐，他的三弟雍州刺史萧衍才是齐国内部真正的威胁。
萧衍这个人，我们以后会慢慢提到，几乎是个全才。他年轻时与沈约、谢朓、王融等八人是萧子良的座上宾，文学造诣颇高。不仅如此，他的政治敏感性也比很多人都强，萧宝卷刚做上皇帝，他就看出这家伙的江山不会久长。得到雍州，驻守襄阳，他是如鱼得水，暗中与自己的录事参军张弘策招揽人才，修整军备，等待时机。当时萧懿刚从益州刺史的位子上卸任，行郢州事，萧衍就派张弘策去郢州，劝说兄长与他合作，以雍、郢两州之兵与朝廷对抗，成就大事。萧懿不听，满脑子想的只是如何辅佐萧宝卷。
这样的人在乱世里是混不下去的。萧懿消灭崔慧景后，萧衍派亲信为他提供两个选择：一、勒兵入宫，行伊尹、霍光之事，立万世之功；二、回到历阳，拥兵自重，威振内外，至少朝廷无法随便动他。萧懿两个选择都不接受，乖乖地遵从萧宝卷的诏令，在建康任职。
半年之后，萧宝卷就命人送药酒到萧懿的任上，赐他归西。即便是死前的一刻，萧懿都还有机会逃跑——他的部下长史徐曜甫事先得到风声，在江边把船只准备妥当，劝他去襄阳找萧衍。可是萧懿立志做齐臣，只说：“自古皆有死，岂有叛走的尚书令？”仰药之前，他还让萧宝卷的手下捎去自己的临终遗言：“我死不足惜，家弟在雍州，必会兴兵报仇，深为朝廷担忧！”
萧宝卷除掉萧懿后，又命人到处搜捕萧懿的七个弟弟（二弟萧敷、四弟萧畅早死，此时在世的七人以萧衍为长），结果只捕杀了五弟萧融，其他的几个不是预先就投奔了萧衍，就是藏匿在民间，无法找到。
远在襄阳的萧衍一得到萧懿的死讯，就连夜召集亲信张弘策、吕僧珍等人，对他们说：“当今主上暴虐，其罪远胜纣王，我们正当齐心协力，把他消灭！”早已准备充分的萧衍，在襄阳迅速集结了一万多兵士，上千匹战马，舰船三千艘；并派人到江陵通报守备荆州的西中郎长史萧颖胄，相约推荆州刺史、南康王萧宝融为主，合兵攻取建康。
萧宝卷获知萧衍的动向，即命辅国将军、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刘山阳率军三千到江陵与萧颖胄会合，袭击雍州。
两头的消息几乎同时到达江陵。萧颖胄的荆州兵一向最怕北面的襄阳兵，心想兵戎相见肯定不是对手，就算运气好打赢了，萧懿的例子还摆在那儿呢。权衡利弊，他决定明里支持朝廷，暗里倒向萧衍，在江陵城内设下伏兵，刘山阳一进城门，就将其斩杀，遣使向萧衍献上首级。然后，萧颖胄发布檄文，列数萧宝卷及其宠臣的罪行，分兵进取湘州、夏口。上庸太守韦叡、华山（今湖北宜城）太守康绚、梁州南秦州刺史柳惔等都率众响应萧衍。
永元三年（公元501年），萧衍在襄阳正式起兵，拥立远在江陵的萧宝融为帝，改元中兴。萧宝卷的这位十四岁的弟弟，就是南齐的最后一任皇帝——齐和帝。
起义军一路势如破竹，在夏口会合后，直逼郢州（今湖北武昌）。萧宝卷派出军主吴子阳、陈虎牙率十三路军队前去援救，屯兵巴口（今湖北东部），两军处于对峙状态。萧颖胄方面认为攻取郢州的战机已失，不如向北魏求援。萧衍答复说：“汉口地处几州要冲，我们不必全力进攻郢州，只需扼守此地，打击东面派来的援军，待到郢州城中粮草耗尽，自会投降。届时我军顺江而下，大势可定！”
萧衍的这招“围城打援”果然奏效，吴子阳的军队走到郢州的东面的加湖（今湖北黄陂东南），就再也走不了了。城内城外虽只三十里路，可就是被起义军分割包围，无奈各自为战。起义军乘着秋水暴涨，以水军突袭加湖，大获全胜。镇守的郢州、江州的薛元嗣、陈伯之被迫请降。
建康的门户既开，朝廷方面再无一军可挡，起义军各部很快就遍布建康城西北。萧宝卷的脸上丝毫看不到紧张的情绪，他依旧像以往一样地游乐，还在宫里的芳乐苑建起商场，让宫女、太监们做商贩，潘贵妃做市令管理商场，自己则担任录事，在旁边抄抄写写，不亦乐乎。茹法珍报告说萧衍的军队过了寻阳，萧宝卷笑笑说：“不急不急，得等敌军来到白门（即建康南门，又称宣阳门）前，再与他决一死战！”萧衍大军离城不远了，他为了增加兵力固守城池，竟命人从宫城中的监狱挑选囚徒配入军队，实在没法赦免的死囚则直接拉到朱雀门前杀头，一次就杀了一百多人。（皇帝做到如此份上，也是个“游戏人生”的典范了。）
两军在城南的朱雀航前相遇，萧宝卷命征虏将军王珍国、军主胡虎牙等人率十万多台军列阵对抗，又派自己宠信的太监王宝孙手持白虎幡监督作战。王宝孙大约听过韩信背水排阵的典故，就在秦淮河上放水，以绝台军后路。他也不仔细想想，韩信那是死战之师，眼下的台军却没有多少愿意为萧宝卷卖命了。萧衍的先锋大将曹景宗、吕僧珍放火焚烧台军军营，全力冲击，台军立时土崩瓦解，四散奔逃，死在秦淮河上的不计其数，后面杀上来的士兵踩着水上的浮尸就冲了过去。萧宝卷手下将领争先恐后地献城投降，萧衍进入石头城，督令各军攻打建康的六座城门。萧宝卷的军队烧了城门内营署、官府，悉数撤入宫城，关上大门死守。
直到此时，萧宝卷仍然认为自己稳操胜券，陈显达、崔慧景两次围攻宫城，都是有来无回，小小一个萧衍又怎会例外？有个实战的机会，倒是让萧宝卷十分兴奋。外头打真仗，里头就玩演习。城中的七万士兵都被他组织起来与宫女、太监等人一起玩打仗游戏，自己则身穿铠甲，装备华丽，乘坐大马，指挥作战；他还假装受伤，让人用担架抬走，自作聪明地认为这种方法可以为他消灾，免除战场上的失败。
宫城里准备的柴木只够使用一百天，唯一的活路是速战速决，出城与起义军火拼。但朱雀航大败，幸存的台军士气低落，不要说死战了，恐怕与起义军一接触就会奔溃。茹法珍等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跑到萧宝卷面前叩头，求他给官兵赏赐钱银，以提升战斗力。萧宝卷为潘贵妃花钱是眼睛都不眨一下，要他出钱赏赐官兵，却变得一毛不拔。他抱怨说：“贼兵前来又不是只要我一个人的性命，凭什么只找我要钱哪！”一分钱都别想拿。
军士们又向萧宝卷提出将宫殿后堂的上好木料拿去加固城防，他也不给，想留着做殿门用。这还不算，他反而下令修造三百人使用的精仗，雕镂金银物品，等到击退萧衍的军队，好来庆功。城里的守兵再无斗志，大家都消极怠工，一心只想着开小差逃跑。
茹法珍见状，就对萧宝卷说：“有些大臣不用心，以至于无法解围，应该把他们杀掉，以儆效尤。”
萧宝卷尚在迟疑，守城的王珍国和张稷可吓坏了。王珍国一面派亲信向萧衍献上明镜，以明心迹，一面与张稷一起通过亲信张齐秘密联系宫中的太监钱强。钱强答应作为内应，迎接王珍国等人入宫弑杀小皇帝。
当夜，萧宝卷独自坐在含德殿中吹笙唱歌，很晚才上床歇息。还未睡熟，他便听得外面杀声大作，心知有变，纵身跳出北门，往后宫逃去。时值后半夜，宫门已经关闭，萧宝卷转身再想找寻其他门路时，已被王珍国与钱强的叛军团团包围。萧宝卷一不留意，被一名太监一刀砍中膝盖，摔倒在地，口中还在大叫：“奴才造反啦！奴才造反啦！”身后张齐又送上一刀，斩下头颅，用黄油纸包了，送往石头城请萧衍验看。
萧衍大军入城，诛杀茹法珍、梅虫儿等宦官，以及祸国红颜潘贵妃。萧衍进位中书监、大司马，继而得到“剑履上殿、赞拜不名”的殊礼。比刘裕、萧道成的速度还要快，三个月间，他就晋封梁公、梁王（也可看出天下人对立国不长的齐国的确没有太多感情，南齐末年的暴政又失尽了民心）。
历史仍在循环地走着老路。中兴二年（公元502年），萧衍在齐和帝东归建康途中迫其禅位，接着就在建康南郊即皇帝位，改国号为梁，是为梁高祖武皇帝。梁武帝至今仍如谜一般神秘莫测：他的大军曾经一路北伐，开疆复土；他的国度曾经惨遭叛乱，生灵涂炭。明君邪？昏君邪？非只言片语所能道清。在梁武帝的时代，南北朝进入了它的后半期。
两个多世纪之后，盛唐的一位诗人刘长卿游历南朝故地，伤怀史事，留下了一首为后人传诵的诗作：
〖古台摇落后，秋日望乡心。
野寺人来少，云峰水隔深。
夕阳依旧垒，寒磬满空林。
惆怅南朝事，长江独至今。〗
昔人虽逝，风物尚存。
请看下部《绝代双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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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篇一 姓名与曲笔
中国的史籍，浩如烟海，光正史部分，就有“二十四史”之多。有意思的是，这二十四史中，以南北朝史书为最多：南朝部分，有《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北朝部分，有《魏书》、《北齐书》、《周书》、《北史》，《隋书》的志的部分兼顾南北，《晋书》的载记部分，则对北朝历史也略有涉及。这样算起来，将近一半的正史，都与南北朝历史有关，虽则这段时间只有短短的两百年，抵不上汉、唐、宋、明、清中的任何一个大王朝。
如此看来，若要全面了解和研究南北朝历史，文献资料并不缺乏。由于以上这些史书出于多家之手，历史年代和事件多有重叠，对于同一件事的描述，就可能会有出入。我在写作《元嘉之治》的过程中，需要博采各家之言，于是也注意到了许多值得一谈的地方。
南朝史的头两本——《宋书》和《南齐书》成于萧梁时期，北朝史中的《魏书》，则出自北齐史官魏收之手，换句话说，这三本史书是作于南北朝时期的。而其他的六本，都完成于初唐时期。
按理说，成书越早的史书，其参考的资料就应该越可靠，而且，南朝人写南朝史，北朝人写北朝史，应该说可信度也会比较高些。可是有个问题却不得不考虑，中国古代的史官一向就有“为尊者讳”的“传统”，越是离历史年代近的作者，由于涉及到统治者的限制，常常会使用曲笔来回避或改写统治者不光彩的历史。从这个角度看，如果某个事件是出于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方之手，可信度反而会更高；换句话说，别国史官笔下的内政之事，虽有道听途说之嫌，却也颇有史料价值。
唐代史家李延寿的《北史》、《南史》是收集了其他各南北朝史料而编撰成的两本史书，其初衷不过是要改正南北各朝史书失实之处。由于出自一人之手，中间的矛盾之处自然会比较少。可惜李延寿考异的过程，却没有记录下来，这是一大遗憾，我们无法知道李氏是如何处理相互矛盾的史料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则有专门的“考异”，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宋代史学家们是怎么考究和分析相异的历史资料的，然而宋代毕竟离南北朝结束已有三百多年历史，很多重要的史料，已经开始缺失；《通鉴》叙述南北朝历史的确有条不紊、行文精彩，但其可信度依然大打折扣。
回到早期的三部正史中。《宋书》和《南齐书》有专门写北朝历史或者说北魏历史的篇章，即《索虏传》（《宋书》）和《魏虏传》（《南齐书》），主要叙述北魏各帝的情况以及南北两朝之间的交往与战争；同样，《魏书》中也有专门写南朝历史的篇章，即《岛夷传》，涵盖的时间从南朝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