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南北朝:宋齐北魏的纷争史-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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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粲父子都被戴僧静杀死，参与袁粲密谋的刘秉父子在出逃后也被捉住斩首。从此石头城头又多一首歌谣，说的是：“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为褚渊生！”
萧道成没了后顾之忧，便可以一心一意对付沈攸之的叛军。正如褚渊所预言的那样，沈攸之并不是一个需要太在意的对手。他出兵以后，就一再贻误战机，战略目标应该锁定建康，中途却因为郢州的柳世隆派人到阵前叫骂，就随意改变行军计划，以精锐部队攻打郢州（今湖北武昌一带）。耗了一个月，城没攻下来，开小差的逃兵倒是日见增多。沈攸之见军心涣散，只好下令退兵江陵，再做打算。
可怕的是江陵也保不住了，萧道成果然老奸巨滑，他早就料到沈攸之会造反，预先在江陵北面的襄阳安插了自己的亲信、雍州刺史张敬儿。张敬儿瞅准了沈攸之大军在外，偷袭江陵，端了沈攸之的老巢，把沈攸之的儿子孙子，杀了个干净。
沈攸之的军队走到离江陵一百多里的地方，听说江陵失陷，当即就一散而去。沈攸之无家可归，很“自觉”地找了个林子，上吊自杀。
摆平了内外之乱，萧道成又顺势诛杀了黄回、杨运长等一群明里暗里反对他的人，取得了六十年前刘裕所取得的地位。不过与刘裕那一个个面目狰狞的对手比起来，萧道成的成功显得太过容易了，从刘休范叛乱到沈攸之身死，前后也不过五年的时间。天理循环，并不是简单的重复，于此，不知该说是幸运，还是悲哀。
八 二度临朝
沈攸之兵败的时间是宋顺帝升明二年（公元478年），转年开春，清除了异己的萧道成便按部就班地向皇帝的位置迈进：在地方上安排自己的子孙或助手去接管兵权，在朝廷中则任命亲信担任重要职位；三月，萧道成被封为相国、齐公，加九锡；四月，萧道成晋爵为王，加殊礼（所谓的殊礼也就是对大臣的最高礼遇：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从前曹操、司马昭、刘裕曾经得到的，萧道成现在也都得得到。速度最快，功劳则最小。曹操统一北方，司马昭消灭蜀汉，刘裕更是平定叛乱，攻灭南燕、后秦两国，萧道成所做的，满打满算不过平定了几次没什么作为的内乱而已。可人就是这样，越是能力不足，做不了什么事的，往往贪欲反而越大并且越无耻。萧道成的志向，不在天下之大，只在于权位之高，那么紧接着的下一步，当然就是禅代了。（上梁不正则下梁歪，宋、齐、梁、陈四朝开国皇帝，最不够格的就是这位齐太祖，齐朝在四朝之中维持的时间最短，几乎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禅代的过程是一出悲喜两幕剧，首先是宋帝退位。按照礼仪，宋顺帝需要到大殿前会见百官，然后交出玺绶。小皇帝吓得不敢出面，逃到宫里佛殿的佛像底下躲了起来。王敬则率领禁兵亲自入内将顺帝迎出。顺帝早就哭成了小泪人儿，呜咽地问王敬则：“是要杀我吗？”王敬则怕戏演砸，安慰他说：“只是移驾别宫而已啦，官家先辈取司马家的天下，也是如此。”
顺帝虽是个傀儡小皇帝，却不呆傻，知道报应要应到自己身上了，哭喊道：“愿我今后生生世世都不要再生在帝王家中！”此话与刘子鸾临死的呼声一般无二，这是弱者的哀号，这是绝望的控诉。可惜哀号、控诉在权力与利益面前，显得太过苍白和无力了。
顺帝交出玺绶，宫中百官都泪如雨下，其中一幕颇有意味。右光禄大夫王琨是宋文帝刘义隆手下重臣王华的堂弟，东晋末年就在朝中做郎中，这时候已经八十多岁了，再没有人比他资格更老。他曾目睹晋恭帝禅让刘裕的一幕，Yesterday Once More，百感交集，他边哭边叹：“人人都觉得长寿应该开心，唯独老臣我认为长寿实在让人悲伤。以至于这样的场面，居然一再亲历。”
宋顺帝被架走，“悲剧”完了换“喜剧”，褚渊手捧玺绶，领着文武百官来到齐王的宫殿之前，劝萧道成即位。萧道成还得假模假样地推辞三遍。有个研究历史的官员叫做陈文建，对萧道成说道：“六，乃是富贵之数：后汉自光武帝起，到献帝为止，经一百九十六年禅让给魏朝，魏朝经过四十六年禅让给晋朝，晋朝经过一百五十六年禅让给宋朝，现在宋朝已历六十年，六始六终，望齐王顺应天意，早登大位！”
一席话头头是道，萧道成听了受用，才放下“架子”，换上帝服，即帝位，改国号齐，改元建元，成为南齐第一任皇帝，即齐太祖高皇帝或者齐高帝。和刘裕对付晋恭帝的手法类似，他封宋顺帝为汝阴王，不出一个月就秘密授意手下人将他杀死。刘裕的子孙们，很快也被萧道成以谋反的罪名斩草除根，刘氏族裔的唯一例外是刘裕族弟刘遵考的儿子刘澄之，因为与褚渊的关系密切，幸免于难，其实他论血缘与刘宋皇室也远了不少了。刘宋一朝六十年风云变幻，化作南柯一梦。
我们一口气讲完了南朝的第二次朝代更替——刘宋换成了南齐，现在需得把目光投向北方，接着第三章留下的话题，续说北魏文明冯太后的功绩。
魏献文帝拓跋弘做太上皇，有一半的原因来自于冯太后的压力。他虽退居幕后，但并不放弃努力与冯太后争夺权力制高点，这实际上不是拓跋弘一个人的意愿，他所代表的利益集团，某种程度而言是与冯太后对立的。“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两股势力即便表面上看起来相安无事，私底下也是斗得不亦乐乎。拓跋弘多次巡察各地州郡，一方面提拔自己赏识的官员，惩罚贪官污吏，一方面也故意与冯太后作对，重新恢复了一批被冯太后罢免的官员，比如延兴三年（公元473年）他视察怀州（今河南泌阳）时，就任命鲜卑人薛虎子为镇将，而薛虎子的职务原先正是被冯太后下令罢黜的。除此之外，小拓跋宏每个月还要去父亲所居住的崇光宫拜见，一向十分看重这个小孙子的冯太后感到莫名的失落，看在眼里，怒在心里。
总而言之，到了延兴六年（公元476年），不满的情绪积抑已久的冯太后终于忍无可忍，抢在拓跋弘一派还没来得及全面抢班夺权之前，秘密派人在拓跋弘的酒菜中下了毒，将他毒死。接着，她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宣布改元承明，第二次临朝听政。（中国历史上，只要是皇后这一边出现类似冯太后这样的强势女性，那么帝后之争从来都是权力之争的一支主旋律。有趣的是，这种对抗由于男性主导这一客观因素的存在，常常显得不对等，或者说，后派的成功，需要通过某些非常的手段。女性若是十分渴望达到某个目的时，其手段往往比男性要狠毒得多，这就是所谓的“不择手段”，这一点到今天也是如此。不过我得说，这不是女性或者男性本身的问题，而是由性别失衡的社会现实所造成的。）
冯太后拿到大权之后，我们大概就可以猜到她最想要对付的一个人了吧。没错，就是当年被拓跋弘利用，导致冯太后的宝贝情人李奕被杀的尚书李。
李在拓跋弘的朝中很受重用，威信也很高。冯太后不方便马上动他，就先把他调任徐州刺史，以防他在朝中纠结党羽。
树大招风，痛恨李的当然不止冯太后一个人。她很快就找到了合作伙伴，此人是个太监，姓赵名黑（这名字非常奇怪，和“李白”倒是正好配成一对。他的本名叫做赵海，在北凉时代的凉州做小官，拓跋焘灭北凉，他做了太监，得以入北魏朝中为官），原先也混得不错，是为数不多的既受到拓跋弘宠信又得到冯太后喜爱的官吏，一直做到侍中、河内公。天有不测风云，拓跋弘禅位后，赵黑因为一件小事，得罪了李，李就千方百计找他的碴儿，想把他整下去。这茬真不难找，赵黑有贪小便宜的习惯，利用职务之便把自己家里“改造”成了公物储藏所，还走漏了风声。李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线人，把物品清单列得清清楚楚，向拓跋弘递上。
拓跋弘最痛恨的就是官员贪污，令人到赵黑那里一抄家，果不其然，东西都清清爽爽摆在家里呢。念在辅政有功，拓跋弘还算是开恩，把赵黑的侍中撤了，让他去做宫里的门士，就是现在传达室看门大爷的职务，当然咯，看的门级别比较高，是宫门。
这可把赵黑气的，好长一段时间吃不下饭，睡不安觉。幸好拓跋弘过了一年又想起他的好处，又重新把他调到身边任职。现在太上皇帝死了，赵黑心想君子报仇的时候到了，就跑到冯太后面前表忠心、诉衷肠。两人一拍即合，由赵黑出面，挖出了可以置李于死地的人——范檦。
范檦是李的同党，李敷、李奕兄弟被诛他也逃不了责任。但是范檦懂得见风使舵，冯太后一上台，他就明白风向要变，赵黑来联系他，他就彻底倒向了太后。范檦与李那是多少年的朋友（对不起，大约是“酒肉朋友”吧），基本上是无话不谈。他向冯太后密告，李打算在徐州任上叛逃，而且这话是李亲口所说，绝对不假。
逮到这么个证人，还不大肆发挥？冯太后立刻传命，让李回平城述职；这边则跟范檦说好：“你得给我做好这个证人，以防李那家伙抵赖！”
李上任才一年，没搞清怎么回事呢，就去晋见冯太后。冯太后说：“你企图外逃的罪行，已经被人揭发了，还不从实招来？”
李大惊，说：“太后从何得知？空口无凭，绝无此事！”
太后就把藏在帘后的范檦叫出来，与李当面对质。范檦背了一通演练好的台词，李如梦初醒，知道是自己给人设局害了，忿忿不已道：“连你都来诬陷我，我还有什么话说！只是你受过我的厚恩，怎么忍心做这样的事！”
范檦不以为然地说：“李大人以前也受过李敷的厚恩，比你给我的可强多了。你忍得下心，我凭什么就忍不下心来呢？”
李一个劲地叹道：“怪我看错了人，悔之晚矣！”冯太后靠着赵黑、范檦的帮助，给李定了罪，将他一族全部处死。此后，她用类似的伎俩，诬陷拓跋宏的外祖父李惠一家叛国，又除掉了这个大政敌。北魏的朝廷成了冯氏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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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垣崇祖决堰战寿阳
冯太后杀李的那年，北魏改元太和。这是一个长达二十三年的年号，在整个北魏王朝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中，独一无二。与明、清时代帝王一朝一年号的传统截然相反，中古时代的封建帝王，更换年号那是家常便饭，像刘宋前废帝那种不讲礼法的人更是可以变态到一年就改元两次的地步。在这些短命年号之中，长命年号尤其是超过二十年的年号就显得弥足珍贵。那么“太和”这个长命年号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不妨做个小小的统计，从魏晋到隋唐的大王朝中，时间超过二十年的年号一共只有七个，在南北朝之前，有晋孝武帝的“太元”，南北朝之后，有隋文帝的“开皇”、太宗的“贞观”、玄宗的“开元”、德宗的“贞元”。这几个年号中，“太元”的状况相对较差，但也是东晋中后期相对比较稳定的一段时间，淝水大捷也是发生在这一时期（太元八年）。其他四个隋唐的年号都比较为人所知晓，隋文帝开皇年间是一个大一统的时代，中国结束了南北割据的分裂局面，另外几个则分别以“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和“贞元中兴”而知名，是初唐、盛唐、中唐的高峰时期。由此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古时期中国的长年号，往往是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重要特征。南北朝仅有的两个长年号也进一步佐证了我们的结论：南朝的“元嘉”，我们已经说过，是南朝最为重要的治世时期；与之相对应，北朝的“太和”标志着北朝的鼎盛时期。北魏的统治在太和年间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巅峰，半个世纪后的杨衒之在他的《洛阳伽蓝记》中是这么追述“太和盛世”的景况的：
〖“当时四海晏清，八荒率职，缥囊纪庆，玉烛调辰，百姓殷阜，年登俗乐。鳏寡不闻犬豕之食，焭独不见牛马之衣。”〗
一手造就了辉煌的人物，正是冯太后本人，以及她一手培养的得意“弟子”——北魏孝文帝拓跋宏。
即便是再优秀再有预见性的统治者，也不可能从一开始就一直执行完全正确的政治路线。二十三年的太和时代，却是以一场决策错误的南北战争拉开序幕的。
拓跋焘死后，北朝的统治者忙着抚恤四方，南朝的统治者忙着苦斗不休，都没有闲暇投入大规模的边境作战。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