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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7章

日瓦戈医生-第7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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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一辆高帮的空大车赶进空地。这是波兰和俄国西部运干草的那种大车。两匹驾辕的马由一名运输队的士兵驾驭着,这种人过去被称作马车夫。他赶进空地后便勒住马,从驭手台上跳下来,开始卸马。除了塔尼姬和几名士兵外,其他的人把马车围住,求他别卸马,把他们拉到指定的地方去,当然付给他钱。土兵拒绝了,因为他无权私自使用马和马车,他得执行任务。他把卸下的马牵走了,以后再没露面。坐在地上的人都站起来,爬上他留在空地上的空马车。大车的出现和大家同马车夫的交涉打断了塔尼娜的话,现在大家又让她继续讲下去。

“你对将军讲的,”戈尔东请求道,“能不能再给我们讲一遍?”

“怎么不能呢?”

她给他们讲了自己可怕的一生。

“我真有不少可讲的。我好像并不是普通人家出身。是谁告诉我的还是我自己记在心里的,就说不清了。我只听说我妈妈,拉伊莎·科马罗娃,是躲藏在白色蒙古的一位俄国部长科马罗夫同志的妻子。我猜这位科马罗夫不是我生父。好啦,我是个没念过书的姑娘,无父无母的孤儿。我说的你们也许觉得可笑,可我只说我所知道的,你们必须设身处地听我讲。

“是的。我下面讲的事都发生在克鲁什茨那一边,西伯利亚另一头,哈萨克地区的那个方向,靠近中国边界的地方。当我们,我说的是红军,靠近他们白军首都的时候,这个科马罗夫便让妈妈和全家上了一列军用专车,命令把她们送走。妈妈早就吓坏了,没有他的话一步也不敢动。

“科马罗夫根本不知道有我这个人。妈妈一直把我藏在别的地方,并唯恐有人说漏了嘴。他特别恨小孩,又喊又跺脚,说小孩把家里弄得脏得要命,不得安宁。他常喊他受不了这些。

“大概就像我说的那样,红军接近的时候,妈妈派人把纳格尔纳亚会让站上巡守员的女人马尔法找来。会让站离城里三站地。我马上就给你们解释。头一站是尼佐瓦亚,其次是纳格尔纳亚会让站,下面便是萨姆松诺夫斯基山口。现在我明白我妈妈怎么认识马尔法的了。大概马尔法在城市卖蔬菜,送牛奶。

“看来现在有些事我还不清楚。她大概骗了妈妈,没对她说实话。契约上写的是带我一两年,等这阵混乱过去就送回来,并不是让我永远留在别人家。要是永远留在别人家,妈妈不会把亲生孩子送出去的。

“骗小孩还不容易。走到大婶跟前,大婶给块饼干,大婶好,别怕大婶。后来我哭得伤心极了,心都要碎了,最好还是别去想。我想上吊,我很小的时候就差点发疯。我还太小呀。肯定给了马尔福莎大婶很多钱,我的赡养费。

“信号室的院子很阔气,有牛又有马,当然还有各种家禽,一大块园子。地想要多少就有多少。房子也是铁路上的,不用花钱。火车在我们家乡好不容易才爬上来,费很大劲,可从你们俄罗斯这边,开得快极了,还得时常刹车。秋天,叶子落了以后,从下面能看见纳格尔纳亚车站,就像放在盘子里一样。

“巡守员瓦西里叔叔,我按照当地的叫法管他叫爹。他是个好心眼的快活人,就是耳朵太软,特别是喝醉了酒的时候。像俗话所说的,肚子里藏不住一个屁,见着谁都掏心窝子。

“可我从来不管马尔法叫妈。不知是我忘不了妈妈还是由于别的原因。马尔福莎大婶可怕极了。是的,我只管她叫马尔福莎大婶。

“时间过去了,一年年过去了。多少年我记不得了。我那时也上站上去摇旗子。我还能卸马,把牛牵回来。马尔福莎大婶教我纺线。家里活更不用说了。擦地,收拾屋子,做饭,样样都会。和面我也不当一回事,什么我都会干。对啦,我忘记说了,我还看彼坚卡。彼坚卡是个瘫子,三岁还不会走路,老躺着,我看着他。已经过了多少年,我一想起马尔福莎大婶斜眼看我的腿还吓得浑身打哆喀呢。她好像说为什么我的腿是好的,最好我是瘫子,而彼坚卡不是,都是我害的,你们想想她这人心眼多黑,多愚昧。

“现在你们听着,还有更可怕的呢,你们听了准会哎呀一声叫起来。

“那时是新经济政策,一千卢布顶一个戈比使。瓦西里·阿法纳西耶维奇在山下卖了一条牛,背回两袋子钱,叫克伦斯基票子,对不起,说错了,叫柠檬票。他喝多了,便到纳格尔纳亚车站上告诉大家他有多少钱。

“记得那一天刮大风,风快把屋顶掀下来了,把人能刮倒,火车顶风,爬不上来。我看见山上有个朝圣的老太婆,风吹得她裙子和技巾在空中乱飘。

“老太婆走过来,抱着肚子直哼哼,求我放她进屋。我让她坐在凳子上,她喊着肚子疼得受不了,马上就要死了,让我看在上帝的份上把她送进医院,她给我钱,她不心疼钱。我套上爹的马,搀着老太婆上了马车,把她送进十五俄里以外的县医院。

“我和马尔福莎大婶刚躺下,便听见爹的马叫起来,我们的马车进了院子。爹回来得太早了点。马尔福莎大婶点着灯,披上上衣,没等爹敲门便去给他开门。

“开门~看,门槛上站着的哪是爹呀,是个陌生男人,黑得怕人。他说:‘指给我卖牛的钱搁在哪儿啦。我在树林里把你男人宰了,可我可怜你是老娘儿们,只要说出钱在哪儿就没你的事儿了。要是不说出来,你自己明白,别怪我了。别跟我泡,我没空跟你吵嚷。’

“嗅,老天爷呀,亲爱的同志们,你们要遇到这种事儿怎么办!我们吓得半死不活,浑身哆佩,说不出话。第一,他自己说,用斧子把瓦西里·阿法纳西耶维奇劈死了;其次,强盗在家里,而家里就我们两个人。

“马尔福莎大婶大概一下子就吓掉魂了。丈夫的死让她心碎了。但得挺住,不能让他看出来。

“马尔福莎大婶先给他跪下。‘发发慈悲吧,’她说,‘别杀我。你说的钱我压根儿没听说过,头一次听你说。’可这个孩杀的没那么傻,用话支不走他。她突然想了个主意骗他:‘好吧,我告诉你,钱在地窖里,我给你掀开地窖的门,你钻进去找吧。’可那魔鬼一眼就看穿了她的诡计。‘不,’他说,‘你钻进去,快点,我不管你下地窖还是上房顶,把钱给我就行。可你记着,你要耍弄我可不会有好果子吃。’那时她说:‘上帝保佑你,你要那么多心我就自己下去,可我腿脚不方便。我从上面用灯给你照着行不行。你别害怕,为了说话算数,我让女儿陪你下去。’她指的是我。

“嗅,老天爷呀,亲爱的同志们,你们想想,我听见这些话当时是什么感觉!得了,我的末日到了。我眼睛发黑,腿发软,我觉得我要倒下了。

“可那个恶棍还不上当。他斜着眼睛看了我一眼,眯起眼睛,张开大嘴狞笑了一下,好像说:‘跟我开玩笑,可骗不了我。’他看出她不心疼我,我可能不是她的亲骨肉。他一只手抓起彼坚卡,另一只手拉住地窖门的铁环,拉开门。‘瞧着。’他说,便带着彼坚卡从梯子下到地窖里。

“我想,马尔福莎大婶那时神经已经错乱了,什么都不明白了。恶棍和彼坚卡刚一下去,她便把地窖的门砰的一声关上,还上了锁。她还想把一只重箱子推到地窖门上,朝我点点头,让我帮她推箱子,因为箱子太沉了。压好箱子后,这个傻瓜便坐在箱子上笑。她刚坐下,强盗就在下面喊起来,使劲敲地板。恶棍喊道,赶快放他出来,不然他就要彼坚卡的命。地板太厚,里面的话听不清楚,可听不清楚也能明白他的意思。他吼叫得比野兽还可怕。他喊道,你的彼坚卡马上就没命了。可她还是不明白,只管坐在那儿傻笑,对我眨眼。好像说你爱怎么喊就怎么喊,反正钥匙在我手里。我想尽一切办法让她明白,对着她耳朵喊,想把她从箱子上推下来。得打开地窖,把彼坚卡救出来。可我哪里办得到呢!我怎么对付得了她?

“他一个劲地在下面敲打,时间一点点过去,她坐在箱子上眼珠乱转,什么也不听。

“过了很长的时间,嗅,老天爷呀,老天爷,我这辈子受过很多吉,见过的事多了,可我永远忘不了这悲惨的一幕,不论我活多久,都能听见彼坚卡可怜的叫声——小天使彼坚卡在地窖里呻吟,叫喊。那该杀的恶棍把他掐死了。

“我该怎么办?我想。我拿这个半疯的老太婆和杀人的强盗怎么办?时间过去了。我听见马在窗外叫,一直没从大车上卸下来。对了,马在叫,仿佛想对我说,塔纽莎,赶快去找好心人,找人帮忙吧。我一看天快亮了,心想:‘就按你的意思办吧,谢谢,爹的好马,你指教了我,你的主意对,咱们走吧。’可我正这样想的时候,仿佛树林子里有个声音对我说:等等,别急,塔纽莎,咱们还能想出别的办法。’在树林子里又不是我一个人了。公鸡仿佛向对自己同类那样对我幄幄啼,一辆熟悉的机车在下面用汽笛向我招呼。我从汽笛声听出它是纳格尔纳亚车站的机车,正在生火待发,他们管它叫推车,推货车上山;可这次是一列混合列车,每天夜里这时候都打这儿经过。我听见,我所熟悉的机车在下面叫我。我听见,我的心快跳出来了。我想,难道我和马尔福莎大婶神经都出了毛病,每个活物,每个木会说话的机器,都会跟我说人话?

“可是还想什么,火车已经很近,没工夫想了。我提起已经不怎么亮了的提灯,拼命沿着铁轨跑去,站在两条铁轨当中,拼命摇提灯。

“还有什么好说的。我拦住火车,亏得风大,它开得很慢,慢速行车。我拦住火车,熟识的司机从司机室的窗口伸出身子来,因为风大我听不见他的问话。我对司机喊,有人攻击铁路信号室,杀人枪劫,强盗就在家里,叔叔同志,保护保护我们吧,急需救援。我说话的时候,从取暖货车上下来几名红军战士,问我出了什么事,列车为什么夜里停在树林里的陡坡上。

“他们知道出了什么事后,便从地窖里把强盗拖出来、他用比彼坚卡还尖细的声音求他们饶了他。‘好心的人,’他说,‘别杀死我,我再也不敢了。’他们把他拖到路基上,手脚绑在铁轨上,火车从他肚子上轧过去——处以私刑。

“我没回去取衣服,那儿太可怕了。我请求叔叔们把我带上火车。他们便把我带走了。此后,我不吹牛,带着流浪儿的名声,走遍半个俄国和半个外国,什么地方都到过了。经过童年的痛苦,我才懂得什么是幸福和自由。当然也有过不少过错和灾难。那都是以后发生的事了,我下次再讲给你们听吧。我刚才说的那天夜里,一个铁路职员走下火车,走进马尔福莎的院子,接收了政府的财产,做了安置马尔福莎大婶的指示。听说她后来在疯人院里发疯死了。也有人说她病好出院了。”

戈尔东和杜多罗夫听完塔尼娜讲的经历后,默默地在草地上徘徊了很久。后来卡车开来了,笨拙地从大道上拐进林间空地。人们开始往卡车上装箱子。戈尔东说:

“你明白这个洗衣员塔尼姐是难吗?”

“嗅,当然明白。”

“叶夫格拉夫会照顾她的。”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补充道,“历史上这种事已经发生过几次了。高尚的、理想的、深沉的变粗俗了,物质化了。这样希腊成为罗马,这样俄国教育变成俄国革命。你不妨对比一下布洛克的话‘我们是俄国恐怖年代的孩子们’,马上便能看出两个时代的区别。布洛克说这话的时候,应当从转意上、从形象意义上来理解。孩子并不是孩子,而是祖国的儿女,时代的产物,知识分子,而恐怖并不可怕,不过是天意,具有启示录的性质而已,这是不同的事物。而现在,一切转意的都变成字面上的意义了,孩子就是孩子,恐怖是可怕的,不同就在这里。”

又过了五年或十年、一个宁静的夏天傍晚,戈尔东和杜多罗夫又聚在一起,坐在高楼敞开的窗口前,俯视着在暮色渐渐变浓中的辽阔无垠的莫斯科。他们正翻阅叶夫格拉夫编辑的尤里耶夫的著作集。他们不止读过一遍了,其中的一半都能背诵。他们交换看法,陷入思考之中,读到一半的时候天黑了,他们看木清字体,不得不点上灯。

莫斯科在他们脚下的远方,这座作者出生的城市,他的一半遭遇都发生在这里。现在,他们觉得莫斯科不是发生这类遭遇的地点,而是长篇故事中的一个主角。今晚,他们手中握着著作集已经走近故事的结尾。

尽管战后人们所期待的清醒和解放没有伴随着胜利一起到来,但在战后的所有年代里,自由的征兆仍然弥漫在空气中,并构成这些年代唯一的历史内容。

已经变老的两位朋友坐在窗前还是觉得,心灵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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