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瓦戈医生-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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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拥护布尔什维克，常常提起两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名字，引为知己。其中一位是新闻记者，笔名米罗什卡·波莫尔；另一位是政治评论专栏作家，笔名西尔维亚·科捷利。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用不满的口气责备他说：
“简直是可怕，您都走到什么地步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您的那个米罗什卡，简直是坑人！再加上那位利季亚·波克利。”
“科捷利，”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纠正道，“科捷利，西尔维亚。”
“反正都一样，不论是波克利还是波普利，名字不说明问题。”
“对不起，木过总还得是科捷利。”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很有耐心地坚持着。他和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进行着这样的交谈：
“咱们有什么可争论的？这些道理根本值不得论证。这是起码的常识。多少世纪以来，基本的人民群众的生存简直不可思议。可以拿任何一本历史教科书来看一看，不管叫作封建主义还是农奴制，叫作资本主义还是工场化的工业，这种制度本身的不合理和不公正老早就被发现了，早就在准备着可以把人民引向光明、使一切都各得其所的变革。
“您也知道，对旧的只做部分修补是行不通的，需要根本破除。也许这会招来整个建筑的垮台。那又怎么样？难道因为这很可怕，就该做的都不做，该发生的都不让它发生？这只是个时间问题。这个道理能推翻吗？”
“唉，我们谈的不是一码事儿。难道我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什么？”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生气了，争论更加激烈。
“您的波普利和米罗什卡之流，都是昧良心的人。他们说的是～个样，做的又是一个样。这难道合乎逻辑？言行毫无一致可言。对了，请等一下，我现在就证明给您看。”
他开始翻找一本登载了自相矛盾的文章的刊物，推推拉拉地把写字台的抽屉弄得很响，似乎要用这种声音激发辞藻。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喜欢在谈话时从旁能有些闲事干扰，以此来证明他慢条斯理的停顿和哼啊、哈呀的口气是有道理的。每当他在找一件什么东西的时候，比如说在光线不足的前厅过道里找另一只套鞋，就会诱发浓厚的谈话的兴致，或者肩膀上搭着毛巾跨在浴室的门槛上，要不就是在餐桌上传送丰盛的菜肴，或者给客人们往杯子里斟酒的时候，也会如此。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非常爱听岳父讲话。他喜爱这种十分熟悉的老式莫斯科腔，尾声拖得比较长，带点轻轻的鼻音，同时也和格罗梅科家族的人一样，卷百音和木卷舌音分不大清。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留着经过修剪的小胡须，上唇稍稍超出下唇。他胸前系的蝴蝶式领结也这样稍稍向前凸起。嘴唇和领结之间有某种共同之处，使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增添了几分更加动人的、可亲的稚气。
深夜，就在客人们将要离开的时候，舒拉·施莱辛格来了。她是直接从一个集会上来的，只穿了件短上衣，戴一顶工人的便帽，大步走进房间，挨个儿和所有的人握手寒暄，一边不住地责备和埋怨。
“你好，东尼娜。你好，萨汉奇卡。不管怎么说也是不像话，你们说是不是？到处都听人说他回来了，全莫斯科都谈论这事，可是从你们这儿我最后才知道。见你们的鬼去吧。显然我不配知道。他在哪儿，这个让大家左盼右盼的人？请让我过去。围得像堵墙似的。啊，你好！好样儿的，真是好样儿的。我读过了。虽然一点也不懂，可是也感觉到真有才气。这是明摆着的。您好，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我马上就回到你这儿来，尤罗奇卡。我有话要专门找你好好谈一谈。你们好，年轻的小伙子们。啊，你也在这儿，戈戈奇卡？鹅呀，鹅呀，嘎、嘎、嘎，你想吃，是吧？”
最后这个惊叹句是针对格罗梅科家那位勉强算得上的远亲戈戈奇卡说的，此人最看重的是新露头的势力，由于他愚蠢可笑，大家都叫他阿库利卡，又因为他身材瘦长，又被人叫作“绦虫”。
“你们不是在这儿又吃又喝吗？我也决不落后。喂，先生们，先生们。你们简直一无所知，什么都不了解！世界上在发生什么情况！在发生什么事！你们应该到任何一个真正的基层集会上去看看，撇开书本去会会那些实实在在的工人和士兵。可以在那里把你们反对把战争打到最后胜利的主张提出来试试看。那儿的人一定会给你们点厉害看！我刚刚听过一个水兵的发言。尤罗奇卡，要是你就一定会发疯！那感情多么热烈！逻辑多么严整！”
舒拉·施莱辛格的话好几次被打断。所有的人都自管自地大声喧嚷。她坐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身边，握住他的一只手，凑到他脸前，为的是压倒其他人的声音，像是对着话筒一样用不高不低的嗓音喊道：
“还是跟我去吧，尤罗奇卡。我给你介绍一些人。要知道，你十二万分需要像安泰那样去和大地接触。你干吗瞪眼睛？难道我的话让你吃惊？莫非你不知道我是匹识途的老战马，当年贝斯上热夫女子高等学院的学生，尤罗奇卡？我坐过班房，参加过街垒战，那还用说！可你想的是什么？哦，我们不了解人民！我就是刚刚从那里来，从他们当中来。我正在帮助他们整顿一个图书馆。”
她已经喝了不少，显然有了醉意。不过，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头也在嗡嗡作响。他已经搞不清舒拉·施莱辛格怎么会跑到房间的另一头，他自己却在这一头的桌子边上。他站在桌旁，从一切迹象来看，出乎自己意料地讲起话来。
“先生们……我想……米沙！戈戈奇卡！……这怎么办，东尼娜，他们都不听？先生们，让我谈几句。闻所未闻的、史无前例的事件正在逼近。在它还没有降临到我们头上以前，对你们各位提一点希望。当它到来的时候，愿上帝保佑我们大家彼此不要失掉联系，也不要灰心丧气。戈戈奇卡，你先别忙着喊万岁。我还没说完哪。角落里的请别讲话，用心听听吧。
“战争进行到第三年，老百姓逐渐相信前方和后方的界限迟早要消失，血的海洋会逼近到每个人的脚下，溅在所有企图逃避、苟且偷安的人身上。这场血的洪流就是革命。
“在这个过程中，就像我们在战场上一样，你们也会觉得生命大概已经停止，属于个人的一切都将结束，除了残杀和死亡以外，世界上再没有别的东西；如果我们还能活到可以把当时的情况记录下来并且看到这些回忆录的时候，我们肯定会认识到，在这五年或十年当中的感受，远远胜过整整一个世纪。
“我还说不清楚，究竟是人民自己以排山倒海之势挺身而起，还是这一切仅仅是打着他们的招牌。这样大规模的事件不需要那种装腔作势的论证。用不着这个我也相信。在巨大的事件中寻找起因未免失于浅薄，而且也不会找到。家务事的争吵倒有它的根源，不过发展到两个人互相揪起头发、摔盘子砸碗的地步，也就难断定哪一个先动了手。总之，真正宏伟的事物是没有起点的，这也像宇宙一样。它一下子就出现在你面前，仿佛一向就有或者从天而降。
“我也认为，俄罗斯注定会是争取社会主义统治的第一个国家。当这件事成为现实的时候，它会使我们在很长时期内怅然若失，一旦清醒之后，也就永远不能追回已经丧失的那一半的记忆。我们将会忘记许多事件的发生孰先孰后，也不再为这空前的变化寻求解释。已经确立的制度就像大地上的森林或者天空的云絮那样把我们团团围住，无所不在地受它的包围。没有任何其他的结局。”
他接下去又说了些什么，不过酒意逐渐消退了，但是仍旧像先前那样听不清周围人讲的话，回答得也文不对题。他看到了大家普遍对他表露的爱戴，可是无法驱除让自己感到无所适从的那种忧伤。于是他说：
“谢谢，谢谢。我理解你们的感情，可是我担当不起。不要因为担心今后不会再有更强烈的爱的机会，就这样匆忙而毫无保留地放任这种感情。”
全体都放声大笑并且鼓起掌来，觉得这是故意说出来的尖刻话，不过他却觉得不知所措，因为已经有了很强的不幸的预感，已经意识到将来的无能为力，尽管他一心渴求善良并且能够争取幸福。
客人开始散去。由于困乏，每个人的面孔都拉得很长，加上不住地打呵欠又使他们的颌骨时开时闭，所以显得更像是一张张马脸。
告别的时候，拉开了窗帷，敞开了窗。晨爆带了一点淡黄色，湿涌浪的天空飘浮着污浊的土褐色的云团。“方才我们高谈阔论的时候，肯定是下了一场雷阵雨。”有人这么说。“我到这儿来的路上就赶上了雨，好不容易才走到。”舒拉·施莱辛格证实道。
在空荡荡而且仍然昏暗的巷子里，树上残存的雨水滴落声夹杂着被雨淋湿的麻雀坚韧不拔的调脉。
一阵雷声响过，仿佛是一架犁钟从天空犁了过去，接着一切又都归于沉寂。在这以后才传来四声沉闷的雷鸣，像是秋天收获的松散堆起的大块马铃薯用铁锹翻动时散落的声音。
雷雨使整个充满烟草雾气的房间有了清新的气息。突然，生活的所有组成部分，水和空气、欢乐的愿望、大地和天空，都像电的激发一样让人可以感觉到了。
小巷里响起一片散去的人们的话语声。他们还都像方才在屋子里一样继续高谈阔论地议论着什么。人声逐渐远去，一点一点地消失沉寂下来。
“时间真不早啦，”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说道，“我们去睡吧。世界上所有的人当中，我爱的只有你和爸爸。”
八月过去了，九月也到了末尾。流逝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冬天的脚步逐渐临近，而人世间到处关心和谈论的，就是类乎动物界冬眠之前一定要解决的问题。
需要作御寒的准备，也要储存食物和劈柴。但是在这唯物主义欢庆胜利的日子里，物质变成了概念，粮食和燃料问题代替了食物和劈柴。
城市里的人是无助的，仿佛一群孩子面对日益迫近的毫无所知的未来，后者在自己前进的路上推翻了所有既定的习惯，身后留下来的是一片空虚，尽管它本身也是城市的产儿，是由市民所创造的。
周围全是些不可靠的指望和不着边际的高谈阔论。平庸乏味的日常生活还在一瘸一拐地挣扎着，勉强按照老习惯朝着什么方向走下去。不过，医生看到的生活是未经渲染的。生活的判决逃不过他的眼睛。他看到自己和自己的环境是注定要完蛋的。面临的考验甚至可能就是毁灭。他剩下的屈指可数的日子就在眼前一天天地消融下去。
要不是还有日常的生活琐事、劳动和操心忙碌，他可能会神智失常。妻子、孩子和必须挣钱，就是他的救星——迫切的、恭顺的事，日常生活，职务，给病人看病。
他十分清楚，在未来这个怪异的庞然大物面前，自己是个侏儒，心怀恐惧，然而又喜爱这个未来，暗暗地为它自豪，同时又像告别那样，最后一次用深受鼓舞的热切的眼光凝视着天上的浮云和成排的树木，看着街上的行人，以及这座在不幸中的俄国城市。他做好了牺牲自己的准备，为的是让一切都好起来，但是无论什么都无能为力。
每逢从旧马厩街拐角上的俄国医师协会的药房附近穿过阿尔巴特街的时候，他最经常看到的就是这一片天空和过往的行人。
他重新回到自己先前的医院上班。尽管圣十字会已经解散，但医院仍旧照老习惯叫圣十字医院。因为目前还没有找到一个恰当的名称。
医院里已经开始分化。对那些迟钝得让医生感到愤怒的四平八稳的人来说，他显得是个危险分子；在那些政治上走得很远的人看来，他的色彩还不够红。他就是落到这样一种不上不下的处境，他对这部分人显得落后，对另一部分人又难以接近。
在医院里除了直接的职责以外，院长还让他管理一般的统计报表。他看过各式各样的调查表、意见书和表格，填写着应有尽有的要求严格的申报材料。死亡率，患者的增加数字，职工的财产状况，公民意识和参加选举的程度，燃料、食品、药物短缺的情况，所有这些都是中央统计局关心的，都要求作出回答。
医生就在主治医师办公室窗边自己的那张旧桌子上做这些事。他面前的一侧放着成堆的格式和大小不一的各种带格的纸张。除了自己的定期的医疗工作记录以外，他还抽空在这里写自己的那本《人间游戏》，也就是当时岁月的日记或者札记，里面有散文和诗，还有各式各样的随笔杂感，都是在意识到半数的人已经失去了本来面目，而且不知道如何把戏演下去的启示下写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