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战争史略-第3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５矫鞔鹌骺加辛艘桓鼋洗蟮姆⒄埂Ｕ馐且蛭朴谄锷涞拿晒懦て诖τ诮徽阶刺贫嗣遣欢细慕椭圃煨率轿淦鳌Ｃ魅死美泄鼗鹌鞯募际酰圃斐鲋钊缛隽椤俪鱿确妗⑻衾追伞⒒鹗薏嫉乩住⑹弁凇⑺难厶沟榷嘀治淦鳌睹魇雷谑德肌罚�314；卷316。，并与新型的战车、弓弩等传统武器配合使用，作为“中国之长技”，以对付“射艺极精，矢无虚发”的剽悍的蒙古骑兵《明世宗实录》，卷190。。至明末，它又与新崛起的后金经年展开争战，人们对战争的形式和武器的认识进一步提高，得出“中国长技，火炮为上”的新结论《明熹宗实录》，卷29。。火器更加广泛地应用于战场，对战争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下面的统计很能说明问题。这是明官方统计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至天启元年（1621年）共三年间发往广宁的各种火器。计有：
天威大将军十位、神武二将军十位、轰雷三将军三百三十位、飞雷四将军三百八十四位、捷胜五将军四百位、灭虏炮一千五百三十位、虎蹲炮六百位、旋风炮五百位、神炮二百位、神枪一万四千零四十杆、威远炮十九位、涌珠炮三千二百零八位、连珠炮三千七百九十三位、翼虎炮一百一十位、铁铳五百四十位、乌铳六千四百二十门、三眼、四眼枪六千七百九十杆、大小铜铁佛朗机四千零九十架。
火药：清硝一百三十万六千九百五十斤、硫磺三十七万六千二百零八斤、火药九万零五百斤。
弹子：大小铅弹一十四万二千三百六十八斤、大小铁弹一百二十五万三千二百个。
钢铁原料：黑铅六十万斤、真钢四万斤、建铁二十七万斤、炼过建铁三十九万零二百五十斤、炼过西铁十万斤。
其他还有刀、枪、弓、矢数百万，以及牛皮、牛觔、棉花、盔甲、各式战车等军用物资应有尽有以上统计数字，见《明熹宗实录》，卷15，13～14页。。
从比例来看，火器占全部武器的一半以上，而且火器名目繁多，种类齐全。可见明代火器的制造相当发达，发展相当迅速，产量之多实属惊人。值得注意的是，在如此繁多的各类火器中，有从西方传入的新式武器，如佛朗机、乌铳即是其中的两种。还在明正德末年，时任广东巡检的何儒，他从泊于此地的西班牙、葡萄牙商船上看到一种新式火炮，因得其制法，造出了第一批这种武器，当时称为“佛朗机”。因为中国人称西、葡两国为“佛朗机”，故以其国名称呼这种武器。“中国之有佛朗机诸火器，盖自儒始也。”《明世宗实录》，卷154。欧洲的火器是在十三、十四世纪由中国传入火药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它制造的火器如佛朗机铳较之明人造的火器，有射程较远、杀伤力较强等优点。但它的重量大，最重者达三千余斤，中型的也有千余斤，缺点是不便于携带，机动性差。在对后金的作战中，曾把这种武器大量地运往辽沈地区，给后金造成一定威胁，却没有充分发挥它的威力。
第三部分明兵凭坚城用大炮获胜（3）
首先，明军的布阵法与火器的使用是自相矛盾的。每临作战，明兵出城布阵，火器列于阵前。当战斗打响后，明兵先施放火炮，曾给后金兵造成杀伤。但很快就被后金兵识破其中弱点，便采取新的战术，即当明兵发射火炮时，其“铁骑冲突，如风如电”般飞驰而来，迅速地冲过了射击线，炮弹往往落在骑兵的后面，有时明兵“火器不点，贼骑已前”，《明熹宗实录》，卷11。后金兵有时故意躲开明兵第一次火炮射击，当它正准备放第二炮时，后金迅即发起冲锋，如狂风席卷而来，没等明兵燃放第二炮，阵势已被它冲垮。这就是说，火炮失去安全保障的设置，双方短兵相接，明兵抵不住后金骑兵的凶猛冲杀，火炮顿时失去了作用，还都成了它的战利品。
其次，佛朗机等火炮本身尚有严重不足。例如，射程不远，除了大型的火炮，一般射程为百余丈，还赶不上后金强手的弓箭射得远。因此，旷野作战，明兵炮手往往成为对方攻击的主要目标。
第三，由于当时明人技术不精，制造粗疏，不符合技术要求，经常发生点燃炮药时，炮身炸裂的事故，火器报废，操作者亦被炸成死伤。
自萨尔浒战役以来，直到广宁之役，明朝的火器多落于后金之手。例如，广宁弃而不守，储藏的大量军火武器亦弃给了后金。所以，多年争战，明朝火器的损失是很惨重的。
天启初，一种新式武器——西洋大炮，也称“红夷大炮”，开始传入中国。它比之佛朗机和中国自造的火器更显示了它的优越性。它的射程远，是当时任何一种火器都无法比拟的。在宁远城上，罗立指挥轰击距此五里扎营的后金兵，一炮射去，炸死数十人，迫使其移营。显见它射程远，威力大。明人惊叹：“似兹火器，真所谓不饷之兵，不秣之马，无敌于天下之神物也！”《徐光启集》。对西洋大炮颇有研究的兵部主事孙元化主张用此炮抵御后金的进攻。他指出：“弓矢远于刀枪，故敌尝胜。我铳炮不能远于敌之弓矢，故不能胜敌。中国之铳唯恐不近西洋之铳。唯恐不远，故必用西洋铳法。”《明熹宗实录》，卷62。他说得很对，不愧为火器专家！从武器发展的历史来看，弓矢是刀枪的延伸，在战斗中，弓矢优于刀枪。因此善使弓矢的后金兵常胜，而专使刀枪的明兵累累失败。铳炮又是弓矢的延伸，更优于刀枪。但中国自造的铳炮射程不远，甚至还不及后金的弓关的射程，仍然不能取胜。只有射程远的西洋大炮才能解决问题。
天启初年，经澳门输入西洋大炮，前后共三十门。朝廷很重视，寄希望于此炮，以打败后金的进攻。特聘请葡萄牙人训练中国炮手，掌握操纵大炮的技术。不久，就将这些大炮投入现役使用。其中十八门留京师，一门在试放时炸裂，余十一门“调往山海（关）”《明熹宗实录》，卷63。。这十一门大炮是否又发往宁远？据《明季北略》，卷二载：宁远“城内架西洋大炮十一门”，从城上轰击后金。当时，任詹事府少詹事徐光启也证明，宁远被围前夕，有十二门大炮尚在城外《徐光启集》，210页。。他所说十二门，可能记忆有误，或笔误。还值得注意的是，精通西洋火器的彭簪古被调到宁远任火器把总，发挥了重要作用。这证明发往山海关的十一门大炮，接着就调往宁远，似无疑问。此时正值孙承宗任经略，他一向重宁远，为加强山海关的这个前卫的防御能力，把十一门大炮运到这里也是理所当然的。
把大炮安在城外，还是置城上，是关系成败的一个关键问题。还在天启元年五月，徐光启就明确建议，对付后金只宜坚壁清野，整理大小火器，坚守城池，“凭城击打”。他特别强调：“万勿如前，列兵营大炮于城之壕外。”他提出：“建立敌台，以台护铳，以铳护城，以城护民。万全无害之策，莫过于此。”《明熹宗实录》，卷5。他的门生孙元化也说：如在平地旷野使用大炮，明军若守不住阵地，反被敌人夺去。这是以往的一个严重教训。因此他们主张大炮应进城，安在设方角的敌台上，便于调整角度射击。以台保护火炮，而炮手也不受到后金骑兵冲击，从容操纵《明熹宗实录》，卷62。。因为有坚城为依托，不管后金骑兵如何勇猛强大，在坚城面前，只能碰壁。这就是凭坚城用大炮，两者互为依存，最能发挥火器的强大威力。
徐光启、孙元化等人提出的这一军事思想，是对传统作战方式的一个重要突破，具有不容低估的军事实用价值。真正把这一新的军事思想应用于实践、并证明行之有效的是袁崇焕。但当时不少人还认识不到大炮的作用，视为可有可无。所以当大炮运到宁远时，有的主张只能在城外用，有的主张毁弃，即使后金得到它，也不能再用。袁崇焕与彭簪古坚持将大炮移入城内，安在敌台上。宁远城的建筑与其他城有所不同，它是根据西洋炮台造法而建的。全城为方形，于城四角各造一方形敌台，它三面伸出城外，一面与城连接。这四座敌台即形成“在城之城外”之势，大炮架于台上，可以三面射击，即使敌人冲到城墙下，一台与另一台则形成交叉火力，使敌人遭到杀伤。一般的城墙建筑，就无法达到这个效果。只要敌人到了城下，铳炮角度受到限制，就无法发射。所以宁远的敌台即四角台都照西洋法改制，“形如长爪，以自相救”。《明熹宗实录》，卷63。明与后金在宁远的较量证实了这种敌台的优越性。当后金兵冲到城跟前时，“门角两台攒对横击”即交叉射击，给予很大的杀伤《明熹宗实录》，卷65。。后金还根本不了解这些新式大炮的厉害，毫无顾忌地密集在一起，蜂拥进攻，这给西洋大炮轰击屠杀创造了条件。只两天，就打得后金兵再也不敢靠近城前，甚至不敢在大炮的射程之内扎营！
这就是依坚城与用大炮的新战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胜利。为表彰西洋大炮的功勋，天启六年（1626年）三月，熹宗特封西洋大炮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其管炮官彭簪古加都督职衔《明熹宗实录》，卷64。。
第三部分明兵凭坚城用大炮获胜（4）
后金所以失败，在军事上犯了以己之短攻人之长的错误。它的长处是利于平野奔驰，以箭术取胜。曾目睹过后金兵作战的朝鲜人李民惊叹：后金“铁骑奔驰，冲突蹂躏，无不溃败”，尤其在“平原易地，决不可与其争锋”。［朝鲜］李民：《建州闻见录》，46、49页。攻坚却是它的短处。努尔哈赤还不懂得战争的手段正在发生变化，继续用他的一贯战术，以为一攻即下。出乎他意料之外，他的铁骑冲到城下，即刻碰壁而回。明兵坚守城池，用大炮对付后金骑兵，已经改变了以往的作战方式。努尔哈赤却看不到这个新变化，仍用旧的方式组织进攻，难免不吃大亏。
努尔哈赤的失误招致了后金军事上的严重损失。正如汉官刘学成所分析，后金占领辽东以来，步兵、骑兵有三年多没有作战了，将领也变得怠惰，兵无斗志，车、梯、籐牌不良，武器不精。努尔哈赤本人为以往的胜利所陶醉，轻视明兵不堪一击，没有把宁远放在眼里。所以在思想上和军事上备战不足，一遇到突然变化了的情况，特别是遭到明军民的顽强抵抗，他便手足无措，只攻了两天便匆匆撤退《满文老档太祖朝》，卷71，天命十一年三月十九日。。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努尔哈赤起兵之初，带有反抗明朝的民族压迫的性质。但向辽沈进军后，他一再发动进攻，就不再具有反民族压迫的性质。恰恰相反，他把女真族贵族的民族压迫强加到广大汉族人民的身上。而他和后继者发动战争的目的，旨在一步步夺取土地和人口，踏着千万人的尸骨登上东北地区直至全国最高统治者的宝座。战争的掠夺性、新的民族压迫必然激起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强烈反抗。辽东人民不断叛逃，甚至公开反抗后金的民族压迫和征服政策。努尔哈赤实行屠杀、武力镇压，更深深地播下了民族仇恨的种子。汉官们纷纷指出，辽东人叛逃，都杀了怎么能行？不如带他们去打明朝，以汉攻汉，对后金是有利的。又指出，占领新的地方，维持原样与破坏相比，前者为上策《满文老档太祖朝》，卷71，天命十一年三月十九日。。他们内部对政策的讨论，反映了努尔哈赤晚年实行的政策是不得人心的。因此，后金进入辽沈初期，在广大的汉族人民包围中，它是很孤立的。它依靠强悍的八旗兵可以在短时期内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但这个胜利既不能持久，也不能巩固下来。后金在宁远的失败，尖锐地说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一个得不到广大人民支持的战争，迟早会遭到失败。
袁崇焕的胜利，表面看是胜在坚城与大炮，但归根到底，也是胜在动员和组织军民参加战斗，而人民的抗战积极性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战争的胜负。从前面的材料，我们看到全城百姓动员，拿出被褥、柴草、木头等支持抗战。以往各城失守，内部混入后金的“奸细”，直接破坏了明军的防御。宁远城内也混入了“奸细”，但袁崇焕号召百姓，严密查奸。在各兵登城后，他迅即“纵街民搜奸细，片时而尽”，《明熹宗实录》，卷67。有个“奸细”叫武长春，混入“城内潜住”。他很快发现“袁兵道关防甚严”，各处街口、巷口都有人把守，无法活动，便逃出宁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