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野获编-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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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计年分条款】大计考察之法，至今日详备极矣，然孝宗朝尚未然。弘治元年，言官奏请考察在京五品以下庶官，则有年老有疾、罢软无为素行不谨、浮躁浅露、才力不及，凡五条，而无贪酷。又另察五品以下堂上官，则年老、不谨、浮躁三款之外，又有升迁不协人望，大理寺丞一员，亦无贪、酷两条。盖其时待京朝官有礼，不忍以簠簋屠侩，轻加人也。又其年为戊申，初非己亥年分。意者如近例，主上新登极大计。然铨部初题本时，上命照成化十三年例，则断非登极。又其年为丁酉，亦非己亥也。且其时计典不举已十一年，今人动云六年大计，为祖宗定制，误矣。
此时五品以下官，分作二项。盖如外计之有司与方面也，亦似有理。又“不协人望”一款，亦仅见于此举，今日似亦可行。
【京官考察】京官六年一考察，昔无其例。自成化四年，用科道官魏元等言，奉圣旨：“是。有堂上官的，还会掌印官，公同考察。”八年奏淮，京官每十年一次考察。十三年又用御史载缙等言，要考察两京五品以下官，奉旨照例会官考察。至弘治元年二月，河南道都御史吴泰等又请考察，得旨云：“这考察事，吏部看了来说。”则王介庵为冢宰也。时掌翰林院为少詹兼讲学汪谐，请将本守侍读以下官，淮成化十三年例，自会内阁大学士考察。上曰：“虽有本院自考事例，吏部还会同翰林院党官行事。”是年谪同者凡一百四员，而词林无一人。
至弘治元年闰三月，吏部都察院考在京五品以下堂上官，仅去太仆寺丞周冕等五人耳。弘治十年正月，吏科都给事李源等、十三道御史徐升等，乞考察两京五品以下及外任方面，上命如弘治元年例，考察共斥降九十五员。至弘治十四年闰七月，用南吏书传汗奏，谓京官十年一考察，法太阔略，乞六年一考，从之。弘治十七年，又诏十年一考，寻以给事中许天锡言，命六年一考，著为令。至正德四年己巳，吏部尚书刘宇、侍郎张彩等，又请考察，时距弘治考察时止五年，盖逆瑾意也。自是己亥两年考察，遂为定例。盖迄今尚未百年。
【外官考察】弘治六年，正月朝觐大计，吏部升谪方面、州县等官一千四百员、杂职一千一百三十五员。上曰：“人材难得，事贵得实，人贵改过。祖宗爱惜人材，必待九年方斥。
今因一人无稽之言，没其积勤，使之不敢申理，岂治世所宜有。
尔等皆因旧弊不能改正，其方面知府，年未满六年，有疾不妨治事，素行不谨，在未任之先，馀官到任未及二年，非老疾贪酷显著者，俱留治事。”于是方面官以下，山东佥事王经等五十八人皆留，而府同知张文臬等俱未三年，亦视事如初矣。此时王三原为太宰，已为上所疑，故大典亦中格。且旨中“人材难得”云云，皆《大学术义补》中语，邱文庄为次揆所拟旨也。
王此时即宜辞位，而犹恋恋恩遇，不三月即为刘文泰事，上指为卖直沽名，不能安其位而去，亦可谓不见几矣。又按弘治六年外计，吏部具大小庶官当斥者二千人。阁臣邱濬上言：“唐虞三载黜陟，今有居官未半载而斥者，徒信人言，未必皆实。
非唐虞之言，亦非祖宗之制。”上然其言，以故未三载者俱留用。此事实录不载，而见之黄泰泉所为邱文庄志中，可见邱之排王三原，不特刘文泰疏矣。史竟为邱讳之。
【考察访单】今制：匿名文书，禁不得行。唯内外大计，吏部发出访单，比填注缴纳，各不著姓名。虽开列秽状满纸，莫知出于谁氏，然尚无人御览者。至己未外计，浙江参政丁此吕以不谨罢，会有人言其枉，吏部竟以访单进呈，此吕遂追赃遣戍。人虽冤之，竟不晓单自何人？
【外察附批】正德三年戊辰，朝觐考察。疏入内忽批出：“翰林学士吴俨，帷薄不修，着致仕养病。御史杨南金无疾欺诈，为民。”俨丁卯主顺天试，以“为臣不易”为论题，刘瑾恶之。南金在台时，为堂官刘宇所挞，羞怒请告，故宇谗之，瑾从中旨罢去。俨后起至南礼部尚书，谥文肃。而南金亦得复官。宇之附权乱法至此，瑾败仅革宫衔致仕，真漏网。嘉靖丁巳内计，户部左侍郎谢九仪、兵部右侍郎沈良材，各以自陈，得旨调南京用矣。又科道拾遗疏下，上又附批谢九仪致仕，沈良材闲住。疏中无二人名也，亦异矣！又先辛丑外察，不及河南参政王慎中等二人，内批俱以不谨闲住，则首揆贵溪意也。
其后，则今上丁丑星变考察，南刑部员外包大焕，以浮躁降，内批以不谨闲住。南兵部郎中吕若愚不处，南给事传作舟论之，内批亦照不谨例闲住，则首揆江陵意也。
【大计不私至亲】南礼卿陶四乔（承学），素负人望，又江陵同榜进士，素以声气相重。及夺情事起，心稍不然。时江陵同邑人传作舟，为南给事，方寄爪牙耳目，雄行于都中，陶又不甚礼之，乃谗之于江陵。会陶亦以事见忤，适辛巳大计，募人劾陶，苦无事款，适传密寄陶诸罪状至，江陵大喜，以授给事中御史，俾入纠劾疏。时商燕阳（为正）在台中资最深，为陶姻家，又江陵门人也，苦救不能得，乃恳之江陵公。江陵怒，以恶语劫之。商无策挽回，陶遂为科道秦耀等所纠，得旨致仕。商后转廷尉，将大用，亦以言罢。商敏练有能名，本非附江陵者，止此一事见訾，谓其畏祸坐亲，遂不免。至壬辰外计，司铨者为太宰陆光祖，前御史屠叔方、黄正色，皆其至戚，俱以新任副使贬降，议者不言其薄。癸巳内计，则吏部郎吕胤昌，为吏部尚书孙鑨嫡甥，以浮躁降调；吏科都给事黄三馀，为考功郎中，赵南星之儿女至戚，以不谨闲住。一时舆论翕然，服其公。盖人心之不可泯如此。
【六年大计】京朝官六年一大计，其法至严。先朝亦有以不公争之者，如先王大父争韦商臣等之类，然终不能得。唯穆守时考察科道后，起给事周世选、太仆魏时亮等，然非时考察言官，本非典制，特出高新郑一时私意，故公论皆以为冤。今上辛巳，察典不谨去者，次年即起用，为今大司徒赵南渚（世卿），则初为南户部郎，特疏讥切时政，江陵怒，劣升长史，旋中大计，尤为清议所推也。嗣后如颜鲸、管志道、张正鹄、马犹龙，亦时情称枉，荐章不绝，终不肯破例，盖以非有大节表著，不得比前诸贤耳。自辛巳后，凡经丁亥、癸巳己亥、乙巳四斥籍，无有议起废者。唯迩来辛亥一察，物清汹汹，司黜幽者，被弹射无完肤，一时亦不能胜。近日遂议起徐比部大化，则不谨条中人也。锢人明时，诚可悯惜。然天荒一破，后来藉口怜才，恐大典难以堤防矣。
【考察破例】弘治以后，考察之法，始密而严。世宗于议礼诸臣，无所不假借，独严于大计。罢斥者如教官王玠、光禄监事钱子勋、御史虞守、随州同知丰坊辈，俱百端献媚于兴邸，而上终不为破例，其严如此。然而降调诸臣如赵文华、彭泽、储良才等，亦系考察人数，以权奸疏保，留复旧职。盖以贬轻而斥重，故特免也。其后朱隆禧以进秘方见幸，虽加衔终不见用，盖以考察之故。而朱后以助米及建醮祝寿，其子际及吕希周辈以拒倭报功，皆升职致仕，亦以计典故耳。此后唯穆宗庚午，高新郑以私怨斥张槚、魏时亮等，诸人至今上初元皆起用。
今上辛巳，大司农赵世卿，先以建言忤江陵，劣升楚府长史，至是又以不谨斥，未几即复原职，以至今官。而大计自此不能水锢矣。
嘉靖末年，都给事中厉汝进，以劾严分宜降典史矣，未几外计，即以逃斥之。是时察典严重，言者但指为严相修怨，而无敢救者。即穆宗登极，大霈言官，无一遗弃，而汝进屡入荐章，独不收召。使其在今日，则立致槐棘矣。万户侯何足道，宁止一李广哉。
嘉靖末年，谕德唐汝楫，以分宜党被，劾用不谨例闲住，然非考察也。穆宗龙飞，普进旧讲官，汝楫仅升太常少卿与致仕，当时清议尚严如此。
卷十二
○吏部
【中书考察】大计六年一举，定于弘治末年，其典最重。
五品以下，俱听考察。内惟翰林学士得免考，以示优异。已而讲读学士，亦请如例，遂并免之。其坊局等官虽贵，则照各官同听吏部处分矣。至于内阁书办，即今制诰两房中书官，宪宗朝，命本院学士，会同阁臣，与讲读以下等官考察，不许吏部干预，皆所以重文学侍从之体，非他官得比。然嘉靖以来，仍从吏部都察院为政矣。至于文华、武英两殿中书办事等官，以及御用监各项匠官，例皆先期乞恩免考，盖又以他途，摈之功令之外，非特恩也。又太医院及钦天监，以方技亦如之，迨其后也。太医与两殿中书，仍入计典。惟钦天监则至今犹然，不考察，不丁忧，不告老云。
【辛亥两察之争】嘉靖三十年辛亥，当大计京察。是年正月，锦衣卫经历沈炼抗疏纠首辅严嵩，其词甚峻。嵩力辨，谓炼作县败官调简，今知京察必处，以故建言祈免黜幽。上怒，捕炼逮治，斥口外保安州为民。计竣，吏科都给事张秉壶又纠吏部尚书夏邦谟不职，得旨致仕。万历三十九年辛亥，当大计京官。先一年冬，御史金明时劾吏部侍郎学士王图，其词亦峻，图疏辨未奉处分。至次年二月临考察日，掌河南道御史张京兆具密启于吏部尚书孙丕扬，谓明时前疏要挟免察。丕扬阅之震怒，即闻之上，令闲住。明时辨疏犯御名下一字，上亦大怒，发刑部赎罪为编民。于是刑部主事秦聚奎首攻太宰，台省继之。
丕扬辨其激，而攻者不已，不一年亦请致仕。从来司察冢卿，未有被弹射如此者。且指白简为挟免，亦惟此两辛亥。恰好六十年，岂运数使然耶？
【大计纠内阁】六年京官大计，吏部都察院主之。及事毕，纠拾大僚，属科道为政。而阁臣票拟去留，或下部院覆议罪状当否，以听上裁。则太宰、御史大夫与内阁辅臣，是三官者俱主持大计之人，向未有纠及之者。自穆宗登极考察，而高新郑为言路所憎，聚攻不去。乃至南给事中岑用宾、御史吕校，以大僚纠及之，识者咸谓非体。而时情正侧目新郑，方以此举为快心，无有救正之者。以故己巳再出当国秉钧，恣情黜陟，亦尔时激之使然。又三年而高被逐，江陵专政，则内外大计，一出其手定，部院不过一承行吏书矣。每年初冬朝审罪犯，俱太宰主笔，相仍已久。至庚午秋复当审时，高以首揆兼掌吏部，则事体非旧例可比，谓宜遣他尚书代行，而高奋然自请往谳，所释放最多，较他年加数倍。而王金等，以先帝升遐，误用方药，坐大逆重避者，亦改遣戍。盖欲坐前任首揆徐华亭，以诬罔先帝大不道也。卒之穆宗允其请，而往事终不究，则高此一行徒伤相体耳。后万历戊戌年朝审，太宰偶缺，旨下以户部尚书杨俊民主笔。甲辰年亦缺太宰，又以户部尚书赵世卿主笔，斯得之矣。
【己亥大计纠拾】己亥大计，最为平恕。惟董太史思白（其昌）以私隙，为朱考功石门（敬循）所中外转，似未服人。
至于南京纠拾大僚，则可异矣。如右都御史沈继山（思孝）、吏部右侍郎杨复所（起元）、兵部左侍郎许敬庵（孚远），皆一时人望，尽入网中。远近骇愕，莫知其故。冯巨区祭酒谓余曰：“此非纠劾疏，乃荐举疏也。”时祝石林（世禄）为南吏科，以一人掌六科印，遂有此举。至次察乙巳，祝亦不免。前三公者虽被指摘，终无丝毫之玷，而祝遂不振。
【乙巳两察之异】今上乙巳大计，疏上不下，久之中旨批出，特留降调科道官数人。盖首揆沈四明专庇给事钱梦皋、御史张似渠辈，因并诸言官留之时以为异事，群起争之，而不知前乙巳之更异也。嘉靖二十四年春，京察疏上，内不谨主事周玉等，并御史谢瑜，命照贪酷例为民。浮躁主事朱执中，革职闲住。盖于部议加重焉。即而吏科河南道拾遗，则中允郭希颜、光禄少卿谈相，俱在斥罢之列，独得旨留用。其后二人俱受极刑，亦在世宗朝，更异矣。惟兵部侍郎张汉在劾中，上独命锦衣官校扭解来京，盖汉先在部，欲令总督大臣，得斩将以行军法，上黎之未发。至是见疏触怒，故及祸。比逮至，以刑部谳迟，改镇抚司刑拷，竟发镇西卫充军。皆从来未有之事也。及两京察事俱竣，御史桂荣又申救先任南御史、今升常州知府符验执法爱民，而南考功郎薛应旗为常州人，以私怨报复，致之降调，乞复原职。上命符验仍谪，而调应旗于外。在桂荣计后论救，非故事也，上竟不问。盖前乙巳，世宗总揽大权，或轻或重，俱出独断。后乙巳，则考选久废，科道晨星，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