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第6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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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以前比较，现在工厂中的劳动大大加重了，因为机器速度的大大加快要求工人更加注意，更多地活动。”

1844年，艾释黎勋爵，即现在的舍夫茨别利伯爵，在下院根据文件作了如下的发言：

“现在，在制造过程中雇用的工人的劳动，是开始实行这些操作时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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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毫无疑问，机器完成的工作，代替了成百万人的肌肉，但是，机器也使受它可怕的运动支配的人的劳动惊人地增加了……　1815年，工人在12小时内来回看管两台纺40支纱的走锭精纺机，等于步行8哩。1832年，在12小时内看管两台纺同样支纱的走锭精纺机所走的距离等于20哩，并且往往还要多。1825年，一个纺纱工人在12小时内，在每台走锭精纺机上牵伸820次，12小时的牵伸总数是1640次。1832年，一个纺纱工人在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内，在每台走锭精纺机上牵伸2200次，合计是4400次；1844年，在每台走锭精纺机上牵伸2400次，合计是4800次；有时，需要的劳动量还要大……　现在，我手头另有一份1842年的文件，证明劳动累进地增加，不仅是因为步行的距离加大了，而且还因为生产的商品数量增加了，而人手的数量相应地减少了；其次，还因为现在纺的往往是较次的棉花，需要较多的劳动……　在梳棉间，劳动也大大增加了。现在，一个人要干以前由两个人分担的活……　织布间雇用的人很多，而且多半是妇女，在这里，近年来由于机器速度的提高，劳动增加了整整10％。1838年，每周纺纱18000束，1843年达到21000束。1819年，蒸汽织机每分钟打梭60次，1842年是140次，这说明劳动大大增加了”。现代庸俗经济学声称，资本的收益来源于假定劳动不变情况下的资本的边际产出，并由此提出为中共十六大所接受的按要素分配说。然而，资本和劳动并不是可以相互独立变化的。如果机器速度加快了，而劳动强度不跟上，那么这种加快就只会造成损失，而不会带来收益。没有劳动的增加，资本的增加是毫无效果的，从而资本的边际产出，实际上还是劳动的边际产出的一个组成部分。

鉴于十二小时工作日法令支配下的劳动在1844年就已达到这样惊人的强度，因此，当时英国工厂主说在这方面不能再前进一步，说再缩短劳动时间就等于缩减生产，这似乎是有道理的。他们这种理由表面上的正确性，在他们不倦的检查官、工厂视察员莱昂纳德·霍纳当时所说的下面这段话中得到了最好的证明：

“由于产量主要由机器的速度来调节，工厂主所关心的必定是设法使机器的速度快到极点，而又不违背下列条件：保护机器以免损坏得太快，保持产品的质量，使工人能够跟上机器的运转，而又不过分紧张，以致不能持久。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工厂主由于操之过急，过分地加快了运转。这样，损坏和次品使提高速度得不偿失，工厂主又不得不放慢机器的速度。因为精明能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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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主会找到可能达到的最高限度，在现代庸俗经济学看来，工厂主之所以能够找到合适的限度，不是因为这种人人都会的不断失败的尝试，而是因为他们具有工人所不具有的天生的禀赋。所以我得出结论，11小时的产品不可能和12小时的产品相等。同时我认为，领取计件工资的工人已经紧张到了极点，超过这个极限，他就不可能经常保持同样的劳动强度了”。

因此，尽管有加德纳等人的实验，霍纳还是得出结论说：把工作日进一步缩短到12小时以下，产品数量就一定会减少。但是10年以后，霍纳自己引用他1845年的疑虑，来证明他当时还是多么不了解机器和人的劳动力所具有的伸缩性。这二者同样会由于工作日的强制缩短而紧张到极点。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1847年以后，英国棉、毛、丝、亚麻纺织厂实行十小时工作日法令以来的时期。

“纱锭的转速，在环锭精纺机上每分钟增加了500转，在走锭精纺机上每分钟增加了1000转，也就是说，环锭精纺机纱锭的转速在1839年是每分钟4500转，现在是5000转，而走锭精纺机纱锭的转速原来是每分钟5000转，现在是6000转，前者的转速增加了1/10，后者的转速增加了1/6。”

1852年，曼彻斯特附近帕特里克罗弗特的著名土木工程师詹姆斯·奈斯密斯，在给莱昂纳德·霍纳的一封信中解释了1848—1852年蒸汽机的改良。他指出，在官方的工厂统计中，蒸汽马力仍然是按1828年的功率计算的，这种马力只是额定马力，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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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作实际马力的指数。接着他写道：

“毫无疑问，重量相同的蒸汽机（往往就是只经过现代改良的同一些机器），比以前平均多做50％的功；在许多场合，同一些蒸汽机，在速度限制为每分钟220呎的时候，提供50马力，现在则提供100马力以上，而且耗煤量减少了……　同一额定马力的现代蒸汽机，由于构造的改良，锅炉容积和结构的缩小等等，能比以前发出更大的推动力……　因此，虽然同额定马力比较起来，使用的人手数量和过去一样，但是同工作机比较起来，使用的人手数量则减少了。”

1850年，联合王国的工厂共使用134217额定马力，推动25638716个纱锭和301445台织机。1856年，纱锭数是33503580个，织机数是369205台。如果所需要的马力仍旧和1850年相同，那末1856年就需要175000马力。但根据官方材料，只有161435马力，也就是说，按照1850年的算法现在减少了1万多马力。

“1856年的最近的报告确证了下述事实：工厂制度在急剧扩展；同机器比较起来，人手数量减少了；由于力的节省和通过其他方法，蒸汽机可以推动更重的机器；由于工作机的改良、制造方法的改变、机器速度的提高以及其他许多原因，制品量增加了。”“各种机器的巨大改进，大大提高了它们的生产力。毫无疑问，工作日的缩短……推动了这种改进。这种改进以及工人紧张程度的加强，使得在一个已经缩短了的工作日内生产的制品，至少和以前在一个较长的工作日内生产的制品一样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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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主的财富如何随着劳动力剥削的加强而增加，单是下面这个事实就可以证明：英国棉纺织等等工厂的平均增长额，从1838年到1850年间是每年32个，而在1850年到1856年间是每年86个。

从1848年到1856年8年间，在十小时工作日的支配下，英国工业有了这样大的进步，但这种进步在1856年到1862年这以后的6年间，又被远远地超过了。例如丝织厂，1856年有1093799个锭子，1862年有1388544个锭子；1856年有9260台织机，1862年有10709台织机。相反，工人人数1856年是56137人，1862年是52429人。这些数字表明，锭子数增加了26。9％，织机增加了15。6％，而工人人数却同时减少了7％。精梳毛纺织厂使用的锭子，1850年是875830个，1856年是1324549个（增加51。2％），1862年是1289172个（减少2。7％）。但是，1856年的数字把线锭计算在内，而1862年的数字没有把线锭计算在内，如果把线锭减去，那末，1856年以来锭子数是相当稳定的。相反地，1850年以来，在许多地方，锭子和织机的速度增加了1倍。精梳毛纺织厂的蒸汽织机，在1850年是32617台，1856年是38956台，1862年是43048台。这种工厂的工人人数，在1850年是79737人，1856年是87794人，1862年是86063人；但是其中14岁以下的童工，1850年是9956人，1856年是11228人，1862年是13178人。可见，同1856年比较起来，1862年虽然织机数有很大的增加，但是雇用的工人总数减少了，而被剥削的童工总数却增加了。

1863年4月27日，议员弗兰德在下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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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受郎卡郡和柴郡16个区的工人代表的委托，在这里讲话。他们告诉我说，工厂中的劳动，由于机器的改进，不断加重。过去一个人带着助手，看管两台织机，现在没有助手，要看管三台织机；而且一个人看管四台织机等等，也完全不是什么稀罕的事。从上述事实中可以看出，12小时的劳动，现在压缩在不到10个劳动小时当中了。因此，不言而喻，近几年来工厂工人的辛劳有了多么惊人的增加。”

因此，虽然工厂视察员不倦地、十分正当地颂扬1844年和1850年的工厂法的好处，但他们也承认，缩短工作日，已使劳动强化到损害工人健康，从而破坏劳动力本身的程度。

“近几年来，在大多数棉纺织厂、精梳毛纺织厂和丝织厂里，机器的运转大大加快，看管机器需要的劳动紧张到精疲力竭的地步，看来，这正是格林豪医生在他最近的出色的报告中所指出的肺病死亡率过高的原因之一。”

毫无疑问，当法律使资本永远不能延长工作日时，资本就力图不断提高劳动强度来补偿，并且把机器的每一改进变成加紧吮吸劳动力的手段，资本的这种趋势很快又必定达到一个转折点，使劳动时间不可避免地再一次缩短。今天，在英国和中国的一些高收入的职位，如金融业，也有延长工作日的现象。其表现不是公司硬性规定延长工作日，而是不规定下班时间或者到了规定的下班时间，老板故意不走。看看老板没走，谁也不好意思先走；而谁也不先走，就更没人敢走，于是只好“自愿”地为老板无酬地加班。资本家的这种手法是极其巧妙和恶毒的。应当规定工人的“自愿”加班时间的限制，并且对这种“自愿”加班规定报酬，其数额应当数倍于正常的工作时间的报酬。另一方面，英国工业的蓬勃发展，在1833—1847年时期，即实行十二小时工作日时期，超过了实行工厂制度以来的最初半个世纪，即工作日不受限制时期，而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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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到现在实行十小时工作日时期又超过了1833—1847年时期，而且超过的幅度比前一幅度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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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　　厂

我们在本章的开头考察了工厂的躯体，即有组织的机器体系。后来我们看到，机器怎样通过占有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增加资本剥削的人身材料，机器怎样通过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侵吞工人的全部生活时间，最后，机器的发展虽然使人们能在越来越短的时间内提供惊人地增长的产品，但又怎样作为系统的手段，用来在每一时刻内榨取更多的劳动或不断地加强对劳动力的剥削。现在我们转过来考察工厂的整体，而且考察的是它的最发达的形式。

尤尔博士，这位自动工厂的品得，一方面把工厂描写成

“各种工人即成年工人和未成年工人的协作，这些工人熟练地勤勉地看管着由一个中心动力（原动机）不断推动的、进行生产的机器体系”；

另一方面，又把工厂描写成

“一个由无数机械的和有自我意识的器官组成的庞大的自动机，这些器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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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生产同一个物品而协调地不间断地活动，因此它们都受一个自行发动的动力的支配”。既然受同一个自动发动的动力的支配，那么这种协调就只能在企业内部，而不可能通过市场。从而，科斯的企业理论是如此地幼稚，以致于得到了现代庸俗经济学的最高奖——诺贝尔奖。见Coase；　R。　H。　1937。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New　Series；　4　（16）；　386…405。

这两种说法绝不是相同的。在前一种说法中，结合总体工人或社会劳动体是积极行动的主体，而机械自动机则是客体；在后一种说法中，自动机本身是主体，而工人只是作为有意识的器官与自动机的无意识的器官并列，而且和后者一同受中心动力的支配。第一种说法适用于机器的一切可能的大规模应用，第二种说法表明了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以及现代工厂制度的特征。因此，尤尔也喜欢把产生运动的中心机器不仅描写成自动机（Automat），而且描写成专制君主（Autokrat）。

“在这些大工场里，仁慈的蒸汽力量把无数臣民聚集在自己的周围。”

使用劳动工具的技巧，也同劳动工具一起，从工人身上转到了机器上面。工具的效率从人类劳动力的人身限制下解放出来。这样一来，工场手工业分工的技术基础就消失了。因此，在自动工厂里，代替工场手工业所特有的专业工人的等级制度的，是机器的助手所要完成的各种劳动的平等或均等的趋势，代替局部工人之间的人为差别的，主要是年龄和性别的自然差别。

在自动工厂里重新出现了分工，但这种分工首先就是把工人分配到各种专门机器上去，以及把大群没有形成有组织的小组的工人分配到工厂的各个部门，在那里，他们在并列着的同种工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