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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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能不能完成1860万吨钢的生产任务，是国内国外注目的一件大事，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如果我们不立即抓紧时机，扭转生产下降的局面，那么全年生产就有完不成的危险，而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对于我们目前国内外的政治斗争，对于争取明年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都是不利的。中央要求12月份钢的平均日产量确保62万吨，争取达到63万吨。这依然反映了以钢为纲的观念。到年底，钢产量虽然达到1866万吨，但国民经济比例进一步失调。更严重的问题是，三年大跃进造成的工农业生产严重滑坡的后果，并不能随调整工作的逐步实施就很快得到消除。这年秋收时，全国粮食再度大面积减产，许多地方的粮食供应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其他工业原料和人民日用消费品也十分短缺，形成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严峻的事实教育了人们：

必须客观地估计形势，下决心正视问题，纠正失误。

1961年1月14日至15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为了准备这次会议，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这两次会议的中心议题，都是讨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这两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多次听取汇报，并作了几次重要讲话。这些讲话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八字方针形成和贯彻的指导思想。在会前的1960年月27日，毛泽东听取中央工作会议汇报时认为，庐山会议后工作上有所失误。他说：庐山会议后有些事情浚有想到，譬如刮共产风的问题。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大搞商品生产基地等，都是中央提出的，谁也没有想到一平二调，如果想到了，就不会刮了。12月30日，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强调：要缩短工业战线，拉长农业战线是很重要的一条。过去是大办工业，现在要大办农业。三年经验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要真正地好好地总结三年经验。他指出：现在看起来，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向前发展；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

毛泽东说，解决问题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我党有实事求是的传统，但是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来，不大了解情况了，不大摸底了。他批评一平二调、共产风是人祸，要求大家勇于承认错误，有多少错误就说多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他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1月18日，在八届九中全会闭幕式上，毛泽东同意李富春不搞第二本账的意见，针对自己在工作方法60条中归纳的关于设第二本账的问题，他说：今年不搞两本账了，就是一本账，绝不要层层加码，中央是一个盘子，到省、市又是一个盘子，到地、县又是一个盘子，到群众又是一个盘于，层层加码。总而言之要实事求是。1961年元旦，《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社论三年来第一次没有据大跃进：提的是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这标志着国民经济开始了新的工作方针。

在1961年1月3日的汇报会上，李富春讲到1960年计划的四个缺点（即忽视农业，指标偏高，权力下放偏多、偏下，执行检查不够）时，毛泽东插话说：不仅没有注意农业，而且是挤了农业，挤了农业的人力、物力，工业战线过长，面过广。这三年都是指标高了，后来退下来了。1958年北戴河会议从9月份开始大搞，1959年庐山会议整风反右以后开始大搞，1960年又一年，这三年大炼钢铁，挤了农业。因此，我怀疑就是万吨是否也会很难。刘少奇插话说：制定计划的基本精神，要把局势和矛盾缓和下来，要确实留有余地，每项事情都有一个余地问题，如炼钢，有矿石、煤运输问题，总要使炉子跟前有点储备，和人吃饭一样。国家要有点储备，太多了就叫积压，太少了就不能周转。今年计划要使各方面能略缓和下来。当李富春讲到1961年计划要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时，毛泽东插话说：你这意思就是休整的意思，和部队在两个战役间有休整一样。今年可能是就地踏步，休养生息，这两年农业减产影响了工业，看来农业机械化、化肥未上去以前，工业是不能大上的，过去农业是层层加码，收购也是层层加码，以后再不能层层加码了。

根据李富春的汇报和1960年计划执行的情况，中央工作会议对1961年的计划指标又作了调整：钢产量降到1900方吨，煤炭则调高到43亿吨，粮食调高到4100亿斤，施工的大中型项目减到900个，财政收入调低到630亿元。接着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是，听取和讨论李富春所作的《关于安排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意见》的报告。

对调整的实质性内容，李富春着重作了以下阐述：

（一）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次序安排经济生活。他一再强调要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的首要地位。这就是说，要先安排好农业，再安排重工业；在安排重工业的时候，又必须先安排好与农业生产直接有关的农业机械、农具、化肥、农药等行业，再安排其他行业。并且指出，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次序来安排经济生活，加快农业的发展，增加农民的收入，减轻农民的负担，这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这样做，将大大有利于工农联盟的进一步巩固。

（二）加强综合平衡工作，调整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为了全面贯彻执行八字方针，李富春指出，要在1961年的计划中，适当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速度，即尽可能提高农业的发展速度，提高轻工业的发展速度，适当控制重工业的发展速度，特别是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同时，适当缩小基本建设规模。

（三）实行全国一盘棋，加强集中颌导。大跃进运动中，由于片面强调破除迷信，打破常规，企业中许多行之有效的规章被冲破了，管理混乱，制度废弛，设备因超长运转而严重损坏，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下降。如果不整顿企业，国民经济调整的各项措施就很难落实。李富春看到了整顿企业的紧迫性，特别提出整顿经济部门和企业的任务，他说：1961年经济部门和企业单位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广泛发动群众进行整风。经济部门和企业单位的整风，要在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其他不良作风的基础上，改进管理工作和健全管理制度，严格质量检查和加强经济核算，纯洁职工队伍。

八届九中全会通过了李富春的报告，并在会议公报中正式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布，从1961年起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为了加强集中领导，全会批准上年9月党中央关于在全国成立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六个中央局的决定。全会标志着国民经济停止了大跃进和以钢为纲指导方针，转入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轨道。但由于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的惯性作用，对当时经济困难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全会通过的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仍然偏高。其中工业总产值2310亿元，比上一年增长8％；农业总产值655亿元，比上一年增长10％。如果按后来经过核实的1960年的实际产值作为基础来计算，则需要分别增长40％和58％，粮食和棉花也要求比前一年的实际产值增长42％和50％。这些指标显然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八届九中全会以后，调整工作开始从恢复农业、调剂市场、精简职工等方面进行，但是由于1961年的计划指标仍然过高，对工业和基建融动不大。当时的主要调整方面有：

（一）给农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1961年3月广州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农业三十条），决定停办公共食堂，取消过去实行部分供给制的规定。连同1960年8月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和11月《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问题的紧急指示》，制定了一系列恢复农业的政策和措施。

1调整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和分配关系。重申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明确规定公社对生产大队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得横加干涉，只能协商和建议；生产协作必须坚持自愿互利和等价交换的原则，不得继续无偿调用生产队的资金、物资、农业设备、林土、牲畜等；不得侵犯社员个人的财产，应恢复自留地，允许发展家庭副业和手工业；开放农村集贸市场。分配上严格执行多劳多得按劳分配原则，取消实行部分供给制的规定。取消农村公共食堂。这些措施，对于克服平均主义，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也给农民生活带来一定的改善。

2坚决实行退赔政策。公社化运动以来，很多地方实行一平二调，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根据23个省、市、区重新估算的数字，平调总数为247亿元，每个农业人口平均477元。对平调社、队和社员个人的各种财物和劳力，必须进行认真清理，坚决退赔。退赔以实物为主，用社、队和社员个人欠国家的债务抵作一部分退赔资金。对退赔有困难的社、队，国家要给予必要的资助。1961年上半年，拨付资金约25亿元。

一部分地区发了少量期票。3减少粮食征购，减轻农民负担。根据农村粮食紧张的情况，采取少购少销政策。

1961年征购量8094亿斤，比1960年的1021亿斤减少212亿斤。同时，对农业税税率进行了适当调整，1961年农业税征收额为240亿斤，比1960年减少98亿斤。

4精简和节约劳动力。在农村，压缩水利等农田基本建设，精简县社工业、多种经营和文教卫生等事业，挤出劳动力充实农业生产第一线。在城市，则精简和动员一批从农村招收的工人和盲目流入城市的人口回农村。从1960年秋到1961年春，新增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动力2913万人，农村劳动力占农村人口的比重增至5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规定适当的购销政策。1961年1月，决定提高粮食等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平均提高幅度是：稂食20％，油料13％，生猪26％，家畜和蛋37％。部分省市还对烤烟、麻、茶叶等农产品收购价作了调整，提高幅度达50％。把农副产品区分为一、二、三类，分别采取不同的收购政策：对一类产品（粮、棉、油），继续坚持统购统销的政策；对二类产品（猪、牛、羊、鸡、蛋、烤烟等24种），通过合同进行洽购，完成任务后可上市自由销售；对三类产品（不属上述一、二类的农副产品），则允许上市出售，自由定价。

6加强对农业的支援。向农村增拨钢材、木材、毛竹、桐油等，组织手工业和部分工业企业全力修复、赶制农具、农业机械和运输工具。到1961年，农业机械总动力为911万马力。化肥、拖拉机、农药等支农工业的投资在整个基本建设投资中的比重，1960年为16。7％。1961年增至同时，中央还于1961年6月发出《关于城市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即手工业三十五条），解决了手工业集中过多、合并过多、限制过死的弊病。

（二）调整经济管理体制，加强国民经济的集中统一管理。1960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为在克服困难中加强中央的有效领导，决定成立六个中央局，作为中央派驻各地的代表机构。1961年1月，申央规定，在二三年内，经济管理大权应更多地集中在中央和中央局。中央还决定，从1961年1月起，所有生产、基建、物资、劳动、收购、财务工作都要执行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本账的方针，不得层层加码；货币发行权归中央，财政要集中，不许有赤字预算。同时，必须加强财政管理，改进基本建设拨款监督工作和税收管理工作，划清国家财政收支和人民公社财务收支的界限。全国企业利润收入的比例从13。2％降至69％，并规定此项资金不得用于计划外的基本建设。这种集中统一管理，有利于把全国财力、物力集中起来，用于最迫切需要的方面。

（三）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为调整城乡关系，减轻农民负担，平抑市场物价，紧缩财政支出和货币投入，国家决定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1961年5月，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三年来招收职工2500万人，城市人口增至13亿，工业摊子铺得太大，这是不恰当的，应该下决心精简，动员一部分职工还乡，会议接受了这个意见。经过努力，当年城镇人口减少了1000万人左右，职工人数从1960年的5044万人减少了万人。这一措施的实现，等于减少为城镇提供三四十亿斤粮食和二三百万吨生活用煤，减少蔬菜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