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思想史-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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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本能、无意识、暗示、催眠、力必多等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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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心理主义社会学５７２
为基本的心理学概念。
这归因于１９世纪末心理科学本身的变化与欧洲的知识界气氛的变化。其标志之一是对关于相对和谐的社会进步之信念的突破，这一信念是１８世纪的遗产，相信人类的理性能够理解进步的方向及支配进步的规律，从而能控制社会的进步。
①
１１２心理进化论A生物进化论的信徒认为社会进化是有机界进化的直接继续及其一部分，并强调进化的自动性质。以沃德等为代表的心理进化论则认为社会生活形式的复杂化乃是心理发展的结果，提出了“有目的的进化”
，这是把人的理性、意志、行动的因素引入古典进化论的最初尝试。沃德认为，社会制度与其说是活体力量发展的产物，不如说是心理力量发展的产物。。电子书
社会力量也是在人的集体状态中发生作用的心理力量。
因此，社会学应以心理学而非斯宾塞所认为的生物学为其基础。社会实在的本质特点在于有感觉有目的，而这在盲目的自然力量的作用中是不存在的。社会的进化是通过目的选择（而非自然选择）实现的。目的分个人的目的与集体的目的，维持基本生存的目的与谋求发展完美的复杂的目的等。欲望，即维持个人生命与保证种族繁衍的食色欲望是第一种社会力
①参阅萨基：《社会学思想史》第２４６—２４７页；科恩《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社会学史》，第９０—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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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更为复杂的理智的、道德的与美学的欲望，这些目的说明了社会的前进与向善。
除了个人的目的，还有在综合了个人目的的基础上形成的集体目的，国家乃是集体目的的体现者，在社会中，除了国家外，没有一个组织有能力来体现社会发展的目的，来实现这个目的。然而到了最后，沃德怀疑目的因素，无论多大，能否改变社会进化从总体来说的无意识。这一怀疑是有意味的，可惜他并未就这一点再作更多的发挥。
吉丁斯也把社会看成是受自然过程制约的心理现象，因此，社会学应该既研究社会现象的客观方面，又研究其主观方面，把主观的解释与客观的解释结合起来。
“首要的和基本的主观事实乃是‘类意识’。
这一术语指的是一种意识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任何生物不论其处在哪一层次，都将其它有意识的生物视为与己相同的类“。
①类意识的实质是体现在个人活动中的社会意识与社会理性，类意识使人们的交往、互动及精神的一致成为可能，由类意识的作用引起的行为，才可被视为社会行为。由于类意识的作用，人们的行为将摆脱任何单一动机的支配，而具有更丰富的现实性特征。社会舆论、集体观念、文化传统、风习时尚及社会价值等皆为类意识的产物。在社会生活中，类意识起着各种区分的功能。它是种族团体与政治团体的区分标志。它还是阶级划分、结盟形式、交往法则与政策法令构成的心理基础。此外，类意识作为被人认同的价值发挥着社会整合的作用。吉丁斯实把人
①吉丁斯：《社会学原理》（纽约，１９２１年）
，第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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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类意识的发展视为社会化的过程，并且还将之与社会阶级的分类结合起来。他按人的类意识发展程度将“社会性阶级”分为（ａ）社会阶级，是由那些类意识高度发展，积极促进社会团结的人所组成；（ｂ）非社会阶级，由那些追求狭隘的个人利益和对公共利益漠不关心、喜欢我行我素的人所组成，这些人的类意识只得到部分发展；（ｃ）假社会阶级，由那些类意识已蜕变，只想靠社会救助而过寄生生活的乞丐穷人所组成；（ｄ）反社会阶级，是由那些惯于作奸犯科的人所组成，类意识在他们身上已近乎灭绝，他们仇视社会及其制度。
１１３民族心理学A继进化论之后，对心理社会学问题表现出日益增长的浓厚兴趣的最初征兆出现于德国学者拉察鲁斯（ＭＬａｚａｒｕｓ，A１８２４—１９０３）与施太恩塔耳（Ｈ。
Ｓｔｅｉｎｔｈａｌ，１８２３—１８９）所建立的“民族心理学”
（Ｖｏｌｋｅｒ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ｅ）中。他们把语言学和民族志学的资料同赫尔巴特（Ｊ。
Ｆ。
Ｈｅｒｂａｒｔ，１７６—１８４１）的心理学理论综合起来，旨在建立除个人心理学之外的一门社会化的人的或人类社会的心理学。这一想法本身并不新颖，其思想根源是黑格尔的“客观精神”论与德国浪漫主义的“民族精神”
，就这一来源而言，与其说是以心理学为依据，不如说是以语言史、文化史为依据，揭示在文化发展中存在着某些稳定的、不断重复的要素和超个体性质的结构。
另一方面，民族的心理、文化与人种特征密切地联系着，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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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为许多进化论者与人类学家十分关心的问题。个人是人类种族的一员，且有与所有其它人相同的本性。但他又是一特定民族的一员，这样又有了仅同一民族所特有的品质。
生物机体所有的心理特性，与作为特定文化产物的心理特性是有区别的。
要获得人性的知识就需有两门不同学科的合作，一门是关于个体的心理学，另一门是关乎民族的心理学，它须利用人种学的成果。
“民族心理学”
不只限于对文化的研究，勿宁说，某一特定文化的知识乃是一条藉以获致人类心理知识的途径，进而有助于把握每个文化所特有的“总体精神”。
冯特将民族心理学的观念系统化并大大地发展了，在他里程碑式的《民族心理学》中，他写道，“民族心理学的问题关系到那些人类共同体生活所产生的精神成果，对此仅仅根据个人的意识是不能解释的，因为它们是以许多人的互动为前提的。对我们来说，这就是可纳入民族心理学范围内考虑的对象的标准”。
①民族意识是个体意识的创造性的综合，通过这个综合遂产生新的实在，后者凝结在超个体的活动的成果即语言、神话、道德中。
“民族心理学”
是社会心理学的最早尝试，它试图具体研究文化与个体意识的相互作用。
“其可贵之处首先在于旨在使心理学研究、民族志学研究、语言学研究、历史—语文学研究和人类学研究相互接近起来。
历史心理学、文化人类学、人种心理学，乃至社会和心理语言学，都可在‘民族心理学’中
①转引自萨基：《社会学思想史》，第２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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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无理由地找到各自的起源。“
①但它未能解决文化与个体相互关系这个社会学的理论问题。事实上，它关心的主要是积累描述材料，或如冯特那样，运用这些材料以一种心理进化论的方式构造一种多半是假设性质的人类历史。民族心理学为在社会科学中普及心理学作了贡献，但它不是一种有助于产生作为一种社会学的方法论的心理主义的思潮。
１１４集团心理学A个体心理学囿于自我感觉的牢笼，“民族心理学”
失之笼统，都未能中肯地说明集体生活之影响作用于个人心理品质的机制。在此情况下，对于直接研究集团行为及社会心理的兴趣日趋增长了。
意大利犯罪学家西盖勒（Ｓ。
Ｓｉｇｈｅｌｅ，１８６８—１９１３）开创了集团心理学的研究，法国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医生、旅行家古斯塔夫。勒蓬（ＧｕｓｔａｖｅＬｅＢｏｎ，１８４１—１９３１）使之声势大振。他的《群氓心理学》一书跻身于最畅销的社会学读物的行列。
集团心理学始于对个人的正常行为与当他置身于人群之中时所作行为之间差异的观察，在后一种情况下，个人常常受他人的暗示、影响、感染，作出他一人独处时不可能作的许多举动来。集团心理学就从一个新的角度重又提出了社会起源的古老问题，把它表述为个人与他人接触而导致的人格
①《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社会学史》，第１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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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扭曲的问题。勒蓬阐述的方式受了他的反自由反民主政治观点的影响，这在他的著作中有明白无误的体现。
勒蓬声称欧洲正在进入一个“群氓”的时代，“数的哲学似乎是唯一的历史哲学。”
往后回顾是法国革命的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轰轰烈烈的场面；往前看，他害怕会爆发新的人民革命。
他说历史清楚地表明，群氓的行为岂不是无法无天的？
他们准备跟随自己的头头到随便哪里去。无论什么理性的力量都抵制不了群众意识的汹涌的自发势力。并非什么纯洁的平等理论使他们投身于革命，而是那些给他们留下了强烈印象的、打动他们感情的东西把他们鼓动起来的。
这是当代社会的种种症状，与孔德、穆勒、斯宾塞等人的乐观主义预言正相反，集团心理学基于这些时代的病症，并且是为这些症状所决定的。集团心理学是已希望丧尽的保守人士的社会学。
群氓一词在勒蓬那里非指通常的涵义，而是指他所谓的心理学的群氓；例如，集合在一起的人群，屈从于集体的暗示，形成了一种共同的心态。
“群氓”一词适用于任何集群的性质，它是个人在群体中丧失个性所表现出的无理性、无责任心、放弃自我控制、情绪过激等综合的表征。这种集群性的同质与统一意味着对个人意识的压抑。借用弗洛伊德的心理结构三重论来说，就是人人丧失了各自所具的独特的自我，却把人同此心的深层的潜意识的本我暴露无遗。
①对勒蓬来
①参阅弗洛伊德：“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
，载《弗洛伊德主要著作选》（芝加哥，１９５２年）
，第６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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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心理的群氓既指大街上或工作场合偶然聚在一起的群众，也指阶级、民族、政治党派或议员俱乐部。
这样，集团心理学就成为一个关于社会生活、政治、权力、社会变迁和革命的综合性理论。在勒蓬看来，真正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是在人类过激的情绪中发生的，这是社会生活最持久的决定性因素。勒蓬意识到“群氓”概念过于宽泛，易受批评，他提出过一个有关群氓的较具体的分类，但并未根本消除这一概念的含混。以后的作者用这一术语时都格外小心，严格限定它的涵义。
勒蓬的“集团心理学”提出的概念与理论问题，如心理感染，集体暗示、匿名性、个人意识与群体意识的关系等，促进了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启发了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思路。
但他把人民群众同非理性的“群氓”混为一谈是不正确的，他对群体—集团的研究完全限于纯粹偶然的和无组织的个人集合，甚至多少有将两者等同起来的倾向，也是偏颇的。事实上，他是把对犯罪集团行为的观察外推到形式截然不同的集团行为，这反映了他的反民主的思想倾向。
１１５摹仿论A集团心理学的研究得到各个方面的鼓舞，包括对催眠术的实验研究，对儿童摹仿活动的观察，人种学的研究以及对赶时髦等群众心理现象的观察。一些作者认为集团心理的基本过程是心理感染，它使人们的社会行为保持一致并结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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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集团中。另一些作者则把这种作用归于心理暗示。第三种作者则倾向于摹仿说，摹仿论的最大代表是法国的法学家和社会学家塔尔德（Ｇ。
Ｔａｒｄｅ，１８４３—１９０４）
，他著有《摹仿的规律》（１８９０年）
、《社会逻辑》（１８９５年）
、《社会心理学研究》（１８９８年）
、《比较犯罪学》（１８６年）等。塔尔德对勒蓬有不少批评，他不同意勒蓬的“心理的群氓”论。在其《舆论与群氓》一书中，他将“群氓”仅限于指称身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