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商-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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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工作方便，戴玉强租了人家楼梯下的半间房，阴冷、潮湿，原来是人家放扫帚、拖布的地方，也就够放一张小折叠床的。按理说，铁打的汉子，流水的钱，可钱就偏偏没有流过来，戴玉强蹬着三轮车，跑遍了大半个北京城，少则十几里，多则几十里，戴玉强都快成职业导游了。活儿倒是揽到了不少，可就是没有钱：
“我们工程进度紧，资金跟不上……”
“我们这儿工人都开不出工资，再等等吧。”
“别人欠我们的钱还没有还，所以手头资金不够。”
戴玉强早上高高兴兴要帐去，晚上别别扭扭回家来
苦尽甘来，这是大自然的规律，不久，戴玉强他们便揽到了一笔大买卖，替位于北京交道口附近的一座二层楼铺地板，得知喜讯后，兄弟三个的欣喜均行于色，毕竟是800元啊，那可是他们最大的的一笔生意。戴玉强三人在众多的市场竞争对手中夺到这个项目，心中感觉不亚于申奥成功，于是便细致入微地开始了数百平方米的铺设工程，三天后，三个人的奥运会胜利闭幕了，一个人拿了二百三十块三毛三。
可惜好景不长，三个人干了不到一年，虽说有了几千元赢余，可是其中一个兄弟喝完酒开着自己的车回家 ，虽然一再提醒自己走直线，可还是斜着就跟人家撞上了。为了赔偿损失，戴玉强和另外一个兄弟为朋友两胁插刀，把几个月来的血汗钱全搭上了，虽然钱并不多，但那毕竟是一滴汗、一滴汗攒下来的。
在北京渡过了艰苦的三年半工半读的生活之后，戴玉强在1987年又回到了山西省歌舞剧院，在剧院里很少有排练演出，每月仅有几十元的工资，都二十四五的人了，又要生活，又要学习，整日在脑子里装着自己的江山社稷，可是没有钱，寸步难行，戴玉强就又得重操旧业，靠打工来维持学习。八十年代末，流行歌曲火遍神州，于是，戴玉强也索性到歌舞厅去通俗一把，1小时5块钱，四小时下不，骨酥筋麻，好象爬了一次泰山那么累，但是，“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只要戴玉强积攒了一点儿钱，便急急忙忙往北京赶，到处找声乐老师上课，一节课就是一两百块，戴玉强从不犹豫，掏起一来就如同是一位打肿了脸的大款。
一次，戴玉强又拿着靠打工赚到的钱来北京听课，听完课便去北京火车站买票回家，原来从北京到太原的票价是9块钱，没想到才几天的工夫就涨到了十三块两毛，戴玉强一摸兜，傻了，只有十三块一毛，他便只好和颜悦色地对售票员说：“同志！实在对不起，我只有十三块零一毛，您能不能卖我一张票啊？”再看看售票员的脸，立即拉成了丝瓜状，“穷家富路，你出得起门儿就出，出不起门儿，就这儿呆着！”戴玉弗的脸由白变黄，变粉，最后红油灌顶，变成了一面国旗，在售票厅内冉冉升起。
堂堂1米80的热血男儿那能经得起这个，于是便掳胳膊挽袖子，向后一退步，开始满兜翻钱。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分，两分，三分……一直找到第九分，整整好好、不多不少就差了一分钱，怎么也找不到了。一分钟憋倒英雄汉，一分钱难倒了戴玉强，情急之下，戴玉强便满大厅地找这一分钟，找了半天，竟然没找到。于是，戴玉强便到北京站广场上去找，找啊找，找啊找，找到一个好朋友——一分钱！戴玉强一个猛虎扑食，便手到擒来，买了票，上了车，路上没吃一口饭，没喝一滴水，昏昏沉沉11个小时来到了太原，下车对朋友说的第一句话都变音儿了，“赶紧给我弄点儿吃的！”
日子越是难，戴玉强越得抓紧时间打工，半工半读，穿梭于太原和北京之间。1990年当戴玉强再次来到北京学习时，他的甲钩炎又犯了，脚指甲往肉里长，疼得他路都走不动。因为兜里又没有钱，就只好早上睡个懒觉，中午出来买一张烙饼加上一根黄瓜，晚餐也是如此，就这样学了一个多月，整个人就如同贾宝玉失恋一般——萎靡削瘦，真可谓天亦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啊！
但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个人就是戴玉强，这双脚就是得了甲钩炎的那双脚。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位老师把戴玉强介绍给了总政歌剧团招生组，戴玉强曾经考过两次中央音乐学院，又考过空政歌舞团，都与幸运擦肩而过，而这次，戴玉强终于可以农奴翻身把歌唱了，一举中的！这时，戴玉强身上只剩下7块钱了，便在总政歌剧团的一个废弃的仓库里住了下来，这间仓库尘埃四处，鼠盗猖獗，满是废旧道具。戴玉强便用木板做的旧景片围出了十几平方，将演出用的平台拿来当床，围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世外桃园，心中激动万千，便在墙上挥豪泼墨——“夹皮沟戴公馆”。
虽然走到了成功之旅的一个驿站，但前方的路仍旧遍布荆棘，艰辛无数。刚刚进入总政歌剧团时，一个月只有150元的工资，又要排练，又要学习，当然不够开销。于是，戴玉强利用业余时间便找到了北京大饭店，想在大堂里演唱打工。戴玉强的歌声一发出来，便音韵弦耳，撼山易地，有气吞山河的气势，再加上戴玉强风流倜傥的气质，高大威猛的身材，经常迎得台下女听众的掌声。但是，起初每小时只有18元的酬劳，一般人唱1小时的通谷便要四蹄流汗，如果要是唱上1小时的高音，恐怕日后只能演个哑剧了。而戴玉强因为有扎实的功底，强健的体魄，所以一两个小时不喊累，三四个小时不叫苦，只要赚钱意志坚，泰山压顶腰不弯。很快，由于戴玉强的出色表现，打工的酬劳由1小时18元，变成了30元、40元，直至50元，打工的地点也由一楼大厅升级为二楼的高级酒吧。
直到1993年，戴玉强与心爱的女朋友刘燕结婚，婚事除刘燕的父母主持外，其余的还主要是靠他打工赚的钱来操办的。刚进入总政歌剧团不久，团里便组织排练了一场革命精典片段的歌剧晚会，其中包括《小二黑结婚》、《白毛女》、《红灯记》……当时戴玉强饰演小二黑，刘燕扮演《白毛女》中的喜儿。说来也巧，91年戴玉强曾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深造，又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几年后，刘燕也是以第一名考入，又以第一名考出，看来是命运使然。刘燕第一次见到戴玉强时，觉得戴主强的双眼充满了沧桑与哀怨，仿佛是四、五个孩子的爹，默默地站在台角儿边，身穿破棉袄，旧马挂，七根胡子朝上，八根胡子朝下，不象小二黑，倒象大老黑。可戴玉强一见刘燕，两眼放光，二目如电，又是诗意脉脉，又是电波传情，先是短、平、快的攻击法，后是生磨硬泡，死缠烂打，就在这一张一驰之间，显观出戴玉强追女孩子的文武之道，就这样边演出边打工的戴玉强在现实生活中便改了历史，1993年，喜儿嫁给了小二黑。
婚后，两个人一共搬了十四次家，过着清贫而快乐的生活，每月除了150元的固定工资外，团里还给发10斤鸡蛋，因此夫妻俩儿就早上鸡蛋汤，中午鸡蛋糕，晚上鸡蛋饼，所以刘燕现在再看到鸡蛋，就有一种还没有生女儿之前的感觉——想吐！在这段日子里，戴主强依然要靠打工演出来维持家计。1995年春天，北京密云小学要举办一次社会义演，便以一场演出费只有100元的价格来请戴玉强参加表演，当时戴玉强住在海淀万寿寺附近，离密云十万八千里呢，为了100元，为了自己的家，想一想还是去了。
第十一章 歌剧王子戴玉强的成功之旅（3）
歌剧王子挥别打工之旅，名震神州！
一直到1995年底，戴玉强才真正成名，放弃了打工生活。1995年夏天，戴玉强听说中央歌舞剧院要排意大利的精典歌剧——《图兰多》，并且要用意大利文演唱。戴玉强便报名考入了该剧的演员组。
每天，戴玉强从家里骑25分钟的自行车，然后把车存到地铁口，再坐25分钟地铁，而后步行10分钟到中央歌剧院去学习，排练，每天路上往返就要将近4个小时。不懂意大利文怎么办，恶补！硬背！想起了李双江老师早年练歌时，曾经数围棋子儿，一个围棋子儿唱一遍，一直把一大盒围棋子儿数完。戴玉强家里没有围棋，于是，戴玉强晚上回到家里便数火柴棍儿，数一根便用意大利文唱一遍，拿出了追求刘燕时的疯狂挚着。因此，数过了四个月后，戴玉强成为了《图兰多》的男主演。而且，靠着这种不懈的努力，戴玉强还掌握了德语、法语、俄语、意大利语及英语、汉语、山西语……1995年11月17日，戴玉强终生难忘，美声、民乐的演唱家们老、中、青三代：吴有泽、李双江、承志、阎维文……以及在京的二三十家媒体记者，数千名听众欢聚在北京世纪剧院。当戴玉强唱到，“骄傲的公主，我要用热情使你的爱情之火燃烧起来”时，振耳的高音穿透在座每个人的心房，触碰着人们心底最深处的弦律，共鸣的掌声顿时响彻寰宇。在第二天的报纸上记者写道，“如果此时有人在世纪剧院划根火柴，那么世纪剧院准要烧着了！”戴主强由此而一举成名。
1996年，戴玉强又参加了首届日本静冈国际歌剧比赛，获二等奖，获得了15000美元的奖金，20％照章纳税，30％上交文化部，其余的7500美金，放进了戴玉强沉甸甸的口袋。说到这里，戴玉强与妻子刘燕互视一下，欣慰地笑了起来，“我们从此就脱贫啦！”那一年戴玉强33岁。
说心里话，戴玉强笑了，我却想哭，历经了多少艰辛与苦难才铸就了今日的中国第一男高音。我不想用华美的辞藻来修饰他的艺术思想；也不想用仰望的笔峰来包装一个明人；更不想让大家透过文章带着满腑的辛酸去解读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因为他和所有的读者一样，曾经是一个平凡的人，现在的他，仍旧是平凡的人，山阻石拦大江毕竟东流去，雪辱霜欺梅花依旧向阳开！祝愿明日的戴玉强，依然如故！
逆商链接：
戴玉强——以无坚不摧的意志提升你的逆商
如果有云，就必然会有乌云；如果有风，就必然会有狂风。挫折对于戴玉强来说只不过是一种自我超越的机遇，逆境中的成功者不属于胆怯的人，坚持卓越的自己最终将像戴玉强一样，成为迎接和风絮云的胜者。因此，我们从戴玉强的成功之旅中可以看到：苦难往往是经过化装后的幸福，成功也往往就在你坚持的背后！
世间没有永恒的失败，只有暂时的不成功。高逆商者深知，锤炼出人类最深邃、最高尚的成就与思想的，不是人类的学识，更不是情感的冲动，而是苦难。历经苦难洗礼过的顽强意志才是我们无坚不摧的最宝贵的财富！
第十一章 不同的成功，一样的路
——访周总理的翻译高天放
他曾是周总理的翻译，在他身上，传习着周总理的谦和、挚真、严谨与渊博；
他曾与美国四任总统亲切地交谈，在他身上，浸淫着外交家的砺炼、聪颖与豁达。
坐在教室里，尽管风扇带来一丝凉意，背后仍旧为汗水浸湿。我不禁有些怨怒这北京的夏天，热而烦、火浮于体、浸漫于心。此时此地，唯有那景让我们这些求学者专注、凝神：讲台前，一老者，古稀之年，一口流利的美语，这就是高天放教授，谈笑间，浮躁之意顷刻灰飞烟灭。那可掬的笑容里，慈祥的面庞间渗溢着汗珠涟涟。银发者尚且如此，我们这些人如何辞言，再去退缩，什么是老骥驸枥，哪个叫龙马精神，尽在此景。
尽管我忙，可高天放老师比我还忙，所以拜会之期遥遥远隔。终于机会来临，上午我拔通了高老师的宅电，但高老师不在，便与其家人说定，晚上8：00再打。可到了晚上，加班到10：00，我忘记此事。突然，呼机振动，“我是高老师，你说8：00打电话，我就一直等你到现在，如方便的话请回电话……”这一夜我在责骂自己。
次日清晨，本约好7：00见面，可高老师6：45便出来了，挚朴的衣着、挚朴的笑，一切都那样平凡与自然，用高师母的话说：“这老头子看上去就跟烧锅炉的老头一样，但他还真就跟别人不一样。”高天放老师幼年时，家中仅有几亩荒地，在北京通县，褴褛度日，贫瘠疮痍的景象烙印在他的内心深处，可就是因为有了几亩荒地，家庭出身被定性为“地主”。高老师在360多名考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