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学批判-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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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为陈独秀所创办，初名《青年杂志》，诞生于１９１５年。
该杂志的宗旨是唤醒国民的“伦理觉悟”。
因为在这批进步文人看来，伦理觉悟乃“吾人最后之觉悟”
，即文化精神层面的大变革。
不再视孔孟为圣贤，不再视君主为偶像，不再为传统所羁绊，不再为礼教而牺牲。旗帜鲜明，胆识诚嘉，直把文化批判的锋芒指向儒家学说和以之为基础的传统礼教。
在这场颇具声势的新文化运动中，始终贯穿着两个主题，一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二是对西方文化的迎接。
又可以说，这两个主题是二而一的东西，即以迎接西方文化为手段驱散传统的阴影，或者说以驱散传统的阴影为手段以迎接西方文化。
不管这是一个主题还是两个主题，首先必须对中西两方的文化作出重新认识和重新评价。
认识与评价是取舍的前提。
在此以前，无疑是魏源、曾国藩、张之洞，还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之所以未能为中国选择一条确实可行的文化之路，根本缺陷就在于他们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缺乏理性的认识
①《钦冰室文集》之三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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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评价。在他们那里，民族文化传统始终未曾从根本上怀疑过，他们学习西方文化，也只是些皮毛的东西。因此，欲解决国民的“伦理觉醒”问题，关键就要从根本上转换人们对两种文化的评价体系。
可以说，新文化的英雄们几乎都在这方面作过努力。
新文化运动一开始，陈独秀就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他认为，西人意识与中国传统意识分属性质上截然相反的两种观念形态。西方人以战争、个人、法权、实利为本位，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以安息、家族、情感、虚文为本位。
具体说就是：一，西方人好战健斗，“恶侮辱，宁斗死”
，故能称霸世界，不被他族所灭；中国人懦弱谦和，“恶斗死，宁忍辱”
，故难免被他族所征服。二，西方人崇奉个人主义，一切以“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为原则；中国人则奉行宗法制，以家族为本位，“个人无权利，一家之人，听命家长”。
三，西方人以法治为本位，“不独国政为然，社会家庭，无不如是”
；中国人以情感为本位，“一切惟以感情为条件”。四，西方人务实，中国人务虚。实利虽有“刻薄寡恩之嫌”
，但“人自为战，以独立之生计，成独立之人格”。中国人虽然耻于言利，但却付出了人格缺失的代价。这样两种文化，在陈独秀看来，实为“南北之不相并，水火之不相容也”。
①
陈独秀在一部中国现代史上，人们可以根据某种政治评价尺度将其思想分作几个阶段，并可以将其政治思想当作非正统的思想加以批判。但有一点不可否认，他在近百年中国
①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新青年》１卷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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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是显赫的，也是值得重视的。
这是因为，他不仅首先点燃了烧向旧文化大厦的烈火，而且他当年所点燃的火炬，２０世纪末的中国人还依然握在手里。
当时新文化运动的英雄，除陈独秀外，还有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人。尽管“五四”以后，这些文化英雄不免观念岔歧，分途发展，但于“五四”运动以前，在对待旧文化的态度上，都表现出了如谭嗣同所说的“冲决罗网”的精神。
李大钊与陈独秀同为当时北京大学的教授。
《新青年》创刊以后，李大钊坚定地站在陈独秀的文化主张一边。
１９１７年初，他就写过《矛盾生活与二重负担》一文，指出中西文化“二者分野，俨若鸿沟。既无同化之功，亦鲜融洽之效”。原因是，中国“累代之专制政治戕贼民性泰甚”
，“助长好同恶异之根性”。这样一种文化只能是“知拒而不知迎”
，“知避而不知引”
，加之“吾国历史之悠久，有吾民族固有之文明，逮夫近代文明汹涌东渐，一方迫之愈急，一方拒之愈甚”。
①
《新青年》创刊不久，守旧派辜鸿铭、林琴南、杜亚泉等人群起而攻之，不仅对陈独秀等人进行人身攻击，而且尽力抬高儒家文化的思想地位，用崇古怀古的方式抵制西方文化的传入。杜亚泉以“伧父”的笔名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系列文章，将中国文明称之为“静的文明”
，西方文明为“动的文明”。动静虽可互补，但仍需以静为根底。在他看来，两种文化之关系，不是引西方文明为中国图存之方，而是“吾国
①《李大钊文集》》（上）
，第２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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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有之文明正足以补西洋文明之弊“。
①很显然，此种文化保守主义思想于新文化的传播是极其不利的。对此，李大钊写成《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就文明的“静”与“动”的问题发表了与杜亚泉完全不同的看法，认为虽然中国文明并非一无是处，但近世以来，中国文明“已处于屈败之势”
，西方文明“实居优越之域”。他的结论是：时下的中国人不要企望什么用东方文明去救西方文明之弊，而是要“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
②
正是在文化比较的基础上，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对传统的封建礼教文化展开了猛烈的批判。１９１６年初，易白沙于《青年杂志》发表《孔子平议》一文，最早对儒家学说发起攻击。
他认为孔子思想内含着诸多为独夫民贼所利用的东西，实为中国专制主义政治文化的思想土壤。继易白沙之后，被称为“只手打孔家店”的吴虞，火力更为猛烈，连珠炮似地发表文章，将中国社会的种种弊病都推因于孔孟儒学。
对孔孟儒学的批判，“五四”
一代文化英雄最有影响的还是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思想大家。
陈独秀认为，中国的问题根本点是政治问题，专制主义对人格的禁锢是近代中国人难以自求新路的主要障碍。他将宗法伦理称为“奴隶道德”
，指出“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
；欲救中国，必将封建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因为在他看来，孔孟儒学与近世平等自由之新思想，
①《李大钊文集》》（上）
，第２５４页。
②《李大钊文集》（上）
，第５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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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相互背驰的。不在报章上撰文批判，则民智不振，国力浸削，其结果“将只有孔子而无中国”。他甚至在《敬告青年》一文中说：“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
李大钊对孔教之批判，比起陈独秀来要平和得多，但与旧文化决裂的态度同样是坚决的。
他将孔子与孔教区别开来，认为有碍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不是孔子，而是孔教。
因之，对孔教的批判，并非一定要把锋芒指向孔子。
但是在他看来，孔子的那一套又实在是“专制政治之灵魂”和“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
破孔的意义，即在于孔教的最终消亡之日便是中国实现自强之日。因之，他大声疾呼：“自我解放，乃在破孔子之束缚。”
①
胡适受过系统的西方文化的薰陶，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有着深厚的功底。因之，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更能切中要害。而且，他有着其他新文化运动领袖所不及的思维方式与语言魅力，所以其文化主张更具鼓动性，更能为广大青年所接受。请看他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所写的一段话：“（对传统文化）评判的态度含有几种特别的要求：（１）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２）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在今日还是不错吗？
‘（３）对于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要问：’大家
①《李大钊文集》（上）
，第５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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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新儒学批判
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人家这样做，我也该这样做吗？难道没有别样做法比这更好，更有理，更有益了吗？
‘尼采说现今时代是一个’重新估量一切价值‘的时代。
‘重新估量一切价值’八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
①
这平易的语言表面看起来，好像缺乏火力，但于启发青年对旧文化的叛离，却比吴虞和陈独秀那暴风骤雨般的文字更有驱动力。更值得注意的是，胡适这里借用了尼采的一句话“重新估量一切价值”。尼采是１９世纪末一位非理性主义哲学家，“用铁锤作哲学思考”
，以反传统的学说而震动西方文化界。
在对待传统的态度上，胡适显然深受尼采的影响，并以尼采反传统的叛逆精神来重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他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通过调和中西两种文化就能解决的，“调和是人类懒病的天然趋势”
；中国的前途只有破旧立新，通过对旧文化的彻底批判，才可能以健全之心身接纳西方文明。
应该说，相比于前述的几位文化英雄，鲁迅对旧文化的批判要早得多。早在青少年时代，鲁迅就十分反感孔夫子的那一套。他后来曾回忆说：“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
②１９０２年，他东渡日本留学，也是“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门徒”。
③日本留学期间，鲁迅就发表了有关“立人”与“启蒙”的见解，认为中国之急，“首在立人”
，而“立人”又首在“启蒙”。只有灵魂的拯救，方可
①《李大钊文集》》（上）
，第２５４页。
②鲁迅：《坟。写在〈坟〉后面》。
③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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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的价值，方可有民族的强盛。而灵魂的拯救，重要的是远离儒家纲常，以一种反传统的心态重新择定民族文化系统。
正是出于对传统文化弊端的洞见，鲁迅亦十分重视尼采“重新估量一切价值”
的反传统主张，认为尼采学说的精髓就在于它鼓动了人类向着生活、思想的真义迈进。而他当时的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也多少有着尼采的影子。
他号召人们，如果真要还在世上活下去，“就应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可诅咒的时代。”
①他认为，文化的再造是整体性的，对传统必须彻底打碎，彻底告别“可诅咒的时代”。
因之，他反对任何文化调和论与折中论，认为那些“前辈先生”的文化主张是“早上打拱，晚上握手”
；上午“声光化电”
，下午“子曰诗云”
，无非是“用这学来的新，打出外来的新，关上大门，再来守旧”。
②在他看来，以三纲五常为主线的封建文化给中国人留下的只是“一片瓦砾”。中国的自新，就是要同传统告别，清除瓦砾，而不是对传统只作些修修补补的工作。这就是：“瓦砾场上还不足悲，在瓦砾场上修补老例是可悲的”。
③
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来说，清除瓦砾尚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在于文化的再造。他们决意与传统告别，在于传统严重地妨碍着新文化的再造。
陈独秀就曾明确地说过：“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礼教、礼法、贞节、旧伦理、
①《鲁迅全集》第３卷，第３４页。
②《鲁迅全集》第１卷，第４０９—４１０页。
③《鲁迅全集》第１卷，第２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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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新儒学批判
旧政治。
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
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①以往许多学者，尤其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对新文化运动的评价，常常只看到其破坏旧文化的一面，很少注意到这种破坏并非为破坏而破坏，而是新文化再造的必要前提，更很少注意到这批新文化的代言人的文化批判，实乃中国走上新路的唯一通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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