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学批判-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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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在方东美看来,文化是多元发展的,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可供后人赞叹的地方。相应的,我们对古人思想文化的继承和开出自己的新文化,亦不能偏执于狭隘的门户之见,而应该重视各种文化传统。显然,此种文化主张是没有错的。但是,方东美在具体分析古代各种文化传统时,并没有保持住
①《方东美演讲集》,第227页。
②《方东美演讲集》,第118—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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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理性的态度,仍然没有跳出文化本位主义的圈子。他介绍希腊文化、近世欧洲文化,其大旨均不外乎对中国文化传统无条件的肯定。他肯定佛道两家的思想价值,也是为了更好地让人们认识儒家思想更为优秀。可以说,相对于其他新儒家人物,方东美对儒家文化的赞美,只不过角度有异,方式相殊罢了,目的却是一致的。他虽然不赞成“道统”观念,但在他的思想深处,仍有很强的“道统”意识。
从方东美一生的著述看,几十年里他一直在从事一项规模宏大的思想建构工作。一方面,他要从人类文化的比较中昭显中国文化的最高价值,另一方面,他又试图对中国文化的梳理,说明儒家文化的最高价值。
早在30年代,方东美的治学便开始走上了文化比较之路。
《哲学三慧》为这一时期这一方面的代表作。在这篇文字不长内含丰富的“奇文”里,他将中国文化同希腊文化和近世欧洲文化看作三种文化形态,认为每一种文化形态都有其自身的文化精神,即“共命慧”。民族文化的差异,主要是文化精神的不同。
在他看来,每一民族都有自己的哲学智慧。
智慧有本义及申义两种,“共命慧属本义,自证慧属申义”
,“共命慧为根柢,自证慧是枝干”。原因是,“共命慧”依民族天才而形成,“自证慧”依个人天才而形成。因之,考察一个民族的文化,关键也就是要看它的“共命慧”。也就是说,三种文化形态,实则三种“共命慧”
,即:“希腊人以实智照理,起如实慧。欧洲人以方便应机,生方便慧。……中国人以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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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化,依如实慧,运方便巧,成平等慧“。
①
方东美认为,三种文化其所以有“慧”的不同,根本点又在于其慧根(他称之为“智慧种子”)的不同。
“太始有名,名孚于言;太始有思,思融于理,是为希腊智慧种子。
太始有权,权可兴业;太始有能,能可运力,是为欧洲智慧种子。
太始有爱,爱赞化育;太始有悟,悟生妙觉,是为中国智慧种子。“
②
智慧种子尚未萌现之前,寄于民族天才,深藏若虚,是为民族灵魂,而一旦萌现而行相,遂使个人天才各自证立思想体系,“创造庚续,革故取新,其势若水,流衍互润,其用如灯,交光相网,融成理论文化结构”。这就是,希腊人为契理文化,欧洲人为尚能文化,中国人为妙性文化。这三种文化虽然各具特色,但最为理想的则是中国人的妙性文化。
方东美认为,希腊民族生命之特征,一为酒神狄奥尼索斯精神,二为太阳神阿波罗精神,三为悲剧中的人物俄底浦斯精神(方东美分别将其译为“大义安理索斯”
、“爱婆罗”
、“奥林坪”)。阿波罗象征“正理”
,狄奥尼索斯象征“豪情”
,俄底浦斯象征“理微情亏”。三种精神以阿波罗精神为主。而近世欧洲民族生命的特征,可以文艺复兴、巴洛克、罗可可(方东美将后二者译为“巴镂刻”
、“罗考课”)三种精神为代
①《哲学三慧》,第4页。
②《哲学三慧》,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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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文艺复兴强调艺术热情,巴洛克强调科学理性,罗可可则情理相违,凿空蹈虚而幻惑。兼此三者为浮士德精神。
对于希腊文化和近世欧洲文化,方东美一方面肯定它们对于人生的价值,另一方面又指出其严重的不足。譬如,希腊文化虽表现出瑰奇伟大的智慧,优美卓越,令人佩仰,但由于其文化结构本身的弱点,致以好景不长,公元前五世纪就开始衰败下来。其弱点就是:希腊人将“情”与“理”置于两极,各走偏端,且对理性的过分追求,从而导致理性膨胀,感性萎枯。方东美认为,苏格拉底哲学就是此种转化的枢纽。
他说:“苏格拉底之大错在以知识之唯一标准判断宇宙之真相,分析社会之构造,计量人生之美德。知识诚可以对境照理,考覈智符,但仅凭理智,不能生情,情亏而理不得不支离灭裂,渐就枯萎矣。”
①
又如近世欧洲文化。方东美认为,欧洲人崇权尚能,虽有精纯智慧,但毕竟属于“方便善巧”
,其弊甚多。他们诚心向往物质大宇宙,背离基督教传统,信仰不存,无所适从,“寄迹人间世,形同孤儿诞生,一无凭仗,倍觉落寞凄凉”。
又由于过分对科学理性的看重,他们“援无证有,百折入迷,自毁其方法标准,毕竟未由契合宇宙之真情实理”。
②再者,他们视内心与外物对立,“立一自我而与他人与之互争,设一假定而有异论与之抵触,建一方法而有隐义与之乖违”。
③再次,
①《哲学三慧》,第14页。
②、③《哲学三慧》,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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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深中理智疯狂,劈积细微,每于真实事类掩显标幽,毁坏智相,滋生妄相。
……其甚也,人格之统一,后先相承,而谓断灭,身心之连谊,彼此互纽而谓离异。内外之界系,尔我之喻而谓悬绝“。
①
而对于中国文化,方东美则赞不绝口。他写道:“中国人向来具有一种天才,凡是遇着有形迹、有障碍的东西,并不沾滞,总是把它们点化成极空灵、极冲虚的现象,我们知道如何在物理世界掩其实体,显其空灵,世界真相因此而展现,‘真’的领域因此而显豁,‘善’的提升因此而完成,‘美’的创造因此而实现,这正是我们中国人在智慧上所表现的特别本领。”
②
又说:“一直到目前为止,中国民族,只要是真正的中国人,旷观整个世界和人性,都是纯真无邪,一如小孩。中国人对宇宙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因为我们把宇宙看成是一个价值领域;同样,人性是足以仰恃的,不是可以舍弃的。……宇宙全体,就是一个精神与物体的合体,两者浑然同体,浩然同流,共同迈向更完美的境界,而普遍生命弥漫宇宙,贯注万物,更是日新又新,精益求精,不断的提升价值,不断的充实价值。我们的生命目的,就是脚踏实地在此世实现至善理想,而不是虚妄蹈空,转求他世,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就必
①《哲学三慧》,第18页。
②方东美:《中国人的人生观》,第39页,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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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了解生命在此世中的宝贵价值。“
①
然而,在方东美的眼里,中国的儒释道三家分殊,其价值亦各不相同。中国文化美仑美奂,并不是说各种文化都可等量视之。言其美仑美奂,是相对于外域文化而言的。而就其内部发展情况看,则还可以分出等次来。
他把中国文化传统概括为四大主流,即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大乘佛学、宗明理学。
方东美原是位极富诗人气质的思想家,因之对道家学说很是欣赏。他认为,中国人的才能,不能寄托在科学的理性思维里,也不能寄托于宗教崇拜,而是要寄托于一种超脱解放的艺术精神。
如此,方可把物质世界对我们的隔碍消除掉,从而进入人生的高境界。而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说,特别容易引导人们走上这一自由精神的实现之路。因为道家的大旨在于“破有限,入无穷,然后在无穷空灵的境界里纵横驰骋”。
②它教导人们如何在浊世图个清白,如何在喧嚷中图个安静,如何在你争我夺的社会里图个超脱,如何在文化的重压下图个轻松,如何在丑恶的人生环境里图个美的生活境界。
比如庄子,他以大鹏自喻,扶摇直上九万里,阅历宇宙万象,把人世间各种人所安排的生活境界一层一层地都看透了,然后发现,有多少是高明的,有多少是愚蠢的,有多少是光明的,有多少是黑暗的,更有多少奇奇怪怪的现象,都可看透
①《中国人的人生观》,第63页。
②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第184页,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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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穿。
①
但是,方东美认为,道家虽有高妙之处,但也有不可取的地方。它虽能俯瞰人间苦乐,超脱生活悲欢,但却过于消极,难于实现生命价值的真义。请看他下面这一段文字。
“道家游心太虚,骋入情幻,振翮冲霄,横绝苍冥,直造乎‘寥天’之高处,而洒脱太清,洗尽尘凡,复挟吾人富有才情者与之俱游,纵横驰骋,放旷流眄,据高临下,超然观照人间世之悲欢离合,辛酸苦楚,以及千种万种迷迷惘惘之情,于是悠然感叹,芸芸众生之上下浮沉,流荡于愚昧与黠慧、妄念与真理、表相与本体之间,而不能自拔,终亦永远难期更进一步,上达圆满、真理、与真实之胜境。”
②
对于佛教,方东美的评价也很高,认为佛教虽是一外来文化,但与中国的儒道两家有许多契合之处。如佛教的“佛国”
,颇似孔子的“大同世界”
;佛教的平等思想,很像孔子的“有教无类”
;人人皆有佛性的思想,又很像孟子所说的“人人皆可为尧舜”。
正由于这样,佛教才会为中国人所接受。
而且,在方东美看来,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安家和发达,主要原因还在于,它是一种高境界的文化体系,与中国人对生命意义的追求极相吻合。具体说即是:佛教以慈悲为怀,以平等为旨,悲智双修,点化众生,归于精神自由王国。它以教、理、行、果、信、解、行、证来作为修行的根本法则,强调的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心物不二,佛我不二,从而引导
①《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第187—188页。
②《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第187—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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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断灭现世烦恼,飞升涅槃境界。
但方东美又认为,佛教不管何宗何派,又都是有局限性的。它试图救世,但由于方式不可取,终不能解除现实人生的苦痛,尤其不能解除20世纪中国人的苦痛。他说:“佛家,他终究是宗教家,他虽然有很高的哲学智慧,但是他的哲学智慧,他的慧心变作一个苦心,苦心变成一个慈心,慈心变成一个悲心,如此佛家拿宗教的精神来拯救世界。
而拯救世界,假使我们只是要在现实世界,现在的世界里面讨生活,我们怎么能够拯救呢?
我们已经走到泥淖里面来了,能进之而不能出来!这样怎么能够拯救这个世界?“
①
道家欠圆满,佛家欠圆满,儒家怎样呢?在方东美的著述里,按其主流,他将儒家分为原始儒家和宋明理学两个阶段,两种传统。以孔孟为代表的原始儒家是尽善尽美的,而宋明理学则同样有欠于圆满的地方。
他认为,在孔子那里,儒学既有丰富的形上内涵,又是道德伦理思想的体系。
依孔子的观点看人,“不是把人展开在广大的艺术世界里看,而是把人集中了,在形上界的原则支配之下,然后再落到道德的体系里面来看人”。这就是《论语》里所说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然而宋儒在这方面都做得很欠缺。他们不仅“游于艺”的观念很淡薄,而且他们所“志于道”的“道”在许多方面也不一定是形而上的。
他们虽然讲“天理”
,但却与“气”勾搭在一起,从而由形而上降到了形而下,损害了孔孟儒学的真义。具体
①《东方美演讲集》,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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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为:“他们把形而上的‘志于道’的所志的‘道’,勾搭在‘气’的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地方,就不免拘限在形而下界了。
而且,即便在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