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学批判-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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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他自己后来的回忆，１９０６年，也就是他１１岁的时候，偶尔读到梁启超的《中国不忘论》一文，很受启发，“无异如在黑暗中见到了一线光明，刺激我，鼓励我，……

　　　　当时，我只希望梁先生的话可信，但还不敢真信梁先生的话。

　　　　因为要希望能证明梁先生这句‘中国不忘’的话，才使我注意到中国的历史“。

　　　　①自此，开始了他漫长的史学生涯。

　　　　１９１２年，钱穆开始在乡间小学教书，后又分别执教于厦门私立集美师范学校和无锡省立师范学校。

　　　　１９２４年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墨辨探原》一文，认为墨家兼爱与儒家仁孝并无多大的区别，引起学界注目。四年后，又将在无锡省立师范学校的讲稿，整理成《国学概论》一书出版。书中主张保存传统，以正社会风气，并尖锐指出，近几十年来的新学运动，实乃两千多年前孟子所批评的“失其本心”。

　　　　１９３０年，《刘向刘歆父子年谱》一文在《燕京学报》发表，系统批驳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定古文经学为刘歆伪作之观点，在学界

　　　　①钱穆：《中国历史精神》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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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２新儒学批判

　　　　引起强烈反响，钱穆本人亦由此而真正走上了一个历史学家的人生之路。不久，被燕京大学聘为讲师，后又转到北京大学，任历史系副教授，讲中国通史。

　　　　１９３５年和１９３７年，《先秦诸子系年》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相继出版。

　　　　抗战爆发后，钱穆随校南迁，“取道香港，转长沙，至南岳。又随校迁滇，路出广西，借道越南，至昆明”

　　　　，任教于西南联大，仍教中国通史课程，“倍增感慨”

　　　　，成《国史大纲》一书。钱穆自己晚年曾说：“余自《国史大纲》以前所为，乃属历史性论文，仅为古人伸冤，作不平鸣，如是而已。此后造论著书，多属文化性，提倡复兴中国文化，或作中西文化比较。”

　　　　①《国史大纲》是钱穆的重要著作，出版后，遂为各大学定为历史教科书，至今仍有众多的读者。

　　　　１９４１年，钱穆离开昆明，赴成都主持中国文化研究所。

　　　　１９４４年，于《思想与时代》杂志发表《中国近代儒学之趋势》一文，提出“中国近代儒学”一概念，并对民国以来新儒家的发展情况作了总结性的述介。此文在现代新儒家发展史上的意义，一如三年前贺麟在同一刊物上所发表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

　　　　抗战胜利后，钱穆先后执教于云南大学、无锡江南大学。

　　　　１９４９年去香港。次年同唐君毅、张丕介等人一起于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并亲自主持院务工作。

　　　　书院是中国古老的办学形式，时至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力图维护“国粹”的大学者仍然以此种形式承传儒家薪

　　　　①钱穆：《纪念张晓峰吾友》，《中外杂志》第３８卷第１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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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儒学批判３３２

　　　　火。

　　　　如１９３９年马一浮于四川乐山创复性书院，１９４０年梁漱溟于重庆北碚创勉仁书院，张君劢于云南大理创民族文化书院，１９４８年熊十力的门人程兆熊等人于江西铅山创鹅湖书院。

　　　　这几大书院的宗旨皆为弘扬传统文化，开展儒学复兴运动。钱穆的新亚书院的宗旨亦复如此。稍有不同的是：它不再完全是传统式的，而是兼采西方的导师制度，“勾通世界东西文化”。但其实质依然是，讲述“中华传统文化精神之现代化”

　　　　，强调人格与学术并进，引导青年回归孔孟之道，免受西化思想之感染。从而试图在香港这块英属殖民地上，将儒家文化“灵根再造”。

　　　　新亚书院初创时期，处境维艰。

　　　　１９５６年，钱穆在《新亚书院概况》序中写道：“新亚书院之创始，最初并无丝毫经济的凭藉，只由几位创始人，各自捐出少数所得，临时租得几间课室，在夜间上课而开始，其先是教师没有薪给，学生无力缴纳学费，学校内部，没有一个事务员和校役，一切由师生共同合作来维持。”

　　　　在此种困难局势下，钱穆说他是用曾国藩“扎硬寨，打死仗”的精神将新亚办下来的。该书院是五十年代以来海外新儒家的大本营，并凝结成一种“新亚精神”

　　　　，即新儒家护定传统文化大厦而不倒的精神。

　　　　１９６３年，书院并入香港中文大学。

　　　　两年后，７０岁的钱穆辞去院长一职、赴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任教。

　　　　１９６７年起定居台湾，潜心著述。

　　　　钱穆一生，著述甚丰，多达五、六十种之多，经史子集，无不精研。其重要的著作有：《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导论》、《中国历史精神》、《庄子纂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宋明理学概论》、《人生十论》、《中国文化十二讲》、《中国思想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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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３２新儒学批判

　　　　俗讲话》、《湖上闲思录》、《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灵魂与心》、《中国学术通义》、《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等。

　　　　下面，我们兹分五个方面分析他的新儒家思想。

　　　　（一）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在钱穆的著作里，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比比皆是。早在《国史大纲》的“引论”部分，钱穆就把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派人物称为革新派，称其史学研究为革新派史学，认为他们虽重视历史研究，但却抱着强烈的工具性目的，即“努力使史学与当身现实相绾合”

　　　　，而且，此种史学观点不胫而走，在社会上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钱穆指责说，他们治史，“急于求智识，怠于问材料”

　　　　，其结果“智识既不真，事功亦有限”

　　　　，到头来还是解决不了中国问题。其原因，主要是他们研究历史，“仅为一种凭空抽象之理想，蛮干强为，求其实现，卤莽灭裂，于现状有破坏无改进”

　　　　；更有甚者的是，他们对中华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以革新现实的态度对待之”

　　　　，名曰研究历史，实则极大地贬视历史，否定历史。钱穆认为，此种对历史的态度，非但于现实无益，反而有害。所以他断言：“凡对于以往历史抱一种革命的蔑视者，此皆一切真正进步之劲敌也。”

　　　　在钱穆看来，本世纪的中国存在着两大问题，“第一是如何赶快学欧美西方文化的富强力量，好把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地位支撑住。

　　　　第二是如何学到了欧美西方文化的富强力量，而不把自己传统文化以安足为终极理想的农业文化精神斫丧或戕伐了。换言之，即是如何再吸取融和西方文化而使中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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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儒学批判５３２

　　　　统文化更光大与更充实。若第一问题不解决，中国的国家民族将根本不存在，若第二问题不解决，则中国国家民族虽得存在，而中国传统文化则仍将失其存在“。

　　　　①

　　　　然而，在钱穆的思想里，他并不是把这两个问题看作同等重要的，更不是将两个问题的解决提到同样的高度。他从内心里对西方文化有一种不信任的情绪，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万般的“温情与敬意”

　　　　，认为中国文化的开新，不是去借用人家的文化模式，而是要立足于民族文化的土地上，通过孔孟儒学的血脉来涣发中国文化的活力。在他看来，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派人物，“进西学开先路”

　　　　，结果却“徒劳而无功”

　　　　，根本原因是对传统的背弃。请看他在《国史大纲》结尾部分写下的一段话。

　　　　“文化与历史之特征，曰连绵，曰持续。

　　　　惟其连绵与持续，故以形成个性而见为不可移易。惟其有个性而不可移易，故亦谓之有生命有精神。一民族文化与历史之生命与精神，皆由其民族所处特殊之环境，所遭特殊之问题，所用特殊之努力，所得特殊之成绩，而成一种特殊之机构。一民族所自有之政治制度，亦包融于其民族之全部文化机构中而自有其历史性。

　　　　所谓历史性者，正谓其依事实上问题之继续而演进。

　　　　问题则依地域人事种种实际情况而各异。一民族政治制度之真革新，在能就其自有问题得新处决，辟新路径。不管自身问题，强效他人创制，冒昧推行，此乃一种假革命。以与自己

　　　　①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第１６２页，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８８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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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３２新儒学批判

　　　　历史文化生命无关，终不可久。“

　　　　①

　　　　钱穆认为，看待一个民族的历史，主要是看它内在的生命力，而不是见其有病患，就不负责任地宣判它的死刑。因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历史的演进，既有其生命力，又有其病态。前者是历史所由推进的根本动力，后者则是“历史演进途中所时时不免遭遇之顿挫与波折”。

　　　　人类历史的演进，往往呈波浪式的曲线发展，而不可能直线发展。如果拿两个民族作比较观察，则会发现，它们“此时或彼升而我降，他时或彼降而我升”。因之，历史的低潮只是阶段性的，低潮过后又必是高潮的到来。

　　　　中华民族现在所处的虽然是历史的低潮，但是在此之前它有过高潮，在此之后必将还有高潮出现。钱穆批评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历史学家，只是把目光放在当下，只看见西方文明上升中国文明骤落的一面，而看不到中国古代的辉煌成就和民族历史的再生能力的另一面。这就是：“今日治国史者，适见我之骤落，并值彼之突进，意迷神惑，以为我有必落，彼有必进，并以一时之进落，为彼我全部历史之评价，故虽一切毁我就人而不惜。

　　　　惟求尽废故常，以希近于他人之万一，不知所变者我，能变者亦我，变而成者依然为我。“

　　　　②

　　　　钱穆认为，譬如一个病人，染病者为我，耐病者为我，脱病而康复者还是我。其中的关键，在于此病人本身是否具有生命力。只要生命力还在，该病人就有康复的可能。如果不

　　　　①钱穆：《国史大纲》，第６９８—６９９页，国立编译馆１９０年版。

　　　　②钱穆：《国史大纲》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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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儒学批判７３２

　　　　问生命力如何，一见有病，就讳病拒医，不予治疗，就大错特错了，更不可“绝其生命以为医者”。看待一个民族的历史亦复如是。生命力自古以长存，病态随时而忽起，因之断不能因其病态而看不到它的生命力。

　　　　今日中国的历史处于低潮，虽不可讳言，但并不能说中国就此断了希望，再没发展的可能。一个病人尚能以其生命力抗拒病魔，一个民族为何不能以其文化历史的生命力走出低潮，重新富强起来呢？

　　　　为了进一步说明病态与生命力的关系，钱穆用了“生原”与“病原”两个概念，认为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派人物，错就错在“指生原为病原”。

　　　　“生原者，见于全部潜在之本力，而病原则发于一时外感之事变”。

　　　　因之，探寻一个民族国家的生原，必须探寻其文化的起源和审视其历史的全景；而分析其病原，则只须考察其近来变化就行了。也就是说，解决一个民族的当下困难，用不着去追根溯源，更用不着把全部历史都否定掉，即“究生力心穷其最先，诊病况必详之最后”。

　　　　在钱穆看来，西方人写历史，喜欢夸大他们的历史渊源，动辄就从希腊、罗马说起。

　　　　而新派史家不问自己的民族特性，捧心效颦，一味地追仿别人，追溯病原也从远古开始，把近世的困厄一古脑推罪于古人。

　　　　但是，钱穆自己在思考文化问题时，着重点同样放在历史渊源上面，同样是步他所批评的西方人的后尘。

　　　　他认为，中国问题之解决，“实非仅属一哲学问题，而应为一历史问题。

　　　　中国文化，表现在中国已往全部历史过程中，除却历史，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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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３２新儒学批判

　　　　从谈文化“。

　　　　①他批评新派人物追溯“病原”从远古开始，拿历史作文章，而他自己却又大谈历史，甚至不厌其烦地以历史材料论证保存传统文化之必要。因为在他看来，肯定历史精神，可以作历史文章，否定历史精神，则没有资格作历史文章。在他的眼里，那些西化论者非但不能正视历史，而且压根儿就没有历史知识；他们只是凭着天真的想法，以为喊几句口号就可打倒历史。

　　　　１９５１年，他在台北对国防部高级军官组的一次题为《史学精神与史学方法》的演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