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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新儒学批判-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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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中西印哲学文集》,第581页。

…… 175

    新儒学批判351

    就一定是现代化的动力。而且,现代化本身就包含着思想的现代化。而思想的现代化,主要是思想的开新,而不是对旧思想的接承。对于这样带根本性的问题,张君劢的解决方法颇为巧妙。他说:“我们发觉欧洲现代思想是希腊思想的延续,希腊哲学是现代思想的基础。在欧洲是如此的话,那么,中国为什么不能利用其旧有的基础呢?”

    ①

    循着这一思路,张君劢将儒家思想有利于现代化的成分概括为下述几端:“理智的自主,心的作用与思想,德性学说,宇宙的存在,现象与实体,或者道与气,这些都是儒家思想的基本观念,我们为什么不敢说它们可以被用来复兴中国思想呢?”

    ③

    且不说张君劢对西方近代历史的理解有误(因为欧洲现代思想并非希腊思想的延续,希腊思想亦非现代思想的基础)

    ,就是在中国传统思想里,他还是没有找到传统与现代化的结合点。理智的自主,心的作用等等,虽然现代社会不可或缺,但这些东西并不一定要从古代文化中去发掘人们才可拥有。既然按照他的说法,这些东西是人人所固有的和共有的,不受时空限制,那么还有什么必要从古人那里去寻找呢?

    还有什么必要复兴儒学呢?

    当然,对于此种逻辑上的矛盾,张君劢自己是没有察觉的,他所坚信的只是:“儒家思想的复兴并不与现代化的意思背道而驰,而是让现代化在更稳固和更坚实的基础上生根和

    ①③《中西印哲学文集》,第5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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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

    ①

    我们说,尽管张君劢写过《新儒家思想史》等著作,作过环球演讲,试图用宣传儒学价值的方法来获得人们对它的认同。

    然而在形而上的层面上,他的努力并不是很成功的。

    虽然他有着厚实的西学底子,但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理解多少显得有点零散、拼凑、不系统。相比之下,他的政治学说以及他为寻求中国社会的政治发展之路所付出的行动,则要美妙得多。他不仅将儒学传统与现代民主政治拉到一块,而且还为未来中国构想了一幅“修正的民主政治”的蓝图。

    张君劢常以“不因哲学忘政治,不因政治忘哲学”自况,足以体现他的学思方向对政治有着格外的关注。他早年的科玄之争,表面上看似乎与政治无关,实际上正是他的政治学说的哲学表达。这在于,张君劢虽然得益于倭铿和柏格森的哲学,但又深感到他们的思想一味诉诸直觉洞彻,不免失了思想之常态。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倭氏柏氏提倡自由意志,行动,与变之哲学,为我之所喜,然知有变而不知有常,知有流而不知有藏,知行动而不知辨别是非之智慧,不免为一幅奇锋突起之山水,而平坦之康庄大道,摈之于视野之外矣。

    倭氏虽念念不忘精神生活,柏氏晚年亦有道德来源之著作,然其不视知识与道德为文化中之静定要素则一也。“

    ②

    由于看到了倭氏柏氏哲学的片面性,张君劢才将其学思

    ①《中西印哲学文集》,第596页。

    ②《中西印哲学文集》,第44—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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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依据,立基于康德哲学之上。因为康德不仅在知识论方面给予了合理的解释,而且将知识与道德并重。正是从康德哲学里,张君劢看到了中国传统学术的意义所在。他说:“二三百年来,西欧人之心理上但知侧重知识,且以为知识愈进步,人类幸福殆无止境。然自两次大战以还,欧美人深知徒恃知识之不足以造福,或且促成世界末日,于是起而讨论科学之社会的任务。伸言之,知识之用,应归于利人而非害人,则道德价值之重要,重为世界所认识矣。经百六七十年前之康德,除著《纯粹理性》一书批判知识外,同时又有《实践理性》一书,说明道德之由来。康氏二书并重,与儒家之仁智兼顾,佛家悲智双修之途辙,正相吻合。”

    ①

    张君劢从康德的道德哲学里,认识到人是目的,而非工具或手段。也就是说,人类有其独立的人格,政府应在尊重公民人格的基础上立法或行政,不得视之为草民,为奴隶。

    因为公民独立人格乃是生而有之的,即天赋人权,任何人也没有权力不尊重别人的人格与尊严。

    所谓民主政治,“就是以人的尊严,天赋人权之理,来推翻当时的专制政治,建设合于人类尊严的政治,从人的尊严,发生人的智慧,人的辨别,人在政治中的地位”。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是没有民主政治可言的,更无“天赋人权”思想。然而,张君劢为了使中国的儒学与民主政治接轨,和为了凸显儒学在未来社会的价值,却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民主自由思想,甚至断言,西方人的近代民主政治

    ①《中西印哲学文集》,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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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从中国人这里传过去的。请看他的一段表述。

    “国人亦知此学说之何自而来乎?西方近年经专家研究后,乃知其来自儒家。自天主教之十字会中人来华,读孔孟之书,以腊丁文之译本寄欧洲,其在吾国,但发见天理说,人性说,而不闻有神示说,于是理性说大行于欧洲,乃有华尔氏康德氏凭理性以批评宗教者,亦有以理性立伦理学之基础者,继而以理性说推广于政治组织者,乃有天赋人权说。曰人群所以为治安计,乃组织政府,此政府所以为人民服务者,应守一定界限,不可使用暴力,不许人民使用暴力,而人民自身为此团体之主人翁,应以平等自由之地位,制成法律,为政府为人民所共守,如是乃有治,乃有安全,乃有平等,乃有自由之可言。其说之由来,得之于孟子告子上篇之语:‘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

    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西方人读此文者解之为世间的万事万物,既有定制,而此定制出于人之秉赋,此为道德,此为理性。由是而推广之,乃有理性宗教论。乃有理性政治论,即天赋人权。乃有学术中之自然定律论。而杰弗逊留法时,已有此文,及其归也,乃著之于独言宣言之中。可知天赋人权,自为吾家旧物,遗留于海外二三百年之久,今可如游子之还乡矣。彼西方既采儒家言以建立其民主,吾何为不可以西方民主还之于儒家乎?“

    ①

    这段长长的文字之所以有必要全部引出来,在于它充分

    ①《中西印哲学文集》,第3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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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映了许多新儒家的一般心态,只是张君劢格外极端罢了。

    在他看来,“天赋人权”不仅是“吾家旧物”

    ,而且还远销到西洋各国。他们的民主政治就是依靠我们这“吾家旧物”发展起来的,连美国的《独立宣言》也是以《孟子》为蓝本的。更有甚者的是,张君劢认为,非但西方人的民主政治渊源于中国,他们近代所有的文明成就都是建立在中国儒学的基础上。

    因为在他看来,西方近代文明由三个运动而来,一是宗教改革,二是科学技术革命,三是民主政治。

    在上引的文字里,他把这三个运动都归之于中国儒学的促动。

    读了上引的这段文字,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由于对儒学的偏爱,张君劢以至欠于理性的思考。为了强调传统同现代化的关系,他认定西方现代思想直接来源于希腊哲学,进而推断,西方人可以从古代希腊挖掘文化宝藏,中国人自然可以从孔子与孟子的学说里寻找立国之道。有时候,他又明确表示,近代西方文明直接发端于文艺复兴。

    1948年,他在成都大学的演讲中就曾明确说过:“我们知道现代的文化由三个运动而来:第一,宗教改革;第二,科学发展;第三,民主政治。这三个运动大家又知道是欧洲文艺复兴‘人的发现’而起的。所以讲‘人的发现’,是因为中世纪只迷信神道,置‘人’于一边不顾,从‘人的发现’之后,于是乎当时许多文学家歌颂人的伟大,人的乐趣,从此以后,渐知人是顶天立地的,有自身价值的人。人有其心思,有其才力,可以辨别是非,明白真伪,而且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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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值,绝不是君主专制政体所能抹煞掉的。“

    ①

    即是说,在张君劢的表述里,西方文明的来源有三个。

    至于什么场合采用何种来源,则视他自己的需要而定。这种“六经注我”

    的作法,在许多新儒家那里都有表现。

    正惟这样,他们的整个文化主张才常常给人自相矛盾的印象。

    正因为张君劢从中国儒家学说里找到了民主政治的思想传统,所以他的政治哲学及政治实践大多是本着儒家的思路进行的。

    十月革命以后,张君劢曾一度对列宁的社会主义表示过好感,认为“列宁不徒公产主义之理论家,乃具有大领袖之资格者也”。

    ②然而时过不久,他便开始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反感起来,认为“马克思想以阶级作大的横断去打破民族国家的纵断,是一种迷梦”。

    ③同时,在张君劢看来,把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搬到中国来,也是不适应的。因为中国国民深受封建专制政治的压迫,民主意识差,不可能走议会政治之路。

    而且,西方民主政治建立在经济放任主义的基础上,说到底还是富人们的政治。为此,张君劢提出一个“修正的民主政治”的方案,他称之为“超越独裁政治与议会政治外”的“第三种政治”。

    “修正的民主政治”

    的核心内容,就是把重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倒转为将国家利益先置于个人、党派利益之上,并认

    ①《中西印哲学文集》,第245页。

    ②张君劢:《读六星期之俄国》,《改造》第3卷第1号。

    ③张君劢:《我们所要说的话》,《再生》杂志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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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个体自由的发展是为国家服务的。在张君劢看来,这“修正的民主政治”相对于西方的民主政治,既可以“去其偏枯,救其过甚”

    ,克服议会民主政治政治效率迟缓和政治力量分散的弊端,还可以消除多党纷争和一党专权的毛病,使其更适合于中国的民情国情。因为张君劢深深感到,国家权力与个体自由这两者,“但言乎分配得当,则为一个难题”。也就是说,在中国这样的社会里,很难把国家权力与个体自由摆在平衡的位置。只有先强调国家权力,个体自由才有保障。

    张君劢这种“修正的民主政治”

    ,又称之为“国家社会主义”。他在《再生》杂志第1卷第2期所刊的《国家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一文中,明确指出:实现民主政治有两个条件,一为国内的安定环境,二为国民独立自由之心态。而这两个条件只有在国家社会主义的体制下方可具备。在此种体制下,政治上实行“专门化,稳定化,敏活化,统一化”

    ,经济上采取计划经济形式,并使人人都受教育。

    张君劢认为,只有这样,民族才有生路,国人自由才有保障,社会公道方可维护,政权更替才会顺当。

    很显然,张君劢这种“修正的民主政治”

    ,基于儒家的政治学说。孟子就曾说过:“天下乌乎定?曰定于一”。这“一”原本是大一统的思想。然而,张君劢将“民主”二字嵌在里面,美其名曰“修正的民主政治”。

    如果问,在这种政治里,既有国家“一”的功能,那么国民的“民主”如何得以落实和得以体现呢?尤其是,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必将全国财产归国家所有,从而对社会生产实行超经济控制。如果这样,又如何能够保障执掌国家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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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不会利用手里的权力对民主政治构成威胁呢?对于此类问题,张君劢不可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他的答案只能是从《孟子》中来,即民贵君轻思想和“国人皆曰可杀,然后杀之”的理想。但问题是,如果现代民主政治再按照孟子的设想而贯彻,为什么两千多年来的中国人一直处在专制主义压迫下呢?如果儒学传统里早就有了民主政治的宝藏,为什么它的外王又恰恰不是民主政治而是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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